王久良：艺术要与社会生活有关

　　艺报：你为什么选取了垃圾作为你创作的题材？

　　王久良：每一件事情的生成都不是突然的，它的产生必定有深刻的原因，这与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生存的背景都是有关系的。当我在搞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就在寻找特别纯净的自然环境，但是我发现无论哪里，即使是我小时候生活的，特别偏僻的乡村，也再也找不到不带一点工业文明痕迹的地方。家乡的这一幕迫使我主动去思考：一瓶产自意大利的农药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山东的一个小乡村里的，这意味着什么？最终我明白了这种垃圾增长的现象说明工业文明已经触及了农村，破坏了生态，最终体现了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是垃圾引发了我的思考，因此，我决定选用垃圾这个题材。

　　艺报：你说你过去搞艺术性创作，怎么突然转变了主题？

　　王久良：事情的生成不是突然的，转化当然也不是突然的。我在平遥拍片子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业内一派风花雪月，大家都在玩自己的，与社会基本脱节了。我进而想到自己的作品，那些过去的艺术性创作，它们处在虚无缥缈的另一个世界中，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微弱。然而，我们所处的世界却是在不停地变化着，风起云涌地变化着。当我发现我的作品与这个社会，与这些变化没有关系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很痛苦，加之我对家乡的垃圾有所感触，于是我就将我想“转型”、将改拍垃圾的想法告诉了鲍昆，鲍昆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于是我就更加坚定了信心拍这组《垃圾围城》。

　　艺报：你的作品引起了社会各界—不只艺术界，还包括一些建筑业，环境业的强烈的反响，面对这些，您有什么新的感触？

　　王久良：我的作品展出后，很多人误认为我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其实，我只是一个摄影师，我并不希望披上公益事业的光环，我只是单纯地希望能通过摄影，通过艺术，来参与我们的社会，让艺术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发挥它的重要力量。

　　艺报：我其实也见过很多拍环境污染的片子，例如水污染、白色污染，但是都没有像你的《垃圾围城》反响这么大。

　　王久良：我想一部好的片子要具备两个基本的要素。首先要看摄影师的态度是不是真诚，是否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经历，是否在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创作。其次是艺术家驾驭艺术语言的能力，能够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讲清楚别人想听却听不到的东西。我认为我的作品就付出了我的真心和精力，同时，我对我的拍摄技术很自信，我自认为清楚地表达出了我的想法。但是我认为我的作品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要素在里面，就是我的作品与社会的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既不超前也不滞后，正好反映了当下的社会问题。

　　艺报：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王久良：《垃圾围城》仅仅呈现了一个现象，我把这个现状呈现出来，无非是想让大家认识它，尝试找到解决它的办法，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尝试多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垃圾围城》只是一个契机，相似的东西我会一点一点地进行。我想做一系列类似垃圾围城的题材，从社会不同的角度去阐述社会问题，我下一步准备做“超级市场”。“超级市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狭义的supermarket，另一个是指我们当下的消费社会。我想我们毕竟处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社会的问题我们是绝对不能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