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爷爷”的冷暖人生

　　未婚妻韩丽珍一下火车，便在北京西站里迷了路。两人东一头、西一头，问了好些人才找到出站口。

　　高庆义和韩丽珍来自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的一个农村，候在出站口接站的，是高庆义前妻的外甥、2008年就来北京打工的大军。

　　虽然前妻因患乳腺癌去世多年，但高庆义一直觉得大军是个很认亲的孩子，一直和自己保持联系，每年过年回老家总会给他带两瓶牛栏山二锅头和一条中南海香烟。

　　尽管如此，高庆义还是觉察到，那天一见面，大军对紧跟自己而行的韩丽珍有些敌意。“他质问我，你咋还把她（指韩丽珍）带出来了？还问我俩登记没，说在北京没登记不准男女在一起打工，也不能在一起住。她听到后，眼泪就在眼圈里，我想，这咋办？难不成刚来北京就得回许昌？那村里人可咋想？老三都快结婚了，盖房咋办？”

　　也许是为了缓解当时的尴尬气氛，大军在接过姨夫背上的行囊后，用手机给在江苏扬州打工的表哥——高庆义的三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人已接到，让他放心。末了，“大军还和我家老三说，你爸把你后妈也带来了。”

　　高庆义说，那一刻，在人来人往的西站北广场，北京春天的风吹落了韩丽珍的眼泪。

　　同样是北京有风的春天里，来自辽宁鞍山的农民吴建功，山西晋中农民徐二平、山东泰安农民刘守山、安徽六安农民王民主分别在2009年至2016年先后从家乡乘火车奔向并不熟悉的北京。

　　和高庆义、韩丽珍一样，这些平均年龄在55岁的农民“漂进”向往已久的京城后，渐渐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只是一只随波而动的瓶子，既摆不进都市琳琅满目的酒橱，也漂不回土生土长的村庄。

　　然而，这些在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等待招工的高龄农民工们，往往是在倒出一杯苦酒后，马上又会鼓起勇气，重新露出“打工爷爷”特有的坚毅和慈祥的笑容。

　　在他们看来，对于农民而言，过了50岁，就等于过了一辈子。“活着，就是财富。知足，就是幸福。”

　　绵白糖兑开水治疗高烧

　　高庆义说，接站那天，大军是开着单位的面包车去的。

　　“没来北京之前，我听大军他姨（指自己的前妻）说这孩子在北京的一家公司给人家开车，见到他后，我才知道，大军所在的公司其实是一家搬家公司，不仅当司机也当力工。”高庆义说，坐在副驾驶座的他，无意间看到大军手背上有一道伤口，他想，那一定是搬家时碰到，于是向大军承诺，“等明天姨夫给你多买几副线手套。”

　　起初大军并没作声，但片刻后他说：“姨夫，北京其实没你想得那么好，挣每一分钱都不容易。”

　　“咦！几副手套能有几个钱，俺们带着钱哩，我给你买。”韩丽珍接过话说。高庆义认为，韩丽珍也许是不想因之前几句不太中听的话，与大军把关系弄僵，但大军似乎并不领情，“没接话茬。”

　　离开村庄后，高庆义和韩丽珍将不到4亩的土地租给了自己的哥哥。

　　“我们俩只有新农合，为了挣点钱养老、看病，也为了给还没结婚的三儿子攒点家底。”他说，韩丽珍患有严重风湿骨病，同时还有高血压，每月光吃药就要400多元钱。

　　2006至2010年他和韩丽珍在许昌、郑州、河北的邯郸打工，其间还曾开过早点摊。

　　也许是韩丽珍的两个儿子反对母亲黄昏恋，“2010年冬天，她两个儿子把我们的面馆给砸了，还骂她，她为此住了两个多月的院。”

　　“老高，咱们去北京吧，北京大，治安也好，两个混小子不敢到那里闹。”韩丽珍说。

　　考虑了一周后，高庆义拨通了大军的电话……

　　2011年五一劳动节刚过，高庆义成为大军所在搬家公司的一名搬家工，韩丽珍则在距公司不远的一家洗车行找到一份擦车工的工作，“加在一起每月能赚差不多5000元钱。”

　　但好景不长，虽为农民，但从未干过苦力的高庆义似乎并不适应这份搬家工作，上岗仅一周，就将雇主家的一只造价3000元左右的水族缸打碎在了搬运途中。好在雇主与搬家公司的老板是老乡，前者没有过分追究，但后者的脸色很难看并把怨气“撒在了大军身上”。

　　“可能是一股火，当晚没吃饭我就早早地在公司宿舍睡下了，半夜开始发高烧，有40℃。”高庆义说，大军曾提出带他去医院，但他在之前听其他工友说，外地农民工在北京打个点滴治个感冒也要好几百甚至更多。

　　“我是真舍不得这钱啊！”他让大军找了半袋绵白糖，“那一晚，我就喝糖水，然后用凉水把毛巾打湿了擦身子，快到天亮时感觉好点了，就和大军说，不耽误白天随车出工。”韩丽珍的境遇也不好。

　　常年的风湿骨病让她变得很虚弱，即便是在夏天，双手长时间与凉水接触后，指关节胀痛难忍。

　　“洗车、擦车都是拿计件工资的，来北京的前三个月她一天也没休息过，还说和我一起攒钱给老三买房子。”

　　高庆义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年龄的原因，韩丽珍在擦车的时候动作有些迟缓，有一次一个和她儿子年龄相仿的车主用北京话骂了她。韩丽珍忍无可忍地用右手摔了一下车门，结果车主硬说她中指上的一枚银戒指把车门划坏了。

　　洗车行的老板免了车主的洗车费，但要求韩丽珍把戒指摘掉否则立即走人。

　　“她哪舍得放弃这份工作，于是就把戒指摘掉，放进了挂在休息室的上衣口袋里。”

　　高庆义说，晚上下班时，韩丽珍发现戒指不见了，“这是她娘留给她的，戴了30多年。”

　　那天正巧是韩丽珍57岁的生日，高庆义在一个老乡开的烩面馆里点了两碗面，两碟拌菜，半斤牛肉和一斤二锅头。从不喝酒的韩丽珍那天也自斟了一杯。

　　半斤酒过后，除了喜欢诗歌，歌唱得也不错的高庆义还给韩丽珍唱了一首《一壶老酒》。在老乡的掌声中，二人相拥而泣。俯在韩丽珍耳边，高庆义向这个他深爱着的女人承诺：“等老三完婚了，我会风风光光地把你娶回家。”

　　拒绝为按摩女提供客源遭威胁

　　与高庆义有所不同的是，生于1959年的山东泰安农民刘守山从1990年开始就作别家乡外出打工，“在养殖场做过饲养员、在火车站擦过皮鞋、在煤矿开过运输车，和老乡合伙做观赏石生意被骗后，在江苏苏南一带的洗浴中心给客人搓澡。”

　　2013年，刘守山和妻子来北京帮着儿子带孩子，因婆媳关系不和，刘妻返回老家，而他则心疼小孙子，所以便在距儿子所住小区约5公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平房，“白天过去帮他们两口子看孩子，晚上返回平房睡觉。”

　　2015年夏天，儿媳因工作失职被单位解雇，儿子也辞去了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做起了某网络约车平台的专职司机。为了减轻儿子一家的负担，刘守山重操旧业，在北京天通苑附近的一家洗浴中心做起了搓澡工。

　　“毕竟干的时间久，技术还可以，有些回头客都喜欢找我搓背，一些服务生还是我的老乡，也向客人推荐我。”也就一个多月的光景，洗浴中心的老板发现刘守山为人诚恳，服务态度好、能吸引客源，于是便单独与其“约谈”。

　　“没出三句话，我就听懂他的意思了。”按照刘守山理解，这家洗浴中心除了常规洗浴服务外，还有一些不太正规的服务。“如果愿意给休息室的按摩女介绍客源，老板说愿意给我服务费10%~20%的提成。”他说。

　　“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凭本事挣钱，当即就把他给否了。我还告诉他做生意得讲规矩。”刘守山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当时这位老板不仅骂他是“臭民工，死要饭的”，还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兄弟，“让晚上卸掉我的腿。”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后，刘守山说他直接离开了这家洗浴中心：“不是怕他们，是不想与他们这种生意人为伍。”

　　在听到刘守山的“打工奇遇记”后，一旁的安徽六安农民王民主说他很理解老刘。

　　此前，身高1.80米的王民主在一次车祸中脑部受到撞击，影响到了语言和视觉中枢神经。“我的右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说话也不太利索。”

　　为了能接受更好的后续治疗，2009年，时年50岁的王民主在老乡的帮助下进京打工，并先后在工厂和超市里做过保安。

　　“刚开始我在（北京）大兴的一家工厂里做保安，包吃包住给上保险，每月还能开2500元钱。我不抽烟也不喝酒，除了吃药，每月就留150元钱在身上，剩下1800元钱全都给家里寄过去。”

　　王民主说，前两个月保安队长对他挺照顾，只让他上白班，但在之后，但凡有夜巡的任务都交给他独自去完成，“每周至少4次。”

　　后来在一个老乡的点拨下王民主才恍然大悟：“其他保安队员每月都要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来孝敬队长，要么买烟，要么买酒，最次也得包上200元钱的红包。”

　　王民主说他一听而过，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视力不好为由，向保安队长提出只能上白班。结果，还没到月底，他就收到了厂子的解聘通知，理由是“不能胜任本岗位工作”。

　　被“招工托”骗走仅有的400元钱在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来这里等待雇主招工的，六成以上都是来自京城以外的高龄打工者。他们有的刚刚抵京，行囊还来不及放下便开始来这里等待好运降临；有的是丢掉了上一份工作又回到这个曾经被招走的地方，等待机会再次出现。

　　该市场停车场一位停车管理员说，让这些高龄农民工满怀希望的“市场”并不属于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而是打工者自发形成的。来此招工者，其招工对象多以招散工为主，即便如此，“很少有雇主愿意找岁数大的人去做散工。”

　　这位停车管理员所说的散工，在山西晋中农民徐二平看来就是门槛很低的工种，而且用工时间不会很长。“像保洁啦、装卸啦、水暖电气焊、通下水、餐饮后厨的杂工啦等等都是散工工种。”他说。

　　55岁的徐二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是这里的“常客”，从2014年开始除了夏忙和春节，他平时就留在北京打散工，最擅长的是“通下水”。尽管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即便是散工也不好做了”。

　　清明节前，徐二平被附近的一个居民找去疏通下水，“讲好的130元钱，活干完了就给了100元钱。”他想继续理论，对方说：“再不走就打110了。”

　　实际上，在这座自发形成的市场里，让“打工爷爷”们担心碰上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招工托”，另一类是骗身份证的。

　　2015年10月，51岁辽宁鞍山农民吴建功刚到市场，就被一位“好心人”拽住了。

　　“他说自己是职业中介所的，想给一个小学找一个打更的老头，试用期半个月，正式聘用后每月给开2000元钱，问我想不想干。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结果他说得先交400元钱，当时我身上就这么多钱，全给他了，他还帮我填了报名表。后来我等了一周也不见他让我去试用，结果他说我的名额被校长家亲戚顶了，后来又给我介绍了一份北京站的‘小红帽’，过去一问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想我是遇到骗子了。”

　　不仅如此，徐二平说，去年夏天，有一对年轻人过来把距他不远处的一个在此找工作的工友叫到一旁，说想借他身份证用两个小时，一小时给500元钱。

　　“我一听工友是山西口音，马上就把他拦下了。事后我才告诉他，这伙人是骗子，之前有工友把身份证借出去了，没过多久发现自己名下多了很多张信用卡。”徐二平说。

　　实际上，《民生周刊》记者见到高庆义和韩丽珍时，他们已经受雇于一家保洁公司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公司业务量激增，老板希望他们俩能再带几个人过来。

　　“我想把机会留给稍微上点年纪的人，毕竟他们都是我在北京的工友。”话音刚落，高庆义的手机响起。“是我家老三打来的电话，他带着儿媳妇来北京看我们了，刚下火车，大军已经接到他们了。”

　　《民生周刊》记者载着高庆义和韩丽珍驶向距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最近的地铁口。

　　“等老三有了孩子，我俩就准备回许昌了。60多岁的人了，开始想家了。”望着滚滚车流，高庆义露出坚毅而慈祥的笑容。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民生周刊》记者：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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