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善行”：好的旅游要对各方都有益

　　2015年12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善行旅游--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项目一期成果发布会暨座谈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会议发布了项目一期(2012-2015)成果--善行旅游框架实施导则征求意见稿。

　　“善行旅游”是在“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以及“低碳旅游”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最初于2011年4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亚太旅游协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当年的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立项启动“善行旅游--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项目，旨在倡导一种新的旅游观念--承认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原则，重视对脆弱文化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并将这些资源用于当地地区的扶贫与可持续发展；并且支持不同文化特征与身份的表达。

　　“善行旅游”就是好的旅游

　　旅游业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朝阳产业，日益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增长，一系列问题也显露出来，突出表现为：对自然与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压力、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挑战、对当地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考验着当地社区的生活方式、传统信仰与价值观体系。

　　“善行旅游”就是为应对这些棘手的挑战才得以诞生的。“善行旅游”是基于天人合一、文化包容、可持续发展、负责任旅游等理念的全新概念，旨在通过结合这些理念，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

　　“善行旅游”于2011年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项，与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合作形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呀诺达文化旅游信托基金项目”，并进行调研与框架文件制定。项目历时4年，形成了基本框架文件《善行旅游研究工作报告》和《善行旅游--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框架实施导则》。文件表明“负责任的旅游+中国传统哲学=善行旅游”，“善行旅游”应该遵从的原则是：倡导各级政府部门、当地社区和整个公民社会，通过保护、利用、享受自然和文化遗产，为人类和社会带来可持续的、长久的利益。

　　据了解，“善行旅游”具有四大基本特征，以遗产为核心，但又不仅限于遗产；强调保护遗产的同时，更主张要创造遗产；塑造了一种新的和谐理念、保护理念、交流促进理念、发展提升理念；核心要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的诠释不谋而合。

　　“所谓‘善行旅游’，就是好的旅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对《小康》记者表示，实际上就是要对旅游各方都有益。

　　与旅游密切相关的企业也对“善行”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体会。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董事长张涛说，“善行旅游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对善的理解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文化的传承、对社会的责任、对游客的精准服务。”呀诺达不仅通过景区的美景感化客人，还通过员工的行为传播善的意识。公司员工有1000多人，解决了当地的就业，还为当地的老人每月赠送养老费用等。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李京则介绍道，中青旅在几年前成立了一个内部组织，叫中青旅志愿者协会--“善意的旅行”。“旅行是让生活更加美好，‘善意的旅行’恰恰就是这份最美好的礼物，近几年中青旅还开展了盲人旅游项目”，此外，在旅游服务过程当中，无论是酒店的选址还是景区的业务运营，中青旅都非常重视遗产的保护，重视人的发展。

　　尽管“善行旅游”的操作与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欧敏行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稳步推进这一项目，协调遗产保护、地方经济和旅游观光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深挖“遗产地”，让遗产保护与游客体验“双赢”

　　在“善行旅游--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项目一期成果发布会暨座谈会上，《善行旅游--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框架实施导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导则》）发布，这无疑是“善行旅游”立项后最为重要的成果。

　　据杜晓帆介绍，立项之后首先在国内确定了一些遗产地进行调查。

　　欧敏行女士称，该项目由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给以信托基金开展合作，以山东泰山，自然遗产地四川九寨沟以及文化遗产地山西平遥古城，文化遗产地四川青城山都江堰，以及自然遗产地江西三清山国家公园，还有浙江西湖文化景观，云南梯田文化景观，海南国际旅游岛和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等旅游目的地、遗产地分别作为项目调研合作对象。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旅游和遗产保护问题、游客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被选定的遗产地也配合出了相关报告。”杜晓帆告诉记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整个区域都作为调查对象，重点关注开发以来的状况以及暴露出的相关问题。

　　杜晓帆表示，调查结束后，讨论《导则》是最主要的工作，虽然反反复复开了多次会议，但对目前的成果并不是很满意。“首先，对于旅游和人的关系，人在旅游过程中自身获得的成长，即旅行对人的意义的提炼不够到位。”杜晓帆认为，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旅行的研究，提炼出更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表达，“当然这不仅需要旅游界人士的参与，还需要文化界，历史学专家学者的支持”。其次，《导则》中对于旅游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制定得不够全面，责任与义务的分界也需要更加准确。第三，东方思想与智慧还相对缺乏，这些智慧还没有提炼到一个让国际社会理解的程度，如何能够将其巧妙地植入到《导则》之中还需做进一步的工作。

　　《导则》需要不断完善和丰富，也是业内专家学者的心声。首都经贸大学旅游中心主任蔡虹建议，在推动“善行旅游”的过程中，可增加媒体的力量。

　　而对于身处遗产地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对于“善行旅游”以及《导则》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当然，他们对于化解旅游景区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保护遗产与提升游客体验“双赢”方面也更具有发言权。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善行旅游”与故宫博物院在此之前的探索相一致。“旅游不应成为危害文化遗产安全、侵扰当地社区生活的破坏性因素，而应该成为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建设性的措施。”不应该看游客数量的多少，还要看有多少人通过旅游获得了善的力量。为此，故宫开始对北京市的导游员进行故宫导游知识培训。

　　在另一座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博物馆敦煌，数字展示中心主任李萍也分享了他们的经验，通过实行预约游览制度，解决了空间狭小的问题，通过数字影院解决了削峰填谷的问题。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未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导则》，以达到能够向国际社会正式发布的文本的目标。“在完善的过程中，会侧重做很多案例。第二期可能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地以及一些普通旅游景区，另外，还将邀请景区投资方和管理者、旅行社、高校、媒体等机构做案例研究与分析。”杜晓帆表示，最后成型的《导则》可能本身内容不会特别多，但案例将会特别丰富。

　　另外的一个设想是成立“善行旅游”联盟，杜晓帆说：“我们希望把旅游的定位定得高一点，旅行对人的意义不仅仅是吃喝玩乐。”

　　文｜《小康》记者 尤蕾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