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序
- 来源:书屋
- 关键字:方法,启蒙,文学
- 发布时间:2010-08-23 13:51
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也绕不过去“五四”的，那段历史还不到百年，可是已经模糊不清，许多往事已被悬置在学院的话语里。一种是静静的学理的演绎，一种是带着生命体验的思考，那些存在早已变成碎片闪现在不同的群落。我总觉得“五四”的文化对今人有着隔膜的地方，我们现在已不太易理解那时候的语境了。学院派的研究虽已很多，但多是学理层面的思考，似乎与当下的生命体验没有关系，那就真的不易走进那代人的心里了。
我读到姜异新的论著，被一些段落吸引了，觉得是用生命书写的文字。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这三次启蒙运动的把握带有复杂的心绪，对启蒙主体精神的嬗变、启蒙策略的缘起与调整、启蒙话语的奠基与流变等等进行了极具纵深感的文化比较。作者首先对“启蒙”这一词汇追根溯源，从中发现中西思维方式源头上的差异，然后将中西启蒙运动视为两种不同的动态过程，大胆破除各自的启蒙神话，最终从人类主体的高度总结出启蒙的本质乃是一种自主质疑式的辩证思维方式。她以此为方法切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革新高潮，从中探究其现代转型的内在理路，特别对经典作家作品的个案进行细致的个性化解读。然而，她又不断的警惕自己会陷入自我设置的话语圈套，又以文学情感和审美的思维回切抽象的启蒙运动，从中挖掘出二者一系列内在性的多重关系。我知道，质疑的力量已经使她在打量任何历史现象时都不断地解构和否定自我，这种对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把握是有独到的学术眼光的。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中国三次启蒙高潮和文学革新的跳跃式史论，也可以说是将五四新文化置于更绵长、更宏阔、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分解叙述，是在对晚清溯源与当代接续的思想流里寻找矛盾和统一的常新话题。“五四”的过程和后来的结果，有很大的歧义在，启蒙自然也遭遇了不同理念的解构。当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用西方的理论召唤国人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是不曾怀疑的。那代人追求的是确切性，他们相信自己在把黑暗的存在抵挡在信念高墙的外围，但也有鲁迅那样的怀疑和周作人式的犹豫，精神的路向是不同的。这是历史的复杂性，还原这一复杂的语境，不克服思维的惯性是不行的。
新文化的出现，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清理旧物，对传统进行另类的打量。进击与抵抗者的关系，也缠绕着其间，启蒙的对面是安于现状，或是保守主义的寻求旧梦。陈独秀、胡适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打碎旧的营垒，建立一个新的园地，他们在与旧势力对峙的同时，把自己的园地扩大了。启蒙的过程，也是新我建立的过程，至于民众能如何理解，那他们并没有多少把握的。陈独秀很快转向政治的道路，大概也是觉得，书斋里的革命总不能改变民族的命运的。姜异新从其间发现了诸多悖论，本书生动的地方大概在这里。
姜异新对鲁迅承受痛苦与陈独秀的难以抹杀的神性之维的描述，有自己的视角。对其中的复杂性的勾勒是细致的，这使我联想起许多难解的精神。谈到启蒙，鲁迅的存在总是与这个话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地方。他与胡适的自我设计完全相反，或许这也是他经常奚落对方的原因之一，他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胡适话语之外，并非是消解启蒙，可能有着启蒙之外的更复杂的认知之维，而他对自我的怀疑的目光可能更接近于胡适、陈独秀所期盼的目标。然而那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但鲁迅在关于国民内心的把握上，和康德的理念多有契合之处，他一生猛烈攻击的民族劣根性，在逻辑的延伸部分，是可以贴近康德的话语的。竭力鼓吹启蒙理性的胡适，倒是在精神的高度上，远逊于鲁迅，自然和康德的理念也是有着遥遥的距离的。
如果按康德的理解，启蒙是对人类的不成熟的穿越，那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大概都带着稚气，他们自身也难说都成熟的。只要我们看那时候说话的随意、有时的偏激，都可以感到并非什么圣人。如果不是文学的加入，在创作中增加了一些悖谬的体验，彼时的理论也许是孤独之舞，少了几多色彩。所以姜异新把文学与启蒙互为方法来考虑，从文学的多样性与质疑的力量里发现精神的丰富性，就含有了力量。“五四”在后人的解释里越来越复杂，各种可能都被注意到。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自然地、无伪地与世界交流，与自我交流，与上苍交流。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等人在那时候把古老的世界颠覆了。
在革命遭到冷落的今天，启蒙的话语被各种复杂的理念所纠缠。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启蒙吗？这是个被无数人提及的追问。在多种可能存在的时候，“五四”的遗产真的显得特别。我们对它的表述受到了后来变迁的政治语境的暗示，要回到过去，真的难之又难。姜异新的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自己也陷入悖谬的苦思里。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回到“五四”，而是是否还拥有“五四”那样的热情和人类的关怀。人的困境是几千年来未了的存在，启蒙也好，革命也好，多是对困境的突围。而我们凝视那一段历史，倘能搅动惰性的思维，向着困苦挺进，那么，研究的光热总会照耀着精神的阴影。我们在阴郁的世界徘徊得太久了。
新文化运动是个夭折的产儿，惜乎未得壮大。我们的民族习惯于在漫长的单一境地里存活着，而“五四”却是灵光一现，那么多奇异的精神图景闪现着，随后便一点点消失了。我们毕竟拥有过它，并且因之而有了无尽的谈资。解析它的过程，才会知道已与我们今天一些平庸的生活是的确不同的。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穿越在“五四”未尽的情境，且有所发现，那样的研究，不仅是学理的愉悦，也有人生的愉悦的，姜异新自己的体验，一定比我们更深。在“五四”的余荫里，我们才知道，追踪那种美是艰辛而幸福的。
（姜异新：《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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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姜异新的论著，被一些段落吸引了，觉得是用生命书写的文字。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这三次启蒙运动的把握带有复杂的心绪，对启蒙主体精神的嬗变、启蒙策略的缘起与调整、启蒙话语的奠基与流变等等进行了极具纵深感的文化比较。作者首先对“启蒙”这一词汇追根溯源，从中发现中西思维方式源头上的差异，然后将中西启蒙运动视为两种不同的动态过程，大胆破除各自的启蒙神话，最终从人类主体的高度总结出启蒙的本质乃是一种自主质疑式的辩证思维方式。她以此为方法切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革新高潮，从中探究其现代转型的内在理路，特别对经典作家作品的个案进行细致的个性化解读。然而，她又不断的警惕自己会陷入自我设置的话语圈套，又以文学情感和审美的思维回切抽象的启蒙运动，从中挖掘出二者一系列内在性的多重关系。我知道，质疑的力量已经使她在打量任何历史现象时都不断地解构和否定自我，这种对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把握是有独到的学术眼光的。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中国三次启蒙高潮和文学革新的跳跃式史论，也可以说是将五四新文化置于更绵长、更宏阔、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分解叙述，是在对晚清溯源与当代接续的思想流里寻找矛盾和统一的常新话题。“五四”的过程和后来的结果，有很大的歧义在，启蒙自然也遭遇了不同理念的解构。当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用西方的理论召唤国人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是不曾怀疑的。那代人追求的是确切性，他们相信自己在把黑暗的存在抵挡在信念高墙的外围，但也有鲁迅那样的怀疑和周作人式的犹豫，精神的路向是不同的。这是历史的复杂性，还原这一复杂的语境，不克服思维的惯性是不行的。
新文化的出现，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清理旧物，对传统进行另类的打量。进击与抵抗者的关系，也缠绕着其间，启蒙的对面是安于现状，或是保守主义的寻求旧梦。陈独秀、胡适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打碎旧的营垒，建立一个新的园地，他们在与旧势力对峙的同时，把自己的园地扩大了。启蒙的过程，也是新我建立的过程，至于民众能如何理解，那他们并没有多少把握的。陈独秀很快转向政治的道路，大概也是觉得，书斋里的革命总不能改变民族的命运的。姜异新从其间发现了诸多悖论，本书生动的地方大概在这里。
姜异新对鲁迅承受痛苦与陈独秀的难以抹杀的神性之维的描述，有自己的视角。对其中的复杂性的勾勒是细致的，这使我联想起许多难解的精神。谈到启蒙，鲁迅的存在总是与这个话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地方。他与胡适的自我设计完全相反，或许这也是他经常奚落对方的原因之一，他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胡适话语之外，并非是消解启蒙，可能有着启蒙之外的更复杂的认知之维，而他对自我的怀疑的目光可能更接近于胡适、陈独秀所期盼的目标。然而那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但鲁迅在关于国民内心的把握上，和康德的理念多有契合之处，他一生猛烈攻击的民族劣根性，在逻辑的延伸部分，是可以贴近康德的话语的。竭力鼓吹启蒙理性的胡适，倒是在精神的高度上，远逊于鲁迅，自然和康德的理念也是有着遥遥的距离的。
如果按康德的理解，启蒙是对人类的不成熟的穿越，那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大概都带着稚气，他们自身也难说都成熟的。只要我们看那时候说话的随意、有时的偏激，都可以感到并非什么圣人。如果不是文学的加入，在创作中增加了一些悖谬的体验，彼时的理论也许是孤独之舞，少了几多色彩。所以姜异新把文学与启蒙互为方法来考虑，从文学的多样性与质疑的力量里发现精神的丰富性，就含有了力量。“五四”在后人的解释里越来越复杂，各种可能都被注意到。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自然地、无伪地与世界交流，与自我交流，与上苍交流。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等人在那时候把古老的世界颠覆了。
在革命遭到冷落的今天，启蒙的话语被各种复杂的理念所纠缠。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启蒙吗？这是个被无数人提及的追问。在多种可能存在的时候，“五四”的遗产真的显得特别。我们对它的表述受到了后来变迁的政治语境的暗示，要回到过去，真的难之又难。姜异新的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自己也陷入悖谬的苦思里。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回到“五四”，而是是否还拥有“五四”那样的热情和人类的关怀。人的困境是几千年来未了的存在，启蒙也好，革命也好，多是对困境的突围。而我们凝视那一段历史，倘能搅动惰性的思维，向着困苦挺进，那么，研究的光热总会照耀着精神的阴影。我们在阴郁的世界徘徊得太久了。
新文化运动是个夭折的产儿，惜乎未得壮大。我们的民族习惯于在漫长的单一境地里存活着，而“五四”却是灵光一现，那么多奇异的精神图景闪现着，随后便一点点消失了。我们毕竟拥有过它，并且因之而有了无尽的谈资。解析它的过程，才会知道已与我们今天一些平庸的生活是的确不同的。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穿越在“五四”未尽的情境，且有所发现，那样的研究，不仅是学理的愉悦，也有人生的愉悦的，姜异新自己的体验，一定比我们更深。在“五四”的余荫里，我们才知道，追踪那种美是艰辛而幸福的。
（姜异新：《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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