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制造：幸福、品质与安全

　　——专访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Jean-Jacques de Dardel）

　　曾经有人说，如果人间有天堂，那么它就在瑞士。因为，在那里，谋生不再成为基本需要，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他想做的事情。

　　瑞士，这个被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公国环绕的欧洲中心，用山麓、湖泊、阳光，打造了这个人间天堂。

　　而事实上，瑞士拥有的远远不止环境的优美。钟表、军刀、奶酪、火车、巧克力、银行、奶牛……这些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瑞士。

　　闻名世界的牛奶巧克力、传奇了几个世纪的瑞士手表、令人肃然起敬的瑞士军刀、略带神秘色彩的瑞士银行，构成了瑞士。

　　山若有家，家在瑞士

　　在瑞士，830万人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瑞士人——伯尔尼人、苏黎世人、提挈诺人、巴塞尔人，他们说不同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个性和价值观。

　　让瑞士人走在一起的，正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和包容。在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在文化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无论一个联邦有多小，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

　　“瑞士是不同实体合力建成的。人们共同决策，而不是精英阶层或皇室决策。”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对《小康》记者表示，瑞士人希望能建立的体制是，允许人们拥有个人自由，他们各自拥有信仰，但也允许其他信仰存在。“我们希望在政治、宗教和社会公德间求得平衡，这造就了多元化社会”。

　　瑞士南部巍峨耸立的著名的阿尔卑斯山在历史上也曾深刻影响了瑞士人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性格。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联邦制国家，也是一个山国，瑞士全国面积仅有4万多平方公里，却有60%多的地方被山地覆盖。

　　“山若有家，家在瑞士。（If mountains have a home， there is Switzerland.）”是瑞士一句谚语。而阿尔卑斯是瑞士的魂。据了解，这条雄伟的山脉大约在250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向欧洲大陆挤压的过程中形成。山脉横贯瑞士境内，形成了冷、暖两种气候特征，这道屏障也是拉丁语族和盎格鲁-日耳曼语族以及两种文化的分界线。

　　但是，起初，这个瑞士之魂因为层峦叠嶂和阻碍交通，在人们眼中并没有多么迷人。直到十八世纪末兴起了一场文化运动。欧洲文化领域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一批具有浪漫主义传统的作家和艺术家认为观赏奇异的自然风光会净化人们的心灵，以阿尔卑斯山脉风景为背景的戏剧开始受到上流社会的推崇。艺术家和学者们开始来到瑞士游览全境，他们的到来为瑞士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甚至赞扬道：“勃朗峰在高处闪烁，阿尔卑斯山代表了欧洲的天堂，一种新的世外桃源。”

　　“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充分利用山地，它们既是瑞士的屏障，也是瑞士的机遇。”戴尚贤说，“因为瑞士的地理位置，我们能控制欧洲各个方向的贸易路线。现今，我们对外开放，吸引大量的资源和投资，来重振贸易路线。我们战胜这些高山，为合作伙伴提供服务。”

　　瑞士制造：来之不易的品质代名词

　　长久以来瑞士制表业是欧洲精湛工程技术的缩影。经济历史学家詹姆斯·布雷丁表示，基于个人愿景、廉价电力、廉价劳动力以及知识自由等因素，瑞士钟表匠和手表匠将这一行业推向了鼎盛。他们影响市场长达两个世纪，并最终主宰着全球机械表制作。20世纪中叶，高品质手表的独家标志就是印在表壳上的“瑞士制造”四个字。

　　虽然在现今，这四个字依旧是高品质手表的绝对代表，但是其背后也经历过漫长的考验与历练。20世纪后半期，瑞士的劳动力早已不再低廉，而且随着全球制表业都采用了基于电子石英机芯的自动化新技术，瑞士手表突然与世界脱节了。

　　瑞士钟表工业经历了最黑暗的时期：1964年和1967年，以及1970年代。1964年，此前创下了17次独占奥运会计时权的欧米茄，被日本诹访精工表击败，首次无缘奥运；1967年，计时表大赛上，精工表更包揽第4至10名；1970年，精工表在与瑞士表比拼中，共打破9项技术记录。1970年以后的10年中，瑞士钟表进入了崩溃危机：瑞士制表在1975年出口下降至30.7%，从业人员在80年代初的前5年，由90万下降到30万。

　　就在危机动荡之际，一个新的产品产生了。一款超薄、成本低、利润高的手表上市了。这个手表就是后来席卷全球并挽救了瑞士钟表业的Swatch手表。1984年，著名的Swatch创始人尼古拉斯·海耶克曾问银行家彼得·格罗斯：“我应该将我的资金投向哪里？”他得到的回答是：“制表业。”

　　1985年，尼古拉斯·海耶克在对Asuag和SSIH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重组后，最终促成两家钟表公司合并成立Swatch集团。与此同时，他也携手一批瑞士投资家成为Swatch集团的控股方。海耶克通过与日本企业竞争、一系列整合，使斯沃琪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钟表制造商，占据了世界约25%的市场份额。

　　海耶克非同寻常的眼光使他意识到，要想使钟表企业持续不败，最关键的就是无与伦比的质量。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发展战略最终使瑞士制表业重新走向辉煌，1991年，Swatch推出一款自动上链机械表，表的背面是透明的，消费者可以看到运转着的机械部件，这种创新在当时被广泛效仿，连昂贵的手表也不例外。很明显，机械表又回归了时代的舞台。瑞士制表商不仅夺回了销售廉价精密手表的大众市场，连经营价格不菲、工艺精美的传统手表的新兴市场也为其敞开了大门。海耶克还带领Swatch持续开发和提升欧米茄、浪琴、天梭等品牌的腕表产品和品牌形象。

　　2010年的数据显示，Swatch的市值为225亿瑞士法郎，是开始投资的70倍。而最新的财报显示，Swatch集团2014财年净销售额87.09亿瑞士法郎，营业利润为17.52亿瑞士法郎。这些无疑证明着彼得·格罗斯的选择是正确的。

　　国际巨头聚集地

　　带有瑞士制造几个字的手表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品质、时尚、地位的象征。而全球知名的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即便没有制造于瑞士，也乐于把自己的总部坐落于瑞士。

　　瑞士的日内瓦是个只有不到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却有多达160多家的国际组织落户于此，吸引外来常驻人口超过十万，而瑞士洛桑及周边地区则集中了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众多体育组织。

　　国际组织为何爱扎堆瑞士？

　　这个问题最标准的答案，就是瑞士永久的武装中立国地位使然。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等机构在最初成立时都将总部设在巴黎，但一战的战火烧向巴黎时，这些机构被迫迁到瑞士。瑞士安定的政治环境是国际组织最为看重的。然而，原因不仅于此，瑞士的一位知名人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杜南是一位日内瓦银行家的儿子，他从小就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年后致力于帮助在战乱中的伤员，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并在他的努力下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将战俘也纳入到人道主义救助的范围内。晚年，贫病交加的杜南获得了首届诺贝尔和平奖，誉满全球。正是日内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召唤，联合国成立后，将其旗下与人道主义相关的机构都设在了日内瓦。

　　瑞士国泰民安、环境优美、教育发达，优势众多。不仅国际组织青睐这片土地，这里也成为了全球跨国企业的首选驻地。当然，并不是高昂的生活成本或日常生活的诸多硬性规定吸引了他们。

　　在詹姆斯·布雷丁《创新的国度》一书中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原因——税收的重要性。书中提到，瑞士许多州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都相对较低。瑞士的增值税为8%，而许多西欧国家则为20%左右。低廉的公司税、自由裁量权和一流大学，是很多公司首选瑞士作为总部的原因，而这样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当然，除了公司，瑞士还因为生产刻有壮美山川、迷人小木屋、阿尔卑斯等标志性图案的巧克力而征服了全球的消费者，甚至于，这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非凡卓越的银行业而征服银幕上的詹姆斯·邦德先生。在电影《007》中，詹姆斯·邦德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瑞士银行家。”

　　是否这些就是为什么瑞士长居各大排名最快乐、最幸福国度而从未有人因此而产生异议？答案可能远远不止如此。风景优美的瑞士有哪些人们所不知道地方值得流连？在“一带一路”中，瑞士将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清洁能源、贸易、文化等诸多方面，中瑞两国之间拥有哪些合作潜力？

　　在瑞士驻华大使的办公室里，戴着瑞士生产的手表、一身瑞士国旗颜色搭配西服的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Jean-Jacques de Dardel）对《小康》记者娓娓道来来自这个幸福国度的每一个答案。

　　从贸易合作到文化交流

　　《小康》：瑞士与中国互为友好国家。中国人民对瑞士密切关注。能请您先介绍一下瑞士的现状吗？

　　戴尚贤：目前，我国在西欧中部地区属于富裕稳定的国家。和中国相比，它的面积较小，人口约为830万，但我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拥有几百年的历史。我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我们拥有丰富的智慧和劳动力。由于自然资源很少，我们必须建立富裕、生产力较高的社会，我们也要建立自由的社会，这样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才能相互适应，相互尊重。我提到这点，是因为瑞士的外国人很多，比其他国家都多，占到总人口的24.3%。我们的社会很开放，我们寻求不同理念和想法之间的平衡。这些因素相互融合，经济就是很好的例子。通常，我国经济在欧洲排名靠前，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很平衡，这其中可能需要很多的探讨，或者直接变革一些发展滞后的领域，这些变革如果没有民众支持，就会进度缓慢。

　　《小康》：2015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两国在经贸、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广泛合作。您怎样看待中瑞之间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在您看来，未来我们有哪些合作的新方向、新领域？

　　戴尚贤：两国关系在深度、广度和内涵方面发展得很好。我们正在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瑞士是第一批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这很有象征意义。在过去多年中，我们两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双方的差异。瑞士的决策者很欣赏中国的方式，我们双边关系中有很多“第一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都是如此。两国关系发展现状良好，前景广阔。这并非是说此前不好，而是双边关系内涵非常丰富。这也并非是说双方不存在差异和摩擦，我们彼此求同存异，积极交流。两国双方经贸关系正在大大加深，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近60亿美元，这很不易，因为中国整体贸易额在下滑，包含金属和矿石出口，但仍然有较高的出口额。两国在建立人民币交易中心方面有很多交流，也签署了协议，我们希望这段关系能走得更远。

　　《小康》：我们都知道环境和清洁能源对瑞士很重要，两国在此领域是否能加强合作？

　　戴尚贤：首先，对于目前北京十分严重的污染我感到非常关注。瑞士确实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环境问题。因为，我们的环境很脆弱，我们的农业建立在脆弱的土壤系统上，我们也对绿色能源技术和科技发现投入巨资，因此瑞士的清洁能源行业发展得很好。我们了解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了解中国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希望找出恢复碧水青山蓝天的途径。我们愿意提供帮助，愿意与中国相关的决策者和机构加强联系。从官方角度来看，这与我们的经济增长相关。作为驻华使馆，我们愿意帮助中国城市成为低碳城市。我们已经启动了很多项目，清洁水源和土壤，解决城市问题，以及城市人口扩张的问题，中国这一问题很严重，是因为决策造成的，我能理解。但这种情况需要采取措施纠正。在城镇规划中需要一些帮助，例如，我们有清洁能源设施，有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因此，我们希望能在国家层面上提供帮助。在瑞士，有很多企业，私营企业，在相关行业发展得很好，这些公司希望和中国合作，共同赢利。这些公司的技术很先进，可以引进到中国，可以节约时间和精力。我们希望能提高双方的兴趣，中国相关方面可以筛选。

　　《小康》：中国的瑞士企业也在持续增加吗？

　　戴尚贤：是的，瑞士企业一直不少。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就和瑞士知名电梯品牌建立联营体。从那时起，我们有很多经济方面的“第一次”。很多瑞士的大企业都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这创造了大约五万个工作岗位。近800家瑞士公司在中国设立了数千家机构，遍布全国。以后还会有更多，因为瑞士经济以中等企业为主，我们有数千家企业将进驻中国。但目前的合作形势说明，我们双方已经有开放的合作。这些企业在中国创造了20万个就业岗位，前景广阔，它们对在中国的经营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们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数据，瑞士在中国经营的中小企业中，有四分之三的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这很好。

　　幸福的关键在于寻求平衡

　　《小康》：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戴尚贤：“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意义重大。这一倡议是关于贸易、基础设施和建立开放的全球关系，显然，这将扩大瑞士在这些国家的经营活动。长期以来，瑞士已经在亚洲开启了很多经营活动，其发展合作首先始于亚洲的尼泊尔，尤其在中亚国家中，通过体制机制，通过和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的联系，我们扩展了经营范围。我们的企业，在基础设施、能源、通讯和交通方面技术一流，此外，如果考虑到我们是世界金融领域的巨头之一，在融资和金融行业实力很强，那么将瑞士企业引进“一带一路”倡议，就能全面加强经济基础设施。我想，这并非是因为瑞士企业希望参与该倡议，更是因为这种参与对企业意义重大。我们希望能高效地利用能源参与治理，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对于中国和外国企业而言，我们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宗旨和经营的必要性，究竟哪些领域应该有竞争或合作。我曾和中国的企业家交流，我感觉到他们都愿意加强与瑞士合作，瑞士企业也希望能搭上中国的便车，因此我们愿意参与亚投行，亚投行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补充。

　　《小康》：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很重要，双方文化活动很多，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

　　戴尚贤：加强双边关系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双方的相关体制，另一种则是文化交流。当然，我们认为国家应该通过决策者、政治家、企业家和企业、条约和协议等加强合作。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人民联系，这些联系拉近了两国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加强双方相互了解，我们应当对彼此的文化感兴趣，并相互了解。这种联系对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带来的益处是长期的，而非一时的。这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此外，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来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因为2015年是双方建交65周年，希望有更高层次的瑞士演唱团、演唱会、展览。此外，还有知名的摄影师举办的展览，歌手在驻华使馆使用来自全球各地乐器举办的演唱会，这样的演唱会已经举办过四次。另外，也有一些精英、学者举办的摄影展。除此之外，还有书展、走秀、设计展，我们还举办过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展览，我们希望传递的是创新、自由思考、服务他人的文化，创新和表达是植根于瑞士的教育中的。我们邀请了专家、学者等来举办这些活动，当然也有来自中国的瑞士校友。我们希望发展人文交流，培养个人对瑞士文化、国家的情感认同。因此我们每周至少举办两次文化活动，可能在北京的驻华使馆举办，也可能在其它城市。

　　《小康》：瑞士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您是否能为我们讲讲其中的缘由？

　　戴尚贤：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幸福值，包括个人对环境的看法，是否生活在腐败中，是否感觉安全，是否对子女的教育有信心，是否认为未来会更好，是否对医疗满意。这是主观的看法，并非是客观的。当然，也可以衡量医生的人数，以及其它数据，就会得出一些参考值。恕我直言，瑞士人并不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这是主观的看法。每天，他们也有抱怨。但如果比较来看，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就会有所衡量。事实上，瑞士生活质量和水平较高，比较稳定，个人责任感较高，这有利于得出瑞士人对环境很满意的结论。这可能与其他方面的证据吻合。瑞士曾有过很多外国人，我们外国人的比例在欧洲同等规模的国家中排名靠前。可能有些城市外国人的比例也很高，但这些城市很小，难以计量。我们人口中四分之一是外国人，他们来到瑞士并融入到社会中，他们能融合进来，是因为瑞士人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宽容、这些使得外国人参与到决策中。这虽然导致决策过程放缓，但也减少了决策带来的不满。

　　《小康》：为何瑞士生活成本最高，但是幸福感也最高？

　　戴尚贤：瑞士是比较富有的国家，其经济绝对值在国际排名第20位，这对830万人口来说并非易事。35年前，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中国，可想而知，瑞士经济实力很强。我们过去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排名靠前的国家。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估算，我们水平中等，排名第34。换句话说，我们赚得多，花得多。这对幸福感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呢？如果成本很高，但手里的钱充足，就会幸福，但如果成本很低，但却没钱花，也无济于事。生活成本再高，我们付得起，就会幸福，付不起，就会觉得不幸福。我们关注个人，关注个人和社区能为大众谋取怎样的福利。这就需要平衡机制。如果有人穷困，我们就帮助他；我们各州仍有一些权力，如税收。它们各自决定税率，各自征税。这种体制是收入再分配，富人为穷人买单。换言之，如果社区或个人有需要，我们会伸出援手。但我们不允许社区或个人坐等帮助，我们要求大家去劳动去创造，这提高了大家的自信。人们不是世世代代失业，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大家通常有工作，努力工作。

　　高标准的教育非常重要

　　《小康》：我们还想了解瑞士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银行业和手表工厂的原因。

　　戴尚贤：几个世纪以来，我国的银行业都发展得很好。很多国家的央行，包括法国和美国的央行，都是在瑞士专业人士的参与下建成的，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能提供相关的服务。我们之所以工业产值较高，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需要将工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如贸易。为了发展贸易，就需要做到行业第一或行业领先。我们认为唯一解决的方案就是重视质量。有人可能认为只需要大批生产，但如果大批生产，就需要大量员工和较大的市场。瑞士不具备这些，因此质量是我们卓越的根本。我们的动力是，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做到最好。另外，我们非常重视教育，我们认为各种教育都应当做到最好，如小学、初中和职业教育。有很多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在读书的同时，也到企业锻炼，发展个人能力，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在这一环境下，即使做水管工，他们也能得到和大学教授同样的尊重。这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劳动者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也激发他们的创新技能，他们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可以创新和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就是提高竞争力和个人能力。

　　《小康》：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瑞士品牌，因为其代表着质量的保证。

　　戴尚贤：确实瑞士产品质量很高，并非只是价格高。举个例子，最大的印钞油墨生产商是瑞士厂家，百元大钞上油墨就是。瑞士公司知道如何能提高伪造货币的难度，这家瑞士公司生产的油墨也用于美元。为什么是瑞士公司？因为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美国人也能生产相同的技术，创造相似的行业。但答案是，很多国家都希望模仿我们，但他们也认识到，很难复制我们的技术，因为我们的利润较低，我们虽然垄断市场，但我们并不肆意妄为，我们只想求得生存。这也是我们生存下来的原因。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