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间，全国有1.28亿人报名参加高考，5386万人被录取。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文革”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六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六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的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我住在花园村时，跑到家后面农地看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让世界记得我。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知：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刚刚“觉醒”的我意识到，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喜欢的就是文史。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文革”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学，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是个“混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一个教师。我远远望去，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我发现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答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来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为他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知道考得408分。妈妈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个位置。主管人员翻了一下档案，然后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分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400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对于报考什么学校，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被车撞死……
（李宏摘自远方出版社《纵论》）
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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