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球事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球事
- 发布时间:2010-09-06 15:53
从1980年苏永舜带队冲击西班牙世界杯开始，中国足球挣扎了30年；从1994年甲A元年开始，职业联赛搞了16年。30载功名尘与土，16年尝试功与罪。中国足球最终以足协两位主席被警方带走，联赛所有球队都难逃假球嫌疑而彻底崩盘。30年的历史证明了，既往的足球发展模式是根本走不通的，在现行的体制之下，仅靠更换主教练，甚至更换足协主席这样的修修补补完全无济于事。
走了一个爱写诗的阎世铎，又来了一个叉腰肌的谢亚龙，走了谢亚龙，又来了一个貌似铁腕治军的南勇，结果一蟹不如一蟹，最后把整个足协给带到监狱里去了。目前在警方控制下的足协官员、俱乐部投资人、球员、教练已经够多的了，再努一把力，伟大光荣正确的足代会就可以在监狱里胜利召开了。
足协的腐败窝案也对既往的足球发展模式作出了宣判，以为几名清官反腐倡廉就能拯救国足是非常可笑的。南勇35岁就出任国家体委的人事司副司长，他会不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吗？2002年，范志毅在世界杯上爆出赌球传闻时，举国震惊，代表足协处理这一问题的就是南勇；2005年公安部和足协联合成立的反赌小组中，成员之一就有南勇，他会不知道赌球问题有多猖獗吗？
足球在中国是什么？
足球在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项目。除了足球本身的魅力之外，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足球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象征，是境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打开眼界看西方的那批精英中喜欢足球的为数甚多。特别是“世界第一运动”的名头，让当时极其渴望和世界接轨的中国人格外重视足球。中国人对世界杯长盛不衰的热情中，寄托着一个民族对工业文明的向往，和对国际舞台的渴望。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开始，足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就被过度放大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力尚不够强大。体育作为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离政治的距离很近。在民族复兴、国家荣誉的神圣话语之下，体育赛事轻而易举就成为了举国关注的焦点，而政府也需要通过体育的凝聚力来完成对社会的动员。于是体育的举国体制应运而生。经过各种过度的诠释，体育本质上的意义被忽略了，而对民族尊严的意义被极度放大。一种将比赛成绩与爱国／卖国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情绪因此颇为盛行，在当时属于无人敢挑战的政治正确。那些爱国的球迷不会意识到：自己神圣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也裹挟着不理性的成分和虚荣心的杂质。在膨胀的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诞生了女排和乒乓球这样的英雄幻象，也催生了一个自卑的失败者——中国足球。
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足球日后极其畸形极其猥琐的形象非常重要。中国足球日后的种种乱象皆因此而已。
赌球不是病根
赌球集团像幽灵一样在全世界寻找机会，英国有球员因为赌球入狱，德国低级联赛据东欧庄家曝料存在赌球问题，NBA也曝出裁判赌球的丑闻。
但是我们应该追问一声：为什么国外的赌球问题只是个别的和低级联赛的，顶级联赛赌博集团始终无法染指，为什么中国联赛会存在这样大面积的溃烂？
在英、法、德等国，都看见了街头星罗棋布的博彩投注所。特别是在英国，威廉希尔和立博两大博彩公司的竞争深入到了每一个街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两家公司的投注站在街道两侧唱对台戏。但是因为严格的立法管理、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发达的媒体监督，使得这些国家的赌球集团难以操纵比赛。俱乐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赌博公司的渗透非常警惕。如果欧文在赌博公司下了注，10分钟后弗格森就会知道。
在国际赌博资本进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赌球，但是操纵比赛的事情仍然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操纵比赛的主体不是资本，而是权力和关系网络。
某一年，北方某省为了将足球打造成一张醒目的足球名片，高官下命令全部11个主场至少要保证10连胜。这是一个连皇马巴萨也未必能保证完成的任务，但是权力的意志之下，没有办不成的蠢事。于是下属到处花钱托关系找路子搞定对手和裁判，终于让高官和球迷满意了。在江湖上，只要你蹚过一次浑水，以后对同行类似的要求就无法拒绝。于是在各地政府的介入和纵容之下，内幕交易的潜规则遍地开花。
2002年中国队出现在世界杯上之后，国际赌博集团也开始盯上中国市场。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完全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度。不但不设防，而且各种默契球和内部交易球给赌博公司操纵比赛蒙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色。原来俱乐部之间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成了地下赌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密道。一场不正常的比赛，可能既是俱乐部之间的交易，又得到了足协的某种默许，同时也是庄家从中渔利的机会。因为各方都心怀鬼胎，谁也不希望这件事被张扬出去，这样的氛围之下，对赌博公司的渗透根本无从防起。
举国体制的弃儿
举国体制并不是中国的创举，但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之后，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举国体制之集大成者。可是当中国的上半身缀满炫目的奖章时，下半身的足球却露出了一条难堪的裤衩；当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拆迁之势不由分说将金牌收入囊中时，国足却日渐沦落到和越南、叙利亚为伍。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是贯彻奥运战略的最优化选择，是最经济的夺金策略。研究一下奥运军团的金牌榜，其中多是女子项目、个人项目和欧美劳动人民不热衷、不擅长、吃不起苦的项目。而在田径、游泳等大项和三大球等热门团体项目上，几乎一无所获。
这其中的道理，跟中国的出口战略是相通的。
中国生产的衬衣和袜子可以挤得全球的竞争对手没饭吃，但是却抢不走LV和PRADA的市场，在高投入高技术的CPU和芯片产业也没有优势可言。因此没有人会放弃生产衬衣，而试图靠国产的龙芯去瓜分Intel的市场。
按照举国体制的思路，没有夺金希望的项目应及时放弃，以腾出宝贵的资源用于冲金，而足球恰好处于应该牺牲之列。2000年，在奥运战略即将启动之时，一位高层领导大笔一圈，将全国许多体校的足球专业取消了，以保证优势项目能拥有足够的经费。而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交给传说中的俱乐部梯队和市场化的足球学校负责。
这个不起眼的决定，是近10年来国足成绩每况愈下的关键性原因。因为俱乐部梯队基本停留在纸上，足球学校的收费让很多有天赋的穷孩子入学无门，这一变更等于给中国足球做了一次绝育手术。从此之后，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到了2009年出现了一个年龄段全国只有200多名适龄球员，国际比赛打不过弹丸之地东帝汶的情况。
可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必然会失宠，失宠的代价就是必须为了奥运战略作出牺牲。但是这种牺牲球迷是看不到的，人们只是抱怨国脚的战绩越来越差，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对足球造成的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足球的决策者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的弱势地位他们早就明了于心，这也是足球从1994年就开始尝试职业联赛的原因之一，试图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对中国足球的救赎。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市场化的职业联赛是由许多反市场的力量驱动的。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开展足球联赛的出发点不是出于体育产业的抱负，而是为了救赎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世界杯情结。为了世界杯预选赛，联赛可以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升降级制度可以随意暂停，俱乐部球员可以随意征调去长期封闭集训，投资人的利益根本无从得到保证。
棋圣聂卫平在他的自传《我的黑白人生》里记录了他和万里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聂卫平和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聊起中国足球时，万里认为，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得等到下个世纪。对此年轻气盛的聂卫平不以为然。万里进一步解释道：“搞足球需要的成本太高，国家现在投入不值得。等到下个世纪国力强了再搞。”
现在来看，二十多年前万里的预测惊人地准确，中国足球果然是2001年打进了世界杯。
但是万里没有料到的是：为了北京奥运会，中国足球还要被牺牲。而随着亚洲板块经济的崛起，亚洲各国都加大了对足球的投资，他们没有那种复杂的体制问题，一上路就走正道，很快就让中国足球沦为货真价实的亚洲二流了。
中国足球的下一次高潮何时到来，谁也无法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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