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那年 跨越三十年 x 四代科班生的校园生活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亲民，谁都有机会成为专业摄影人，对于科班出身的知名高校摄影系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也许不是某一门课程，而是匆匆那些年留在他们记忆里的校园生活和那种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

　　摄影系的学霸理科生

　　在上世纪80年代，开设摄影专业的高等学府少之又少，最为著名的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这里教授的摄影课程也基本以新闻摄影为核心，著名的新华社战地女记者黄文是当时摄影系里招收的为数不多的理科生之一。

　　想进新华社的理科女生

　　1985年，人大新闻系想招一些理科的学生定向培养为经济或者科技类的记者，于是，高考前几个月，在人大附中就读高三的理科女黄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大的新闻摄影专业，因为有个好朋友说过“在中国想搞新闻，第一把交椅就是新华社。”用黄文自己的话说：“ 我就为了这一句话，告别了自己想当科学家和技术员的梦想，放弃了去清华北大当理科生的愿望，当时连摄影是什么，我到底喜欢不喜欢摄影都没有认真想过，就一猛子扎进来了！”

　　“选错专业”的学霸姐

　　黄文在大学时代有一个外号叫“小疯狗”，那时候的她梳着一头长发，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天在校园里奔波，她是个“听课有瘾” 的学霸，不但本专业的摄影史、基础理论、美学、文学、逻辑学、哲学节节不落，就连外系的选修课《唐宋八大家》都学得很好。她从不翘课，能一星期上三十六节，最多的时候一天十个小时，从早八点到晚十点，全系一百多学生，她修的学分是最多的。

　　上课和摄影是两回事

　　尽管黄文在学校里始终以学霸的身份出现，但是理科生出身的她似乎更擅长逻辑思维，却无法改变她自身的一个重大缺陷：不会用视觉语言来表达自己。有次老师留的作业是“夜景”，她硬着头皮拍了一张校园下的灯光。结果点评作业的时候老师拿着一张作品说“你们有的同学交作业交得很不像样，我都没法给照片打分。”尽管当时老师没有点名，可是黄文知道，那张没法给成绩的作业就是自己的。

　　胶卷永远是稀缺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摄影的学生一卷135胶卷要用两个星期，记得有个同学学摸剪，就是在黑袋里把拍过的那一段先剪掉冲出来，因为操作不熟练，就把快门线给剪掉了。虽然有些胶卷企业和学校有合作，但是一个学期能用上一次彩色正片就很奢侈了，当时不少黑白的胶片也都是买的大盘片，用已经用过的胶卷盒卷进去，那个年代的学生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很有点“艰苦奋斗”的意味。

　　8年后才成摄影记者

　　黄文进了新华社以后，发现除了当摄影记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岗位叫做图片编辑，虽然拍照片不是很擅长，但是她特别会看照片，欣赏、判断、编辑的能力很强。对一个摄影编辑来说，最好的奖赏就是一个记者可以放心地把胶卷交给你，完全信任你的判断力。“可是年轻人有虚荣心啊，当图片编辑，你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图片后面。”1997年，新华社派人驻外，黄文成了新华社驻德国记者，正式走上新闻记者的道路。“给你一个好机会你怎么也能拍出好照片，更何况是一个极端的生存条件之下，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摄影记者，至少不是一个天生的摄影记者。”新闻摄影对摄影师在技术上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对于自己的成功，黄文一直归结于“时势造英雄”。

　　记忆的“增值”

　　谈起大学时代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黄文说应该算是毕业前大家一起去颐和园游园的合照，那时候大家玩儿得很疯，一起爬山一起划船，还有同学掉进了昆明湖，那张照片记录下了她和同学们激荡的青春，也记录下了充实的大学生活。时光流逝，有的同学已经不在了，很多照片当时拍了没什么感觉，过几年再看，就特别感慨。她说照片是一种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是增值的，数字化彻底改变人的生活，这个改变首先就是在摄影上，它淡化了摄影的权威性，信息的易得让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摄影的魅力并不会因此淡化，那些和摄影相关联的青春也永远激荡在生命之中。

　　黄文 1985-1989 中国人民大学

　　没见到黄文的时候，我有点惴惴不安，这样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摄影记者。不过真的和她坐下来聊天，才发现黄文说起话来一点没有颐指气使的霸气，她的声音亲切又富感染力，语言中透着干练和感性，表达异常清楚，整个一小时的采访中，连语气助词都很少使用，因为用词准确，使得她在相同时间内传递出来的信息量大概是常人的两到三倍。

　　20世纪90年代 用艺术的眼光学摄影

　　上世纪90年代，摄影已经不再是新闻类高等院校的专属教育课程，一些艺术类院校也开始陆续有了图片摄影专业，而鲁迅美术学院便是最早的一所，当艺术生遇见摄影，会擦出怎样的浪漫主义火花呢？

　　摄影并非第一志愿

　　于东东初中的时候就喜欢摄影，家里有好多相机和镜头，没事就摆弄摆弄，但是没有真正钻研过。他从小喜欢画画，1993年，当时还在职高学美术的于东东提前一年就试着去参加鲁迅美术学院实用美术和服装设计的专业考试，当时成绩不错，但因为职高不能考大学，于是他决定从职高出来找个普通高中补习文化课，那时候，他是一心奔服装设计专业去的，可是指导老师劝他考大学要多手准备，于是他又同时报考了摄影专业。没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行为却改变了于东东的一生。

　　用美术的标杆衡量摄影

　　鲁迅美术学院是我国艺术类院校里第一个开设摄影课程的学校，那时候的专业考试都是笔试，考试内容除了传统暗房的知识，显影液定影液的配方，化学成分的作用和功效外，还要和绘画专业一起考素描色彩。因为那时候摄影系是新生事物，所以摄影系的考核项目都是参照着美术系的标杆来，这和当时早期开设摄影专业的其他艺术学校一样，都从美术专业的考核教学经验中摸着石头过河。

　　学摄影是个费钱的专业

　　美术类院校的课程都很有意思，无论教学还是学习都是开放性的，让学生自己创造比死记硬背有趣多了，不过摄影是个费钱的专业，无论相机还是胶片都是自己买，虽然学校和一些企业有一些合作关系，买胶片比市面上的价格便宜一点，可是摄影不仅仅是胶片的消耗，相纸也消耗量巨大，那时候，有钱的同学已经买了美能达和有着一代神机之称的尼康FM2，而于东东用的则是国产的珠江相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台便宜、扛造、还能使用理光镜头的国产神器。”

　　盲从老师的狂热期

　　刚开始学习，和所有初学者一样，看到什么拍什么，有时候跟着老师去实习，老师举起相机，学生也举起相机乱拍一通，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他们那时候并不知道老师常常只是从取景器看看并不按下快门。经过了这种毫无目的的狂热创作阶段后，于东东意识到“什么都能拍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拍”他开始垂头丧气，该拍什么，怎么去拍成了那候横亘在心里最大的问题。

　　一部短片引发思考

　　大二的时候，于东东从狂热的拍摄状态下抽身出来，开始看书。恰恰这时候，学校开了一门影视类的课，老师在课上给大家看了一个十分钟的短片，看完之后问：“这个短片用了几个镜头？”当时大家都傻了，因为所有的同学都被剧情吸引进去，谁会关心用了几个镜头，怎么拍摄、如何切换这样的技术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让于东东认识到了，作为一名摄影师，看待一个视觉作品，不能用普通人的视角，不应该仅仅关心故事情节，而是要理性和学术的方式去了解和分析。同时也悟到了，艺术和创作型的东西也是要有学理性知识的支撑，这个课程带给了他深刻的思考，不论在摄影还是绘画的方面对他都有不小的启发。

　　用开放的心态面对当今影像

　　大三大四阶段，数字影像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对胶片摄影有了一定冲击，那时候人们对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拍摄是一种又兴奋又迷茫的心态，当时学校的对外交流不少，德国、美国、香港、日本的摄影学校都会在鲁美开课，当于东东看到大卫·霍克尼的作品，他感觉每个局部都是真实的，但是拼接在一起就是超现实的，他意识到摄影应该不局限于你看到的现实场景，重要的是把感觉表现出来，在画框内的只是引发感触，人们的思考和想象已经脱离了影像本身，艺术没有对错和好坏之分，但是震撼力是分高下的。

　　从课桌后走到讲台前

　　毕业后，于东东在广告公司和动画公司都工作过，后来在辽宁日报做摄影记者，2001年，他又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并且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记者，这个阶段，他开始重新思考绘画和摄影的关系，把黑白摄影和素描联系在一起。思考空间和构成，那些在工作中的疑惑和想法也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好好的研究了。

　　研究生毕业后，于东东到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他发现，现在的学生和他们上学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比较注重自我表达，但是他们的作品观众又完全读不懂。他说这样的情况只能进入职业情境中进行调整。影像潮流的变化是巨大的，虽然现在大家对影像的利用增多了，但是对于影像的尊重和利用的合理性却在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门槛的降低，另一方面，某些媒体对于影像的泛娱乐化的利用，使得观者对于影像的信任度下降。这对于接触传统影像教育的人来说，其实心里点难过，但是现在又必须接受，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未来影像的挑战，就是于东东的影像态度。

　　于东东 1994-1998 鲁迅美术学院

　　见到于东东的时候他正在影棚里拍摄，年届不惑，却一点没有中年人的倦怠神气，镜头前的他又自信又轻松，和摄影师的配合也极为默契，我想，这与他本身从事多年摄影工作和开朗的性格密不可分，或许因为职业的关系，于东东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侃侃而谈，说话不但幽默还充满逻辑。

　　二十一世纪00年代 从胶片走向数码时代

　　2003年是传媒大学第一届图片摄影专业招生，在此之前，虽然一直都有摄影系， 但都是偏重在电视摄像方面的，真正的图片摄影，就是朱清上学的这一届才开始，偏偏这个时候又遇上了胶片向数码转变的时代。

　　多出来的专业

　　朱清考大学的时候不像现在，报名之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相关的资料，那时候只能看前几年的招生简章，拿着2002年简章的他决定报考电视摄影专业，结果报名的时候发现新简章里居然多出来一个“图片摄影专业”。朱清当时专业课成绩第五，他还记得创作考试是老师布置出一个小环境，让他进行静物拍摄，水果、石膏自己摆，给他一个卡片机，拍完之后还要给作品命名。后来想想，老师考命题的用意其实是希望他对摄影思路能有自己的阐述。

　　老师和同学都挺不容易

　　图片摄影专业的学费非常贵，别的专业是五六千，他们一万块，以为交了学费什么都有了，结果老师讲完了课，留作业说下周就要交照片，没相机怎么拍？只好去五棵松买，买完了相机买胶卷，因为当时还没有开黑白暗房的课，所以拍了还要自己花钱去洗。因为是第一届图片摄影专业，所以学校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但是老师们非常认真，也创造了很多的机会外出采风，但这就意味着要调课，协调工作其实是很麻烦的。朱清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老师们很不容易。但通过采风，大家确实在专业上获得了很大的锻炼。

　　干过胶卷盒的酒友

　　上学的时候，脱离父母监督的男孩子们没事儿就聚在一起喝点小酒，他们每次喝酒都带有一种“仪式感”：宿舍中间一个大凳子，旁边放上小凳子，大凳子上面搁着几包花生米，还有一瓶二锅头，似乎那时候也就喝得起二锅头，这看起来和别的大学生喝酒没什么两样，但是作为摄影专业的学生，用的酒杯可就不同了，他们用胶卷盒！这胶卷盒也不是随便什么牌子的都能用，必须用乐凯的，因为乐凯的胶卷盒是透明的，这样，谁喝了多少，剩了多少全都一目了然，便于相互监督，柯达的坚决不能用，因为柯达的胶卷盒是黑色的，看不出来喝了多少。每次启用新的胶卷盒，都用白酒涮涮泡泡，那时候觉得这种方法就能消毒，现在想想，大家每次喝酒的时候每个人端着个透明胶卷盒碰杯畅饮，那画面也真是有专业特色。

　　学校里受欢迎的摄影师

　　作为传媒大学第一届图片摄影专业的学生，他们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不缺模特，而且，都是模特主动上门要求拍照，尤其是表演和播音系的同学。回忆起来，好像摄影系的每个人都给播音表演系的同学拍过照片。有的模特全权信任摄影师，你说怎么拍就怎么拍，还有的模特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在和摄影师进行沟通之后再拍摄。男生喜欢去类似于铁路这样显得阳刚点儿的场景，女生就喜欢去公园，和花花草草合影。拍完照片大家要去暗房冲印，摄影系的暗房在地下室，只有办公室朝南的一个位置有一点小小的窗户，大家每次去上课或者洗照片的时候，都把手机在那个微小的窗口下放一排，冲印照片的间隙就会跑到小窗口那里看看手机。现在想起来，那情形也真是有意思。

　　没有课本的“深奥”学科

　　“我们有个姓李的老师讲构图，当时觉得这门课没什么意思，连书都没有，构图这东西有时候讲得还挺深奥，因为当时大家拍的少，很多时候根本体会不了老师讲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发现构图其实是最受用的科目。那时候觉得拿起相机谁都能拍，在我们心里，曝光准确，焦点清晰最重要，但是后来觉得构图讲的是内容，是形式，构图才是摄影的根本。尤其毕业之后我们很多人做影视，拍视频的时候图片是基础，把图片连接起来就是视频，所以我们这些摄影系毕业的人在进行视频拍摄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构图。”

　　胶片还是数码这是个问题

　　朱清入学的时候正好处在胶片和数字的转换时期，用他的话说，他们是学习胶片摄影的的最后一代了。当年入学的时候大家用的全是胶片机，因为那时候数字卡片机才200万像素，价格要三四千块。佳能的一台数码相机光机身就将近一万，而且镜头都不通用。2004年底的时候，同学中的“富二代”就买了数码单反相机，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同学们的“羡慕嫉妒恨”，原因很简单，当年数码相机的清晰度并不比胶片高，不占有任何优势，不过，“胶片还是数字”的讨论从入学就始终没有停止过，胶片相机始终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占有着稳定的地位。

　　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学校也开辟了数码后期的课程，接触数码相机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数码相机的技术水平也在突飞猛进，单就像素这一点就很快地超越了胶片相机，在立等可见的这个优势上也把胶片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尤其是工作以后，客户着急要看成品，数码相机就能很快达到观看和修改的效果，数码相机慢慢受到了他们的青睐，即便是这样，那群使用胶片相机的人们还是保持着一种拍摄习惯，那就是不会随意地拍摄，而是在相机里调整好一切参数，等待光线，等待瞬间，才会咔哒一下按下快门，这也是在摄影变革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吧。

　　朱清 2003-2007 中国传媒大学

　　80后的朱清已经到了而立的年纪，但是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不少，自己做老板的他话语里透着睿智和自信，但是呵呵笑的时候又让人感觉是个孩子。说起来上学时候的事儿朱清有些感慨又透着快乐。

　　二十一世纪10年代 迷恋传统摄影的90后

　　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专业招生门槛很高，但从高中开始就自学钻研摄影技术的李清源很轻松地就获得了老师的认可，四年的专业教育让他的眼界大开，成为了一名从传统摄影到现代摄影艺术都很精通的技术小达人。

　　爱摄影的理科生

　　李清源家里有一台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傻瓜照相机，那是当年父亲花了两个月工资从香港买回来的，为了这个，妈妈和爸爸还冷战了两个月，可尽管知道相机很“金贵”，李清源还是会没事拍着玩儿，那时候他的脑子里还没有“摄影”这个概念，有的只是“拍照”。上了高中以后，他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一些摄影作品，于是就想办法去找和摄影相关的书来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一个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给他列了一个书单，他说因为自己是学理科的，书上有很多公式，写完了作业，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看那些公式，自己推导一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李清源看书的时候写了好多笔记，没事的时候经常翻看，新旧知识结合很是获益。电影学院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他看过什么摄影书籍，他一一报上名来，主考老师很吃惊：“那都是我们的老教授开给研究生的书啊！”

　　合作中实现全面发展

　　李清源2010年考上的电影学院摄影系，去年才刚刚毕业，对于四年前大学入学考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得当年考试的时候，我是中午最后的一位考生，我考试的时候盒饭都给老师们端上来了，我当时觉得老师真是太辛苦了，大冬天的这么多老师给我一个人面试，中午连饭都吃不上。面试之后考的是模拟现场拍摄，给我一个环境和拍摄任务，在考卷上让我选择何种器材如何用光等等，还有，老师要看我以前拍摄的作品。”

　　摄影系的课程很丰富，人像摄影、摄影史、数字摄影、视觉构成、短片，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很灵活，除了教授基础知识以外，主要教你如何去创造画面。“电影学院的老师特别会引导你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同的老师给大家的感觉很不一样，老师通常给出一个方向，大家向着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去研究。”李清源说：“电影学院的宿舍都有空调，而且熄灯不断电，所以就有了不错的夜聊环境，这个时候同学们的想法经常能碰撞出火花。有的老师很文人气，我们也会在私下里给老师起绰号，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特别融洽的，聊天的氛围很轻松，老师们的作业也很灵活，并不要求你用什么相机，而是很开放的，在框架中完成就可以。”做作业的时候，同学们会互相帮忙，在实践中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再向老师去请教，大家都努力全方位发展，这也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有竞争力的原因，因为他们在合作中各种工种都在练习，是全方位发展的学习方式。

　　还是要搞创作的

　　李清源这一届学生虽然在创作的时候基本用胶片相机，但是学校教学在数字方面开始有侧重，更加开放，同时和海外的交流也更多，他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人如何利用影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且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沟通，关于影像高品质控制，数字摄影系统讲得更多，技术方面也更倾向于数码。

　　说到自己的毕业作业“古典工艺蓝晒”，李清源显然兴奋了起来，眼睛里都闪着可爱的光华，语速也快了很多，他告诉我这是约翰·赫谢尔爵士于1841年-1842年发明的印相法，能产生一种带有蓝白相间的影像，虽然蓝晒不是复杂的工艺，但要做的调子很好，就要对影像品质控制好，在媒材选择和工艺上还是要反复试验，数字中间底的曝光和显影也是大问题。那时候，他每天和同伴沉醉在一堆瓶瓶罐罐的工作台前，享受着那种显影时候的激动心情，他形容着那种感觉：“水一过去，就像电影里的魔术，那种在纸面上燃烧后显现出来的影像，又像一个美丽的姑娘，专门为你化了妆。”

　　回顾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李清源特别感谢老师们的培养，他说现在回头看看自己刚入学时候的作品，简直可以用“惭愧”来形容，电影学院轻松开放的教学方式让他的性格和创作方面都有很大转变，李清源说自己始终在创作中坚守着给被摄者尊严的理念，绝不做“只求有个影儿就行”的摄影师，“还是要搞创作的”是老师给他们的忠告。他也会在未来的影像之路上稳扎稳打地走下去。

　　李清源 2010-2014 北京电影学院

　　李清源不像90后的孩子，他腼腆文静，说话声音也小小的，采访的时候，他一直说自己语言表达能力不强，有的时候，面对我的问题要思考一会再回答，比起那些肆意张扬的同龄人，李清源显得谨慎而安静，他说话的速度很慢，回答问题的时候字斟句酌，仿佛总是要在浩瀚的词语海洋中找到一个“最最最”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肯罢休。

　　文：常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