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读者如果习惯从房龙和杜兰的通俗文学理解传统，就难以体会到日耳曼天命观的阴郁；现代学者尤其喜欢从经济模型和各种数据出发，就更难理解驱动万千群众的魔法力量。
历史必然性的概念经过波普尔和伯林的嘲笑，在当代人眼中似乎已经不大可能从垃圾箱里翻身了，然而当代读者大抵是不读西方正典的，所以没有看出他们的胜利多么廉价。古老的笑林嘲笑锯箭杆的名医，后者坚持说深入皮肤以下的箭头不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波普尔和某些泛自由派的思想家很像这位名医，轻轻松松地践踏僵硬、唯物的现代教条，没有注意到这些残枝败叶现在虽漂浮在水面的泡沫当中，毕竟曾有过自己的树干和树根。他们的陈词滥调发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多神教传统的古老斗争，通向人类记忆无法溯及的蒙昧时代，通过德国古典教育、犹太神秘传统和基督教神学，在马克思的朋友和敌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现代读者如果习惯从房龙和杜兰的通俗文学理解传统，就难以体会到日耳曼天命观的阴郁。现代学者尤其喜欢从经济模型和各种数据出发，就更难理解驱动万千群众的魔法力量。
马克思一系（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包括内外两层，群众宣传和内圈秘传不能直接画等号。马克思的朋友们喜欢在前一种场合将他描绘成一位细致入微的德国教授，毕生都在搜集各种鸡零狗碎的材料，完全依靠理性客观中立的分析，得出了无论高兴不高兴都只能接受的结论。他们在后一种场合，尤其是私人交流和来往信件当中，就会把政治经济学和所有科学的孔雀开屏抛在一边，用马克斯·韦伯和瓦格纳常用的语言说话，仿佛刻意不让读者忘记他们的背景。他们在这时并不讳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末世论框架并非来自经济学和统计学。天命观在希腊罗马异教和犹太基督教的认知图景当中，都有先于具体问题而存在的轴心地位。与其说不同的材料产生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回答；不如说不同的框架产生了不同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提问方式事先就决定了答案可能存在的边界和范围。框架内部的正反论证，其实都会加强框架本身，而框架本身是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内并不讳言，所谓历史必然性就是翻译成政治经济学语言的神学概念。他对《旧约》和犹太经学的精通是一目了然的，许多喜欢用禅宗方式解读《新约》乃至《圣经》全文的现代神学家望尘莫及。“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所谓“卑污的犹太人活动”，就是指英国人想象的政治经济学，以市侩主义和物质主义遮蔽了思想-语言和世界-实践的内在统一性。在巴比伦-希伯莱-布拉格犹太社区的智者传统中，二者的关系相当于E=mc2公式和广岛原子弹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以为爱因斯坦只是一个疯疯癫癫的怪老头，没有山本五十六和摩根索财政部长那么重要，你就是一个市侩物质主义者。犹太人拥有的物质力量一向不是特别强大或显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认为和被认为承担了“选民”的使命。犹太人承受的长期苦难和广为流传的犹太人阴谋论与其说否定了，不如说从反面证实了“选民”理论。
文｜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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