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拍“肿瘤君”目的不是煽情，而是珍惜

　　目前为止“肿瘤君”的票房是1.95亿。这是继《捉妖记》之后又一部成功的华语电影，很明显，这给中国电影工业又打了一剂强心针，并不是非要美国大片，中国的电影也能产出票房。对于这部电影的新人导演韩延来说，这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事，但是除了票房之外，韩延更在意的是怎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更好的陪伴家人。

　　懂得珍惜，一切都还来得及

　　在去看《滚蛋吧！肿瘤君》之前，好友都提醒说记得带好纸巾！于是小编信以为真，谁知道全程下来只有熊顿扑在妈妈怀里说：“妈，你知道我银行卡密码吗？”那个片段鼻子酸涩却是想哭还是没有哭出来。或许是母亲大人健在，还可以想办法陪伴家人；或许是类似炒作太多，对于这样的煽情已经可以忍耐；或许是自己已经默默决定明天就开始健身……总之，一切都还来得及。

　　新报：很多人看这个电影都哭了，特别是后面哭的很厉害，作为导演整部电影里哪个镜头最让你感动？

　　韩延：嗯，我记得在拍部戏的过程中，我哭的最凶的一次就是看完剧本。其实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是希望大家笑着离开影院，而不是刻意的去煽情，去让观众哭去骗观众眼泪，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的初衷。虽然大家可能最后会被熊顿的故事打动，觉得可能是因为她把大家都带入到剧情里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打动是一种悲情的渲染。包括它的漫画的启示也是这样，我在看她的漫画的时候她其实从来没画过一点特别煽情的东西，但是我就看着看着就会被打动，会感动，就会热泪盈眶，这是熊顿的魅力所在。这个电影从剧本上改变了他的原著很多东西，但是漫画的精神和质感我们还是传承下来了的。

　　新报：其实我个人是看到她在妈妈怀里那一段开始哭的，并不是哭的那么厉害。

　　韩延：对，其实那个片段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能珍惜一切，就是趁还能都在的时候。这个电影在拍的过程中，我听说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生活节奏快，得了一些我觉得本应该不是这个年龄该得的一些病。甚至有朋友还说他们身边的一些人年纪轻轻的，可能因为心梗或者脑溢血就去世了。我们本该喝喝酒聊聊青春的这一代人，现在突然要开始学会面对这个生与死的问题，可能很沉重，但是事实是我们也差不多到了这个时期了。好多看过的人都说从明天开始我开始健身了，或者从明天开始我要每天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

　　新报：就是在结局的那个地方，熊顿自己主持葬礼。这个是剧本创作吗？

　　韩延：这个是剧本创作的，但是真实发生的其实也在电影里。熊顿说“妈我再也不会疼了”，这句话是熊顿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拍摄现场有拍两个方案，一个是什么也没有说就结束了，然后另一个方案是，她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最后剪辑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熊顿最后说出这句话。

　　笑笑哭哭才知道人生世事无常

　　其实当初熊顿的这部漫画《滚蛋吧！肿瘤君》刚刚出道的时候，作为还是无知小女生的小编一度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无聊的病人的消遣而已。谁知过了没多久就听说作者去世，然后……那个时候看看笑笑却不觉得悲伤，现在笑笑哭哭才知道人生世事无常。

　　新报：这个是熊顿画的漫画，所以这部电影他们家人有参与吗？后期的话有意见吗？

　　韩延：这个电影拍完之后，熊顿的父亲在熊顿的老家松阳包场了，他买了五十张票把熊顿的亲朋好友同学都请了去看，然后他发了一篇长文。长文里他首先肯定了这部电影，也肯定了白百合的表演。他觉得百合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百合看到这个熊爸的这个评论也非常非常兴奋。他们（熊顿家人）已经都看过这个电影了，而且这部电影拍的过程中其实熊顿的她生前好友王昀律师，也是她的版权的律师，一直在现场陪着我们。很多片段其实王昀律师很早就看过了，然后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那个代表熊顿家人的一些观点。

　　新报：熊顿你见过她本人吗？在现实生活中她和白百何区别大吗？

　　韩延：熊顿这个故事的剧本其实在三年前就在写了，那时候熊顿病情已经开始好转，我们的版权方，也是我们的制片人唐娟那时候已经跟熊顿在一起工作了半年。不过在第一稿剧本之后她病情恶化，突然就去世了。所以我接到剧本的时候，熊顿已经不在了，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当时熊顿在的时候，她其实有过一个设想，是想跟我们一起拍这部电影，然后她在剧组里面每天画一幅漫画，然后最后出一个合集，叫《滚蛋吧，导演》之类的，她做过很多设想，拍这部电影也是她的一个愿望。

　　新报：有人说吴彦祖就是拿来给白百何当绿叶的。

　　韩延：我发现这个梁医生在漫画里面的章节其实并不多，但是虽然在章节不多的漫画里面梁医生被反复提及到了帅和男神的这个这个词汇。我当时就想要找一个能够大家公认的男神来出演这个角色，谁能达到这个标准？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吴彦祖。然后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给吴彦祖发了剧本。结果他也是被熊顿的精神所感动，然后顺利接拍了这个电影。吴彦祖看完这个剧本他知道了梁医生的重要，他知道这个梁医生戏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知道在这个电影里面起到作用确实很大的，因为他是熊顿的最后一段时光里的精神支柱。

　　文|本报记者 陶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