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的命》：一场徒劳幻梦？

　　东西用小说的逻辑，表达了他的认识：在当下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无论如何奋斗，像汪长尺这样出身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没有谁的命运会比“汪长尺”的更糟。

　　在南宁作家东西新作《篡改的命》里，主人公汪长尺高考上线却被人冒名顶替，他父亲去找原因又失去了双腿，重压之下他进城务工，然而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老板跑路，为了赚钱替人去坐牢，想混黑道又没那个胆量，继续讨薪又被捅了两刀。好不容易遇到个善良的姑娘，生活的艰难却又逼良为娼，新生命的到来本该值得庆祝，可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却是雪上加霜……

　　故事看到了这里，有读者沉不住气，在汪长尺身上集中农村青年所有倒霉命运，集中当今社会无权无钱无关系家庭孩子的挫折人生，这样合适吗？然而，到这里，小说的高潮才刚刚开始。

　　20多年前，汪长尺的父亲汪槐曾参加水泥厂招工，分数上线却被副乡长的侄子顶替，一辈子在家务农。想到自己和父亲相似的遭遇，为了不让儿子重蹈覆辙，走投无路的汪长尺决定篡改孩子的命运：“把他送给有钱人，即使成不了才，也能荣华富贵。”

　　对自己身份的厌憎以及对权贵的依附，这是农民和农民工最现实的生存伦理。东西用小说的逻辑，表达了他的认识：在当下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无论如何奋斗，像汪长尺这样出身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从贫困山村走出来的作家

　　“我感觉这就是现实，惊人的现实，那里面每一个情节，都似乎在我自己，以及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逼真地发生过。”一位读者看完书后给东西发微信，说他最不认同以荒诞来评价这部作品，“也许把那么多经历集中在汪长尺一家三代身上的确有荒诞的表象，但文学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概括和提炼”。

　　东西认同这种评价，小说写到最后，他甚至把自己写哭。作为一个从贫困山村走出来的作家，他太了解进城路上的艰辛，“每一步都像走钢索，手里还捧着一碗不能泼洒的热汤”。

　　“只有出身无法被改变和背叛”。上世纪60年代末，东西出生于广西云贵高原南麓一个叫谷里的山村，故乡在他眼中，是一个“没有语言的地方，就像一个哑巴”。那里只有十几户人家，不通水电，也没有公路，“大自然的丰盛和生活的贫瘠就这样把他的生命围成了一座孤岛”。

　　少年时期的欢乐和悲伤，永远那么深刻。东西曾为卖掉的猪伤感，也看见过公牛的眼泪，若是有事出了远门，一条黄狗会等在路口。一家人的口粮种在了山腰，天气热的时候，人蹲在地里捡谷子，脸上、脖子和手臂被叶片划出一道道红杠，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13岁时，东西去离家几十公里的县上读高中，最羡慕的是能买到体育用品商店里一双两块五毛钱的白球袜。16岁时他考上了大学，却还是会为吃不吃一碗米粉做思想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是文学和阅读陪伴了他。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的状况下，东西心里的确曾经“撕开过一道裂缝”，想过“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爹”这类的念头。但是后来随着生活变好，这种心理被埋在了深处。写《篡改的命》时，这个念头又闪现出来，他告诉记者，“这说明‘拼爹’不只是今天的一个社会现象，它是人性的基因”。

　　东西庆幸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读的大学，那时候“游戏规则”还没有发生变化，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县城当老师。随后他又从县城调到地区，再到省城。从地方小报到省报的记者、编辑，最后成了专业作家。

　　东西不回避当初进城时的自豪感，“真的就是把城市想成一个天堂，就觉得那里的生活是美好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身份的焦虑。刚到南宁那两年，东西特别低调，“掉片树叶都怕砸了头”，那种不自信表现在“进出报社，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脖子上像转了转轴”。

　　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要成为一名作家，更加不容易。东西苦苦挣扎了许多年，直到1996年，他的那部名叫《没有语言的生活》的中篇小说在《收获》第一期发表后，立即在文学界产生巨大反响。小说讲一个由盲人父亲、聋人儿子、哑人媳妇组成的奇特家庭的生活故事，被评论家评说“在描摹人的某种荒谬经验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令人震惊”。

　　小说同年在《小说选刊》第5期选载，并获得该刊年度优秀作品。作家王蒙对他的评语是，“所选角度绝绝，读来有余音绕梁之感”。那一年东西31岁，是全国中短篇小说获得者里年纪最轻的，他真正从一个边远地区的文学青年成为了一名作家。

　　东西还记得那年进京领奖时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同北京发生关系。《小说选刊》的编辑听说他的家乡还没有通公路，也没有通电，十分震惊，就把车开到了长安街上，带他去看了看长安街的夜景。

　　“改命”是一场徒劳的幻梦

　　如今，从广西云贵高原南麓的谷里村，过天峨县到南宁市里，这段437公里的进城之路已铺了二级公路和高速公路。近几年，随着天峨县建大型龙滩水电站、发展旅游业，人们的生活也跟着好了起来。来自珠江上游的红河水从村子前面奔涌而过，“孤岛”的状态似被时代打开。

　　乡里人除了平地种稻山地种玉米，还种起了很有经济价值的杉树。一种“肉质爽脆，果肉酸甜”的家乡特产水果，挂到网上去卖，可以卖到25元一斤。

　　伴随着经济和环境改变的还有人心，日渐凋敝的乡村再也留不住心思飞扬的年轻人，农村劳动力流失的程度已经到了“如果一个老人死了，找不到能抬棺材的人”的程度。东西姐姐的小孩现在就在外面打工。东西觉得，只有真正置身到农村那个环境中才能理解他们的选择，“现在的农村早就不是什么‘桃花源’了，虽然在家乡能吃得饱饭，但是他们天天看手机是要对比的，他们也想穿好衣服、买辆新摩托车、交个女朋友、挣钱养老人等，他们对外面的世界肯定是向往的”。

　　而这些年轻人的父辈，东西的同时代人，因为没有像东西那样好的出路，一辈子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重复上一辈的那种生活。他们伸长脖子瞭望进城打工的孩子，瞭望自己曾经的梦想。东西想，“他们这辈子没法改变了，那他们的下一代就能改变吗？少数也许能改变，但大多数还得重复父辈的生活，很不巧，他们出生在一个‘拼爹’的时代，他们的爹只懂得伸长脖子瞭望，却帮不了他们升学、找工作。他们若要改变，除非出现奇迹”。

　　小说里，高考落榜的年轻人汪长尺在父亲汪槐的注视下走上了那条出城的山路，然而梦想中的城市生活带给他的却是身体和精神的无尽折磨。在复读失败、讨薪被捅、维权无路、妻子“堕落”、孩子降生、父母沦为乞丐等事件之后，走向绝境的汪长尺最终做出了将孩子送人的决定，“以身份的直接篡改来改变家族命运的走向”。耐人寻味的是，汪长尺为儿子找的养父，是欠他工资又险些致其残疾的老板。

　　有评论家指出，《篡改的命》讲的是当下社会的一种新的出身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汪长尺在一系列失败中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完全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已固化的社会结构，他唯一的办法是服从这个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于是，让自己的儿子‘换身’为富人的儿子，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然而，汪长尺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把亲生儿子送人”。东西知道，这样的社会事件如今已算不上多么离奇，小说家的任务在于“能把更为斑驳复杂的社会现实弥散在故事的讲述中”。

　　那么，汪长尺的“篡改”是否真的完成了命运的拯救？

　　小说在林方生（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的幸福成长中继续，汪长尺的意愿似乎实现了。然而，林家柏（汪大志现在的“父亲”）的外遇使得小说朝向新的方向，作为“影子父亲”的汪长尺担心家庭的破裂会影响儿子的成长，便找林家柏谈判。林家柏答应回归家庭的条件是让汪长尺永远消失，以绝后患。在拿到林家柏的赔偿金后，汪长尺跳江自杀，完成了为改变儿子命运的最后一搏。更加荒诞的是，汪长尺遍体鳞伤的灵魂本想回乡休息，但伴随着村人声声“往城里”投胎的祈祷，疲惫的灵魂又投到了林家柏情人的肚子里。

　　令人心酸的是结尾，大学毕业做了警察的林方生，一次偶然的机会翻阅了汪长尺自杀的旧案，调查出当年顶替汪长尺上大学的人现在做了某单位的副局长。为找寻破案线索他去了汪长尺的老家，在汪槐家的堂屋镜框里发现数张他小时候的照片，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最后，林方生做出了对自己身世的篡改，彻底切断了与汪家任何蛛丝马迹的联系。“他站在汪长尺当年跳下去的地方，久久地站着，一直站到双腿发麻。然后，他从包里掏出一份卷宗，又掏出一沓照片，往江里用力一扔。卷宗和照片像树叶那样飘零，林方生的秘密从此被埋，只要他不自我出卖，谁都不会知道他的原产地”。

　　某天早晨，汪槐在凝视墙壁上的镜框时发现汪大志的照片不翼而飞。“他们再也看不到孙子了，想念的时候，只能靠回忆。但是，他们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回忆也越来越不可靠。有时，他们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回忆大志。因为他们依稀记得，大志的眼睛长得像爷爷的，鼻子长得像奶奶的，嘴巴长得像父亲的”。

　　至此，“所有的一切都归于现在的秩序”，汪长尺的这场有关改变家族命运的幻梦以失败而告终。

　　最致命的是尊严的剥夺

　　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中，评论家陈思和告诉东西，“汪长尺”这个人物让他想到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其实对汪长尺最大的伤害不是城乡物质上面的区别，也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这个人是满怀希望进城的，但是尊严却被一点点剥夺”。

　　陈思和举了小说中孟璇这个人物的例子，她是市劳动局的女科长，是书里仅有的一个有同情心的干部，她真诚帮助了汪长尺。汪长尺的妻子贺小文为了感谢她，精心为她做了一袋粽子，“做粽子的米每一粒都被小文选过，她生怕里面含了砂子，为了使粽子大小一致，每个粽子她都用杯子量过，煮粽子时为保持火候，她又用闹钟定时”。这样精心做出来的粽子被汪长尺送给孟璇，孟璇一再感谢并放进包里。然而，同汪长尺告别后，可能是担心卫生问题，孟璇走到了一个垃圾桶那里，把粽子扔了进去。这一幕，被汪长尺看在眼里，“他的胸口像被谁戳了一刀”。

　　这个情节似乎写出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秘密。东西告诉记者，“最可怕的不是城乡之间的距离，而是内心的隔阂。实际上是我们这些人无形中树了一个和他们之间的栅栏。如今和从前真的不一样了，从前的人生活虽然贫穷，但还扬眉吐气。今天的人穷却穷得没有尊严。所以说要他们真正的进城，真正的得到尊重，这个道路还是很漫长。”

　　书中写到让人笑中带泪的一幕：为生计所迫，小文最终沦为三陪。这使得夫妻间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场打闹，每次争吵皆由汪长尺的冷嘲热讽引发。开始，小文是真生气，但慢慢地，打闹变成了娱乐。谈论小文的职业，竟成了他们交流的热门话题，“好比夫妻之间谈论屁，开始还有不适感，但放多了、谈多了便成自然”。

　　东西觉得，这个情节可以很好地回答那些不理解“汪长尺送出孩子这个行为”的读者，“对于底层苦难的人来说，他们连最重要的尊严都放弃了，送孩子又算什么”。

　　但他对“汪长尺们”却并非都是肯定，“农村也不是人人心善”。村子里，张鲜花催汪槐还债，汪槐实在是没钱，就写了一张承诺书，说半年后还不了便把宅基地给她。其他村民知道了就问，“我们也借钱给汪槐，为什么拿不到你这么多的好处？”张鲜花回说，“我这是资本运作”。而住在城市出租房里的贺小文，原本多么善良可爱，但当知道汪长尺不去跳楼讨债，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

　　可当听到有观点认为“汪长尺这个人物是这个群体没有主体意识的典型”时，东西不同意了，“他哪里没有？他打工挣钱想还债，想给父亲起房子。父亲去乞讨他觉得丢脸，说‘你们不要干，你们都要干净，我一个人黑就可以了’，他是改不了命了才想到要送孩子。比起我们今天的有些知识分子，我们在堕落的时候都不会脸红。而这个人在堕落的时候，还想着要坚守。”

　　绝望中的希望才是真正的希望

　　《篡改的命》写出了当今固化的阶层之下，小人物寻求改变的艰难，几乎是一部绝望之书。但绝望之上却有希望诞生。

　　在上海的一次讲座活动中，一位50多岁的读者站起来告诉东西，说他前些日子叫了一个水管工，本来谈好30块钱的维修费用，但在水管工临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刚刚读完东西的这本书，就又多给了水管工20块。“看了你的小说，我觉得要对他们好一点，不要带着偏见去看人”。

　　在南宁的一次饭桌上，一个警官说他买了一百本，发给同事们看，“虽然你把我们警察写得不那么高大上，但里面有值得思考的东西”。谈起书中的贺小文，他说：“我没有讨厌她，反而同情她。我就想到我们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如果搞错一个人，会影响到他们一家人的命运”。

　　作家余华想找一个中性的词汇，说明白读完《篡改的命》的感受，他想起20年前，与东西一起在东莞电影院里满地瓜子壳被踩踏时发出的生机勃勃的声音。“他用生机勃勃的语言写下了生机勃勃的欺压和生机勃勃的抵抗”。

　　如此这般，问题就来了，像汪长尺这样苦心孤诣的篡改到头来不过是另一个悲剧命运的开始，这样的“篡改”真的有意义吗？

　　东西回答：正如汪长尺同学兴泽所说：“出去还有改变的可能，不出去什么可能都没有。”模仿兴泽的话，那就是篡改还有可能，不篡改什么可能都没有--这是一种改变者的意志。

　　《篡改的命》

　　这是一个关于屌丝的故事。屌丝名叫汪长尺，高考超分却不被录取，他的父亲汪槐因为有过招工被人顶替的教训，所以怀疑有人动了汪长尺的奶酪，便进城抗争，意外摔成重伤。汪家重担压在了汪长尺肩上，为还债，他进城打工，因领不到薪水替人蹲监，出来后继续讨薪，又被捅了两刀。正在汪长尺时运不济之时，准文盲贺小文嫁给了他，他们带着改变汪家命运的重托来到省城，却不想难题仍然一道接着一道……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