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安迪·格鲁夫:真正定义数字时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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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6-04-01 09:45
摘要:1997年,美国经济连续七年迎来增长,能成长为失业率与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股票市场生机勃勃的新型经济,微芯片功不可没。微芯片和蒸汽机、电力、流水线一样,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它对经济和产量增长带来的具体影响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但它给人类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50年前的这一周,1947年12月23日午餐时间后不久,数字革命便诞生了。它诞生于新泽西一个细雨淅沥的周二下午,两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制出了以条状金箔、半导体材料、弯曲回形针为原料的微型装置。实验室同事的眼神中满是惊讶与妒羡,两位科学家演示了这个名为晶体管的新发明,它既可接收电流,还可将电流放大,并作电控开关使用。
这场数字革命正在改变20世纪末这个时代,就如同19世纪末那场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一样。现如今,硅片上能蚀刻上百万只成本不及订书钉的晶体管。通过这些微芯片,全球的信息与娱乐资讯都能以数字形式被存储与处理,并飞速传送至全球网络的各个角落。1997年,美国经济连续七年迎来增长,能成长为失业率与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股票市场生机勃勃的新型经济,微芯片功不可没。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轰动全球的故事。戴安娜王妃的去世旋开了现代情感之源,反映了我们对新闻定义方式的改变。第一只由成年绵羊体细胞克隆而得的多利羊引发了科学与人类道德判断力之间的冲突,其历史意义足以席卷至下个世纪。但1997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也是这十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非新型经济增长莫属。在微芯片的推动下,新型经济覆盖全球,也为美国带来了个人投资组合的喜讯。
因此,《时代》周刊决定将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rew Steven Grove)选为1997年年度风云人物。是他,让微芯片的力量与创新潜力得以惊人绽放。他的个性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象征:纳粹与共产主义分子打压下的难民生活,让他成长为一名偏执狂;来到美国这片充满自由与机会的国度,他逐步接纳了创业乐观主义;智力超群的他站在改革前沿,嗅觉敏锐而又略带傲慢。
与数字时代其他财富缔造者一样,格鲁夫的使命就是制造产品。他与以往时代的伟人不同,他没有担起哲学之任,回应社会的高声呼喊。如果你问他,技术在社会之中扮演何等角色,他便会一改往日的嬉笑面孔,表情冰冷、不耐烦地回答,“技术的出现,”他说,“不好,也不坏。你说钢铁是好还是坏?”他的个性之钢也经历了这样的扪心自问。无论是与前列腺癌的顽强抗争,还是拼死引领英特尔占领微芯片市场的壮举,他都充满勇气、内心澎湃,又如同工程师一般头脑冷静、善于推理。
这些个性让格鲁夫这个偏执狂得以冲破改革的束缚,建造了英特尔帝国。全球几乎90%的个人计算机微处理器均出自其之手,英特尔也超越IBM,成长为价值1150亿美元的科技界巨头。其年利润高达51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七位),过去十年投资者的年回报率也高达44%。如比尔·盖茨这等高瞻远瞩的奇才,都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财富,并以微芯片为基础制作软件为更多人所识。但只有安迪·格鲁夫真正定义了数字时代的规律:他的挚友及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曾预测,每18个月,微芯片的价值将加倍,但其价格却将减半。在此基础上,格鲁夫加了一句:我们还会挖掘出微芯片更多价值,而这些价值可能在一两年前完全无法想象。
这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统计数据的出现:每个月有4千万亿的晶体管被生产出来,相当于地球上的每个人拥有50万个晶体管的总和。英特尔的员工需要在拇指大小的奔腾II芯片上刻划七百万次,每一次刻划的长度大约是人类头发直径的1/400,成品的售价约为500美元,每秒可以运算5.88亿次。
21世纪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它的曙光让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更为全面。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格鲁夫所说的“战略转折点”,即某些新的情况出现,导致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都发生变化的时刻。“战略转折点”的出现可以是一次发明(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或是一种思想(18世纪的个人自由)、或是一种科技(19世纪的电力),也可以是一项进程(本世纪早期的装配流水线)。
微芯片和蒸汽机、电力、流水线一样,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它对经济和产量增长带来的具体影响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但它给人类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新型经济有以下特点:
全球性:现在,货币已经没有了边界。投资者只用敲几下键盘,就可以进行价值1.5万亿美元的外币交易,每日全世界股市的交易额也达到了15万亿,使得外围和倒霉的国家只能任凭投机者无情摆布。
网络化:意大利的手包和香港的设计师鞋履很容易从网上购买,文书或软件编程等工作也可以外包给奥马哈、班加罗尔等地的工人完成,巴厘岛生病的孩子甚至可以得到英国班戈医生的治疗。
基于信息: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智力资本对产品的价值有推动作用。此外,1990-1996年间,手工业工人的数量下降了1%,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上涨了15%。
下放权力:晶体管发明之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写下了对新世纪的糟糕预言:科技将会成为一种高度集中的极权行为。相反,科技实际上成为了民主和个人意志的体现。互联网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出版商或评论员,电子邮件颠覆了等级制度,数字创新的浪潮给那些敢于挑战垄断通信公司的人带来优势。原子时代的特征之一在于将权力集中化,电子紧紧围绕着原子核;而数字时代的特征就是互联网,无数个权利的中心平等地联结在一起。
奖励开放:信息不再被轻易控制,想法不再被压制,社会不再封闭。网络化的世界激发了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贸易。
专门化:旧的经济体系与批量生产、大众化营销和大众传媒是紧密相连的:中心公司的流水线生产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大公司和发行商传播着娱乐消息和思想。现在产品可以做到个人化了,需要定制钢铁?高科技小钢厂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想看到完全不同的独特新闻?许多网络杂志和个性化新闻产品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没人相信微芯片能够废除商业周期的存在,也没人相信它会抵消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它却做到了,它至少结束了目前经济的衰退,而此前,宣称“经济增长达到极限”的理论学家、预言家等人则坚持认为美国经济必将衰退。
当下的美国经济从很多方面来看是历史上最健康的,或许也是所有国家中最健康的。上个月新出现了超过40万份工作,将失业率降至4.6%,是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劳动力的参与程度也得到提升:工作年龄的人口中拥有工作的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工资停滞似乎以告结束:收入在过去12个月里上涨了4%,刨去通胀后是20年来最高的涨幅。道琼斯指数达到7756,三年时间翻了一番还多,企业利润也达到了最高水平。然而通胀水平只有2%,几乎可忽略不计,甚至严厉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似乎也自信满满,认为新经济将会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是微芯片推动了这一切。高科技产业在美国1990年的经济增长中只占了不到10%,而如今占了30%。硅谷每周都有一家公司上市。高科技产业工资优厚,而且让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作人员都能更有效率。这个产业的产品成本每年都在下降,推动其他产业的价格下降。这一点,以及由电脑和网络推进的全球竞争,将通胀维持在低水平。
经济学家指出,数字革命还没有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非农业生产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左右,与此相比196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是近3%。然而这一点可能正在改变。过去一年生产力增长了2.5%,而在刚过去的这一季度增长率超过了4%。
此外,传统的统计数据越来越有低估增长和生产力的可能性。旧式经济的产出更容易测量:钢铁、汽车和各类部件的产量很容易就能统计出来。然而新经济难以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测量出来。手机越来越便宜,它的价值是多少呢,电子邮件的价值是多少呢?按传统测量来看,银行业务就是订约,然而自动银行业务和信用卡交易呈现爆炸式增长;卫生保健行业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即使一向小心的格林斯潘也成了新经济的谨慎信徒。今年他决定不提升利率时告诉国会,“我留意到,近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在远距离通讯和电脑方面的进步,应用到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已经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普遍。”翻译过来就是:现在能更有效地管理存货清单,生产能力也能够更快地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格林斯潘是个数据狂人,他搜集了大量的企业技术投资凶猛增长的证据,他说管理人员之所以加大投资是因为他们相信技术会提升生产力和利润。“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
有什么好的例子吗?经济学家们应该会避开。证明数字革命创造了新的经济体的最有力证据,来自那些真正拥护数字革命的见证者。堪萨斯州一家服务公司的经理提到,科技红利让他的收益提升,因而不用提高价格。俄亥俄州一家发动机公司的高管则说起了与三大洲的同事通过电子邮件解决问题的忙乱一天——而过去,使用备忘录和电话的话,这样的任务过去需要几周时间。在密苏里州一家克莱斯勒工厂中,一位工会代表讲述他和他的工会成员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削减劳动力的机器科技,是因为他们见证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倒闭的工厂,如今正在不断壮大。我们能获得的最大的支持事例,就是股市,近年来一直押注于不断地增长的利润。
当然,和每一项新技术一样,微芯片也会带来病毒。增加的技术依赖导致了不平等威胁和社会两极化的日益加剧。没有接受良好训练的工人和学生们将被远远甩在后面,在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同时,也开启了社会动乱的大门。在他们最被需要的时候,学校教育和工人的培训项目都成为了预算紧缩的牺牲品。所有用于计算机和软件的支出中(美国过去五年在这些项目上支出了8000亿美元),没有最容易达到效重新启动教育最有效的方式,但他和业内所有的人一样,在这样一场运动中,表现出了胆怯。
此外,虽然收入停滞似乎有所缓解,但工人们的不安感依然很高。伴随着技术变革到来的裁员如Rom存储芯片一样烙印在他们的脑海。在劳动岗位和投资可以自由转移的全球市场,日渐减弱的劳动力议价能力是一种固有的倾向,这就带来了《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威廉·葛雷德(William Greider)所说的“全世界扩张的生产基地与无力购买所有新产出的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
当然,也有更多的私人因素的考虑。计算机网络使允许了信息被访问、积累和关联,这对隐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各种看不见的眼睛(你的老板、邻居和成千上万的营销人员)可以追踪你购买了什么、阅读了什么、写过什么,你去哪里旅行、又给谁打过电话。你的孩子可以下载到色情的图片,或者和陌生人聊天。
但是这些挑战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有人支持你的想法,科技甚至可以为你克服这些威胁提供工具。就像安迪·格鲁夫所说,科技本身并无好坏。这只是体现我们价值的工具。
如果数字革命伴随着可以确保人人参与的机会,那么它将不仅仅能够赋予个人以权力,还将带来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千年繁荣,不仅是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带来知识、自由和真正民主的传播。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绝不会比研究出如何在一小片硅条上刻上700万条晶体管更难。
文/Walter Isaacson 责任编辑/卢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