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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加坡公务员发工资，要看“市场价”

　　李海《新加坡公务员发工资，要看“市场价”》

　　新加坡公务员薪金总额由每月薪金和常年花红组成，但两部分都是可变动的。一般变动部分占到全部工资的30%至40%。其中，常年花红是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奖金。而公务员的薪金则由“市场指导价”决定，如何评定也交由第三方机构。首先从市场中抽一些样本公司，然后从这些公司中找寻类似职位的员工，计算他们的平均工资，然后按照这个平均值的80%左右支付给这类职位的公务员。因此对于同等学历、同等工龄、能力相近、工作相似的一群人来说，他们当中做公务员的收入往往低于平均值。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薪水曾被称为全球领导人中的最高薪，能拿到约为200万美元的年薪。但别看有几百万美元，其实也低于市场价，因为总理的比较对象是新加坡大企业的总裁，几百万美元的年薪在那个圈子里并不算高。同样，很多部门的部长，职位相当于企业的副总裁，他们拿到的100万美元的年薪还是低于他们这类人才的市场价值。

　　正因为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所以新加坡每年大约有6%的公务员会炒政府的鱿鱼，辞职到私营企业就职，公务员每年有进有出，这也保持了新加坡政府的活力。

　　新加坡的公务员薪资还有另一原则：“裸薪”。总理没有专机，部长也没有房分、没有专车，使用公车要详细到报备每一段行程。李光耀曾说，他是东南亚薪水最高的总理，但在其他方面，也是最穷的总理之一。

　　二、国民党内战的经费从哪来？

　　易铭《国共“内战”：国民党“内战”的经费都来自哪里？》

　　1928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但就在这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1700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1930年，13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3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7/8。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

　　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

　　1931年4月27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三、康有为的理想国是啥样？

　　谌旭彬《康有为的理想国，你怕不怕？》

　　康有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性著作是《大同书》。不过，普通人大概很少读过《大同书》，所以，大都不知道该书所描绘的理想国究竟是什么样子。

　　1.必须废除“国家”，可以先从各国“大联合”做起，并由大国吞灭小国。康有为曾亲自推动中、日合邦。按康的设想，中、美、英、日合为一国后，包括清廷在内的各国现政府，就全都不存在了，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2.所有人种都须“进化”为白人。黄种人是智慧人种，只要“加以二三代合种之传”，百年之内可以“尽为白人”。棕色人种应被迁往寒冷的地方，或奖励白、黄种人与之通婚，让他们先“进化”为黄色人种。对部分黑人，可以进行“化学阉割”以断绝子嗣。

　　3.父母与孩子必须隔绝，孩子生下来，全部送入公立养育机构，至20岁再进入社会工作。如此，子女与父母互不相识，家庭自然也就被摧毁了，也就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了。

　　4.剥夺私产，凡农业、工业、商业，都应该“公有”“公办”；灭绝咬人的恶毒动物，牛、马、犬、猫，则概不许杀害；无论男女，都必须剃光所有体毛，唯鼻毛可以保留。

　　弟子梁启超曾形容《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只是，有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康有为这种“大喷火”“大地震”般的理想国之中呢？

　　四、《弟子规》并非古人启蒙读物？

　　车丽《弟子规并非古人启蒙读物》

　　很多人都把《弟子规》当作中国古代的蒙学经典。不过，最近有学者翻出了《弟子规》的前世今生。

　　清代文献研究者黄晓丹说：“《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弟子规》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们注意到。所以现代宣传中说‘古代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君子，写下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是因为古人从小读《弟子规》，这是不合适的。”

　　人文学者孙虹刚说，《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的确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人，这位老先生当年自己办私塾，写了一个教育孩子的国学启蒙教材叫《训蒙文》，后来被不断加工传播，成为《弟子规》。

　　谁也没说是先秦时期的东西。《弟子规》的话本身是从《论语》中来的。入则孝，出则悌，谨和信，泛爱众，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的基本礼仪、基本行为规范。

　　可以确定的是，《弟子规》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弟子规》里面对儿童的童真童趣没有一点欣赏的意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

　　但因为《弟子规》在仁、义、礼、信等方面都饱含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价值观，讲述了如何孝敬老人、谦让朋友，对孩子思想品德的形成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不能否认它确实是一本培育孩子心智的好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