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围剿农村水污染

　　6月12日，《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公开征集意见，这部法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直面农村水污染问题，足见中央重典治污的严肃态度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决心。

　　但以往，重典治污、利剑斩污的字眼在各地并不鲜见，农村水污染问题却长期蔓延，始终未能根除。在河北，刚刚结束的中央环保督查让这个一直以来的“环保差生”再次面临尴尬，6月初至今，针对督查反馈意见，河北全省迅速掀起新一轮环保风暴，表明此次“真重视、真抓”。

　　不过，《民生周刊》在河北枣强调查发现，尽管县乡政府此次的确动了真格儿，坚决关闭污染型小作坊，但如何依法排污、科学治污的问题又接踵而至。而其后，长期依赖小作坊的人员如何转移就业，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升级，无疑是更大的课题。

　　时至今日，农村水污染已不再是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议题，远非一部法律可以完全关照。面对污染，农业和农村显得愈发脆弱。对此，农村的管理者需要反思，先行富裕起来的城市亦需要反思，作为城市后花园的乡村，怎容污水横流？

　　河北枣强皮毛鞣制污染调查

　　□《民生周刊》记者 郭鹏 畅婉洁

　　河北省枣强县新屯镇素有皮毛加工的历史。

　　近4万人口的新屯镇下辖57个行政村，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已成为枣强县继大营镇后第二大皮毛鞣制乡镇。

　　早在2003年，新屯镇就已基本消灭了皮毛空白村，经营皮毛户多达数千家。皮毛业已成为这个镇的主导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新屯镇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兔皮集散地，经营产品主要有兔皮褥子、裘皮服装等多个品种，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新屯镇辖区内多个毛皮生产村，曾随处可见“户儿家”（当地人对皮毛加工作坊的叫法）在各自院子进行兔皮鞣制作业，将鞣制好的兔皮整齐地晾晒在村子道路两旁，满地的兔皮谈不上美观，可也算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近日，《民生周刊》记者走进新屯镇的东岳庄村、西岳庄村、东里祥村、娄东街村、娄西街村等多个村庄，却寻不见往日的热闹景象。在这些村子里，只见到零零散散的几个“户儿家”在自家门前将湿漉漉打着卷的兔皮抻平、晾晒。

　　时下已入伏天，正是加工晾晒的最好时段，可眼下新屯镇的这些村庄显得安静了些。

　　当娄东街村村民王晓东（化名）进入记者视线时，他正站在离娄东街村战备桥（音）不远的地方打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同学在问他是否可以让两个东北人去他家看看皮子。

　　“不是查环保的人吧，让他们来之前先联系。”把手机揣进裤兜，被晒出一头汗的王晓东骑上一辆白色摩托车拐进了一条胡同里。

　　“户儿家”少了

　　28岁的王晓东当年高中毕业后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村里从事皮草加工。婚后，夫妻二人与岳父一起，招了一些当地村民在岳父家开始加工兔皮，直到现在。王晓东平时主要负责联系兔皮的销售渠道。

　　王晓东的岳父住在西岳庄村，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看到三米高的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里有多名工人正在紧张地忙乎。剪皮的、脱油的、清洗的、缝制的，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这个将近400平方米的院子充满了臭味。

　　在靠近大门的角落里，王晓东的妻子张燕（化名）正在将晒干的兔皮分摞。记者盯着看了一会儿，眼睛很快就感到不适。“辣眼睛是因为空气中有甲醛，我们习惯了，都不用戴口罩。”张燕笑着说。

　　“我们村子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皮毛加工）的，我从17岁不上学就开始干这个，我们的工人都一样，也不会干别的。”张燕和老公在儿子刚一出生就商定“要让孩子出去上学，不能让他再做这个。其实我也不愿做这个，但是没考上学，就留在家里了，而且也没想过要做其他工作”。

　　据了解，娄东街村有5000多口人，几乎每家每户都做过皮毛加工。由于当下销售业不景气、暖冬气候及行业周期性波动造成销售量断崖式下跌，导致很多“户儿家”关了张，但仍有100多户在坚持着。王晓东现在一共雇了8名工人，“每人一天工钱40多元，一个月不到两千元的工资。”

　　除了受市场环境影响，王晓东告诉记者像他家这样的家庭作坊由于当地政府环保政策的要求，已被全部勒令取缔，要想加工兔皮必须去指定的几家大型鞣制点才行。张燕说：“县政府多年来支持我们在家里做这个的，但是现在不支持了。”

　　枣强县新屯镇政府党委副书记母战明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皮毛鞣制产生的污水对环境有很大影响。该镇自2013年开展皮毛鞣制专项治理以来，对全镇数十个重点村鞣制加工户进行了关停，对其余村鞣制加工户进行了取缔。镇政府近年来一直结合环保、公安、工商等部门，加大对私自鞣制加工的巡查打击力度，一经发现，立即进行严肃处理。

　　“户儿家”的用水成本账

　　王晓东并没有避讳他目前在偷着鞣制毛皮的事实。“有时候风声紧了就停几天。”他说现在的生意很难做，如果不在自家生产，鞣制的成本将会更高。

　　其实，新屯镇政府在取缔关停王晓东这样的家庭作坊的同时，就在该镇辖区内谋划建设了分别位于娄西村、东岳庄村、郑屯村三个鞣制点。母战明告诉记者，如今鞣制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之前的所有小作坊生产一律要到这三个鞣制点加工作业，基本杜绝了鞣制污水的排放。

　　通过了解，皮毛鞣制过程中在去油和洗皮子（加入甲醛和鞣酸去污去血渍及漂白）两个涉水程序中会产生大量污水。

　　王晓东说他家现在每天可以鞣制2000张兔皮，需要使用12至15吨水。“我们每家每户院里都有排水管道，产生的污水直接通过管道排到村子周边的大坑里，每家每户都这样做。”

　　由于每家院里都有深水井，所以在家里进行鞣制，王晓东不需要承担水的费用。但是如果去上述政府要求的鞣制点生产，“我们一年除了要支付5万元的厂房房租，还要按用水量和用电量缴纳费用。”王晓东说这三家鞣制厂收取的用水收费标准是每吨水12元。

　　按照王晓东的说法，以目前每天2000张兔皮的加工量计算，仅水费一项就可以省出200元左右。“再算上其他的费用，在家里进行鞣制，每天加工2000张皮子，一天可以省出1000元，每张皮能够节省5毛钱。”

　　如果鞣制订单需求量大，他也会将部分毛皮拿去附近的鞣制厂生产。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将毛皮送到订单少的村民家鞣制，“总之，能在家里生产就不会去鞣制厂加工。”

　　对于王晓东这类家庭作坊的监管，新屯镇政府党委副书记母战明告诉记者，镇政府每天都会由一位镇领导带队对重点区域、重点村庄进行现场检查，确保小鞣制加工户关停取缔到位，发现一起，取缔一起，该移送公安部门的坚决移送，坚决遏制小鞣制加工户死灰复燃。

　　母战明同时告诉记者，在近一段时间的巡查工作中，并未发现小鞣制加工户“偷着”生产，“我们全镇有22个重点鞣制村，现在22个村基本已经没有私人鞣制皮子了。”

　　三家鞣制厂日均排放污水数百吨

　　据枣强县环保局副局长霍东升介绍，当初由县政府提出在新屯镇建立三家定点鞣制厂，目的就是为了环保，杜绝鞣制废水私自排放。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新屯镇的三家鞣制厂分别是兴峰皮草有限公司、泽凡皮草有限公司、真之贵皮草有限公司。三家公司都是在2014年开始建设，2015年基本建成，今年4月投入运营，每家建设成本大约4000万元左右。

　　兴峰皮草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万伏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该鞣制厂的辐射范围就是周围的七八个村庄，目前每天鞣制5万余张兔皮。王万伏声称，三家鞣制厂的日生产量仅占新屯镇范围内生产总量的30%，大概有70%的兔皮生产来自当地的私人作坊。

　　由于新屯镇是全国最大的兔皮加工集散地，王万伏说全国市场销售的兔皮生皮张是有数的，所以依据生皮的销售数据和三家企业的鞣制数量，他以此估算出目前当地私人作坊的生产量要高出他们两倍还多。

　　泽凡皮草有限公司负责人万里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私人作坊加工量依然很大。企业当初按照全镇的生产能力进行设计建设，三家企业的生产条件完全可以满足全镇生产，我们可以日生产20万张兔皮，三家厂子就60万张。可是目前每天才鞣制5万张左右，基本是赔钱运营。”

　　当记者问到企业是否已将非法生产的私人作坊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还用举报吗？我们从不举报，你们记者刚来一天都能发现的问题，在他们眼皮底下这么多年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万里边说边摇着头，“如果查处力度不加强的话，我们只能死在这了。”

　　根据目前的鞣制量，万里告诉记者泽凡公司每天大概要排放200吨的生产污水。由于企业需要将污水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万里说企业每个月的污水处理费用都高达20多万元。“我投资了3000多万元，一年利息就300多万元，可目前一天只有一万元左右收入。所以从成本来说是亏损的”。

　　“现在全镇都在骂我们三个企业。如果没有我们三个，他们永远能在家里生产加工。但是现如今我们已经上了船，就撤不下来了。”万里说现在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咱现在做的就是要把污水处理好，改善环境。”

　　政府取缔了家庭鞣制作坊，目的就是保护水资源。三家企业的建立也是为了保护水资源。所以，在亏损经营的状态下，三家鞣制企业的生产污水是否依法排放就成了新屯镇皮毛加工产业污水处理的重要闸口。

　　无证排污

　　记者通过枣强县环保局副局长霍东升了解到，上述三家鞣制企业正处于试运营阶段，但都在依法排污。“其中一家企业的污水是通过直排的方式，经处理达标后排到一公里外的娄官渠，另两家企业已经与大营镇污水处理厂接通地下管网，经过处理后的污水直接排到污水处理厂。”

　　在位于大营镇毛皮工业园区内的大营镇污水厂的宣传栏上记者看到，大营污水处理厂是河北省第一座镇级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水3万吨，现配套运行1.5万吨，它是枣强县皮毛产业发展的基础，为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和全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的完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该厂厂长刘朝春告诉记者，新屯镇的两家鞣制厂离污水处理厂大约2公里，目前真之贵公司的排水管道还未接过来。已经接通的兴峰公司每天平均向该厂排放100吨左右污水。

　　至于真之贵公司目前的污水如何排放，又排放到哪儿，刘朝春说真之贵不需要排污水，用其厂内的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就全部直接循环使用了。“污水如果全部循环使用，为何还要铺设管道与污水处理厂连接？”刘朝春未做回复。对于真之贵公司的污水排放，霍东升却告诉记者该企业是使用罐车将污水送至大营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随后记者要求污水处理厂出示《排污许可证》，刘朝春说该厂从2015年7月开始停产整改，2015年12月恢复生产，目前还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关于新屯镇的三家鞣制厂，霍东升也证实由于属于试生产阶段，企业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目前全县有50多家毛皮加工涉水企业，仅有几家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其他公司正在办理过程中。”

　　根据新《环保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河北省达标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明确要求，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通过三天的调查走访，记者试图还原枣强县新屯镇毛皮鞣制业目前的污水排放格局：为了杜绝小作坊私排污水，枣强县政府取缔了小作坊并谋划建设了三家指定的鞣制厂，可是三家鞣制厂和当地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并不具备依法排污资格，却每天排放污水数百吨。

　　在离开大营镇污水处理厂之前，记者问厂长刘朝春《排污许可证》代表什么？刘朝春说“《排污许可证》代表可以合理合法排污。”记者再问如果企业没有《排污许可证》却依然排污又代表什么？“我们已经在积极地申办了。”刘朝春低声地说。

　　农村治污与重典的法力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显现至今，农村水污染问题迁延多年，终呈愈演愈烈之势。

　　6月12日，《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公开征集意见，草案较大篇幅直面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问题，对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药化肥施用等影响农村水环境的重要领域予以约束，并首次明确畜禽、水产养殖违法以及违法向农业灌溉渠道排放废水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这是各方呼吁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工业和城市水污染，农村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不治理不行，工业和农业水污染必须两手抓。”本次《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工作参与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严刑峻法之下，农村水污染问题能否得到遏制？实际上，由于牵涉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诸多因素，如今，我国的农村水污染问题已远较30年前更为复杂艰难。

　　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后，来自农村内部的污染源未减反增，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污水和乡村工业废水的侵害短期难以消除，多重叠加之下，很多原本山清水秀的乡村难觅一湖清水。

　　而解决之道，除了课以重典，城乡融合发展也必须提上日程。

　　工业污染下乡

　　河北枣强大营镇，这座年销售皮革制品超过200亿的皮草之乡，大部分河流、水渠一度非干即污，村民多年拒绝饮用本地水。6月19日—21日，《民生周刊》记者现场探访发现，曾经被制革废水“染黑”的营南干渠已经埋设了排污管线，“治污”正在进行时。

　　作为皮革行业大省，皮毛加工企业遍布河北多地，其中，作坊式的“小散乱污”企业比重极大，制革废水超标排放、污染地下水的现象十分普遍。

　　2015年10月，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对河北14家涉鞣制工序的皮革企业进行现场抽查，发现7家企业废水间接排放浓度超标，一些企业出水COD和氨氮浓度甚至超出皮革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纳要求。

　　“皮革企业污染情况突出”，随后也被中央环保督查组作为重要线索提交给河北省。

　　事实上，不仅是制革业，也不只是河北，作坊式的印染、冶金、化工、电镀、造纸、食品工厂遍及我国多地农村，它们集聚而生，以量取胜，有些村镇甚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加工基地。

　　然而，一个“小造纸厂”污染一条河，一个“小煤矿”毁掉一座山。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小工业最发达的农村乡镇，往往是水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随着城市环境的优化，很多重污染企业从城市外迁，有些进入县城，有些进入乡村，一些工厂甚至建在农田里，由此出现工业污染下乡现象。这在一些地区相当突出，对农村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分析。

　　与城市工业企业相对完备的环境评估和防治措施相比，村镇企业大多加工技术落后，废水随意排放，一些排污手段令人发指。近年，河北、山东等地屡次曝出企业将工业废水通过高压泵注入千米地下、导致地下水严重污染的消息，但始终未得到官方证实。

　　“将废水打入千米地下，可能在技术上存在困难。但将工业废水通过渗坑、渗井排放的现象在北方平原地区的确存在。”马军谈道，这些地区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水位比较低，一些企业利用当地沙土条件挖掘渗坑和渗井，将处理价格较高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地下，对地下水造成直接污染。

　　他进一步强调：“工业废水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极其严重，很多是长期性的，往往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险。”

　　以制革产生的废水为例，其中含有化学硫化物、铬和氨氮，铬为可疑致癌物，氨氮可危害鱼类。在一些污染型工业集中的地区，近年多次曝出的“癌症村”现象，便可见一斑。

　　6月初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5年，以流域为单元，水利部门对北方平原地区17个省（区、市）的重点地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监测井主要分布在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大、污染较严重的地区，水质评价结果总体较差。

　　2103个监测站数据评价结果显示：水质优良、良好、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站比例分别为0.6%、19.8%、48.4%和31.2%，无水质较好的监测站。“三氮”污染较重，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毒有机物污染。

　　“农村水污染有个推进的过程，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被东部淘汰的产业正在往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一些产业是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总体来说，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水污染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正在崛起的中部地区问题最为严重，很多地方还在走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常纪文说。

　　农业面源污染凸显

　　与城市、工业施以的外侵式污染不同，来自农业生产和农村内部的污染源则由来已久，更为顽固。

　　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除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已显现的农药、化肥过度使用这一因素，畜禽养殖、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等都成为水环境污染的内部源头，也是导致近年农村水污染愈发严重的元凶。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的背后，是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如今，我国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远超世界其他先进农业国家。但与高强度使用不相匹配的，是较低的利用率。有统计称，只有10%~20%的农药附在植物体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对水体造成严重危害。

　　此次修订草案规定，使用农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控制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鼓励采取生态措施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防止造成水污染。

　　马军注意到：“这次《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畜禽养殖，这部分的篇幅此次也有所扩大。”他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肉禽蛋奶等消费需求量增加很快，因此带动畜禽养殖产业发展，但很多畜禽养殖场缺乏污染防治措施，对农村水体污染严重。有统计显示，在很多地方，畜禽养殖的排放占到本地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0％以上。

　　尽管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对农村畜禽养殖也有所规范，但仅限于规范，无任何惩罚措施，此次修订草案则明确规定，对“未建设水污染防治配套设施的”或“畜禽粪便、废水处理、综合利用不当造成污染的”，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民生周刊》记者调研发现，随着人口的激增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内部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大幅增加，但由于缺乏集中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只得排入河渠，渗入地下。漫步农村，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食品、日用品包装被丢弃在路边河边，很多进入水体，造成污染。

　　在常纪文看来，农村高消费、高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勤俭节约的传统正在削弱。“现在不少农村的房子已经和城市差不多，但基础设施并没有同步跟上，粗放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初期统筹能力不足是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的深层原因。”

　　非一部法律可以关照

　　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目前的文本看，国家重典治污的意图十分明显。以工业水污染防治为例，修订草案专门制定了“淘汰落后产能”“重污染企业退出”等条款，以期从源头遏制农村水污染。

　　法律开始露出钢牙。但时至今日，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农村水污染问题要破题显然远非一部法律可以关照。

　　“农村水污染问题的解决还要依靠工业化进程的完成，依靠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单纯靠农村自身的力量解决水污染问题是不可能的。”常纪文谈道，“关键还是要发展经济，经济不发展环境问题很难解决。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农村水污染问题才能彻底得到解决。”

　　马军则更加看重市场的力量。他建议，应更多调动市场化手段。针对化肥、农药这一顽疾，可将其与绿色农药、有机农业联系起来。而要发展有机农业，首先应建立可信任的认证体系。

　　“谁不想吃上安全健康的食品，问题是消费者不知道哪些产品可以信任。如果建立起可信任的认证体系，就可以引导农民不滥用化肥、农药。”

　　他透露，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开展绿色供应链方面的工作，这需要环保部给予充分的信息公开，进而推进品牌绿色生产，运用市场化手段实施绿色采购，最终构建起一条完整的绿色供应链。“这方面，《水污染防治法》还没有提及。”

　　至于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置，马军认为，由于农村居住较为分散，因此不能完全比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规律，而应使用一些运营成本较低、以生态原理为基础的小规模处理设施。

　　常纪文：解决农村水污染至少需要10年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

　　《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1984年颁布以来的第三次大修，修改工作于2015年春节后启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和郑炳辉、王金南、王灿发等同行们参与了修订工作。在常纪文看来，目前法律已经相当完备，重要的是加强执法。他判断，“十三五”时期农村水污染问题将会得到有效遏制，但要初步解决，估计还要等到2025年，如要进入一个长期向好的拐点，至少需要等到2030年。这和“水十条”设立的目标是一致的。要实现彻底好转，达到发达国家的水环境水平，估计要到2050年左右。

　　民生周刊：很多农村河湖受到污染，“红河”“黑河”不断出现，目前农村水污染问题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常纪文：总体上看，我国农村水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在一些山区、工业不发达地区相对较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的东部地区，农村水污染问题正在得到积极解决。但是，随着工业化向内地不断推进，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地区农村水环境呈现恶化趋势。

　　虽然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但很多地方为了解决税收、就业问题，执法出现懈怠等不到位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污染地下水的情况。根据环保部今年公布的数据，当前水体质量的总体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说，Ⅰ类、Ⅱ类水体和Ⅴ类、劣Ⅴ类水体占比在下降，更多的是Ⅲ类、Ⅳ类水体，不好也不坏。优良水体的占比降低，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加快。Ⅴ类、劣Ⅴ类水体的占比降低，说明中国治理污染的进程也在加快。

　　民生周刊：农村水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哪些？

　　常纪文：一是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很多地方的水利设施都在吃老本，河流淤积严重。一些农民私自截断淤积的河流，养殖水产品，久而久之，河流更加淤积变成沼泽，生态恶化，污水排不出去，河水活不起来，变臭变黑。

　　二是农药、化肥、废塑料对水环境造成污染。以前劳动力价格便宜，在田里劳作的人多，农民依赖自身劳力和农家肥精耕细作，水污染少一些。现在劳动力价格昂贵，农民种地更多依赖化肥、农药来除草、增肥，导致水体面临严重污染。

　　三是小散企业死灰复燃。中西部一些农民返乡后，近几年农村出现大量小作坊，废水直接排放，基本无治理设施，污染了池塘，污染了河流，触目惊心，在中部地区非常普遍。还有就是畜禽养殖场大量增加，为了取水方便，养殖场大都设在河边，对水体污染相当严重。

　　四是生活水平提高带来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近几年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农村通了自来水，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农民反而没有了改善水环境的压力，对周围水体污染不关心，不注重保护水体。很多农村将生活垃圾堆在河边，基础设施、环保教育、行政处罚措施没跟上，农村垃圾处理成为一个大问题。

　　民生周刊：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问题？

　　常纪文：一是国家财政要给予支持，用于“十三五”时期大力修建道路、公厕、垃圾收集池、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修建一个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如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需要两三百万元，大的村庄可能需要的资金还要多一些。

　　二是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的活力。农村的组织能力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5月份，我到浙江金华金东区调研，当地农村垃圾处理做得非常好，农村环境也根本改善，除了得益于经济条件好以外，还得益于集体经济组织有号召力、凝聚力、行动力，方法得当。如建立了笑脸墙和批评栏，用精神奖惩的方式让农民广泛参与。金东区的做法值得中西部其他农村学习。

　　三是加强执法，将污染农村环境的小散和落后产业全部清理出去。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专门提到农村和农业水污染防治，设立专节，非常好，但需要加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加强执法。

　　四是实施活水工程，禁止私自拦截河流，通过水库调水等措施，让水活起来。

　　上述措施中，有些是治标的，有些是治本的。但最关键还是要发展经济。经济如不发展，就业难以解决，财政增收问题难以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是农村环境问题也就很难解决。而且，不能就水论水，要结合大气、垃圾等问题进行一体化治理。

　　民生周刊：根本解决农村水污染需要多久？

　　常纪文：我认为，“十三五”时期，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严格执法，农村水污染问题将会得到有效遏制。但要初步解决，还要等到2025年，需要10年左右时间。如要进入一个长期向好的拐点，至少需要等到2030年。这是和“水十条”设立的目标相一致的。

　　单纯依靠农村的力量解决农村污染问题是不可能的，还得依靠城市和工业的反哺。依靠工业化进程的完成，依靠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依赖城乡协调发展，让城市资本、技术、管理人员进入农村，让城市的环境治理经验融入到农村的环境治理模式之中。现在，在江浙一些地区，城市和农村已经融合，分不开了，下一步中部地区的城乡也将慢慢融合。

　　民生周刊：对于集聚着大量作坊式企业的农村，环境破坏很严重，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

　　常纪文：很多小作坊，如小酒厂、小皮革厂等属于污染型产业。凡污染环境的产业必须依法淘汰，无法完成升级改造的小企业也必须关闭。地方政府要做的，是要扶植大型特色企业和没有污染的小企业，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农村水污染有个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不断推进的过程。目前，社会普遍反映，被东部淘汰的产业正在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淘汰的产业也正转移至西部，其中一些产业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尽管新环保法很严厉，但是中西部的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仍然在接受转移。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越来越绿色、清洁、低碳和循环化，中西部地区不应再走东部的老路。

　　编辑：崔靖芳 美编：徐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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