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数据时代

　　数字革命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机器承担了我们的工作，算法分析我们。谷歌等公司操控着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人类是已经被宣判为“无能之辈”，还是能够重新发现自己，定义自己？

　　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觉：人类将自己解雇了，将控制权交到计算机、智能机器和社交网络手上；在这个由算法一统天下的星球，人类在未来只会沦为一个边缘化的存在；不久人类就只会成为世界的破坏因素，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会更好。

　　不久前更名为Alphabet的谷歌，正是这种数字化时代发展的体现。Alphabet不仅仅涉足一个又一个行业，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种变化的数量如此之多，有时候就连谷歌自己的员工也无法一一列出该公司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为止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谷歌的更名中看出它的野心，从A到Z改变一切的总需求，正是数字革命的典型特征。数字革命重新书写了我们的人生，从爱情到死亡，插手了人类命运的每一个方面，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天。

　　今天，人类对于网络的依赖简直就像重症上瘾者一样。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各种消息和邮件。如果汽车导航设备失灵，我们很可能就找不着北，迷失方向。如果我们的手机15分钟内没有出现任何消息、短信或推送信息，我们就会变得焦虑不安。而这些可以意识到的瘾只是一种更加强烈的依赖的一小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依赖，我们都并不自知。

　　地球上生活着70亿人，他们周围充斥着上百亿，甚至上千亿机器和信号。到2030年，约有5000亿物品会联网，小到跑鞋，大到工业激光器、无人战斗机。如果人们可以听到这些物品之间的交流，即使每个信号都只是一道微弱的“嗡嗡”声，加在一起却能形成让整个地球震耳欲聋的噪音，人类可能会在这种电子噪音中毁灭。机器人取代人类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越来越现实的危险。联网的机器、计算机和算法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压迫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以致于很多人现在就已经感觉到“压力山大”，受到机器的威胁，只能任其摆布。

　　机器承担了越来越多以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现在机器比人类还要完成得更好，同时成本更低。如今，人们几乎大大小小任何事情都要借助机器的力量，而这些机器仿佛还在一步步争夺着更多的控制权。

　　算法则能看透人类的行为举止，分析其身体指标和基因参数，然后给他建议：应该买什么东西，阅读什么样的书，吃什么食物，甚至和谁睡觉、结婚。算法能调节人的需求、口味、世界观以及所有的一切，只要他在机器和网络上留下个性化痕迹。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表示，算法操纵人类的行为，限制其自由；数字革命触发了一种“新集权主义”威胁。

　　一些乐观的社会学者则持相反的论调。他们认为，机器越来越聪明，这正表明人类又进化了一个层次，人类在理智存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工智能的存在，从一般人类发展为了超级人类。人类能从数字革命中受益巨大，因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智能手机与其主人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机器的能力现在也成为人类的能力，人类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大、聪明和理智。他可以借用所有机器和网络的力量，为如果自己独自解决会很吃力的问题找到答案。

　　现在，一个人可以和上百个朋友保持联系。而且，人类最终拥有了足够的数据和知识，知道如何才能最优化地规划自己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对于哪些病症没有抵抗力，不会因为无聊的活动浪费时间，不会再受舆论制造者的操纵，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得到所有信息。他并不将所有希望寄托于读精英大学上，因为他可以在网上接受教育。他并不会受制于父母的地位和财富以及出生地。每个人都可以了解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他想要成为的人，做任何事，达到任何目标。个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历史上这还是头一回。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数字革命甚至能让我们获得永生。这个惊世骇俗的言论是网络奇才、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我们只需要坚持到2029年，就可以把自己复制一个安全备份，以达到永生的目的。

　　数字革命到底是好是坏，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对此世上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理论。然而，数字革命到底应该如何评判，可能并不能用一些极端的论调来衡量，而是应该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感受。

　　并不是一个发明就可以改变一切。数字革命意味着，在所有地方都在发生着永恒的改变，人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发生改变，有时候我们可能对此难以察觉，但是变化总是持续不断。人类能在机器的无声噪音和算法的无形力量面前坚持自己吗？

　　童年

　　在YouTube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视频：一个名叫布里杰的美国男孩坐在一张沙发上，手里捧着一个iPad，手飞快地操作着，从一个窗口跳到另一个窗口，点击各种应用软件，打开一个又一个视频。背景里，我们依稀可以听到他父亲的声音，听起来他还挺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的。布里杰还不到两岁。

　　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在YouTube上已经拥有400万点击量。视频内容是一个穿着尿不湿的婴儿，正对其前面一个方方正正的物体越来越不耐烦，不停按它，踩它，这个物体却一动不动。原来这不是一个平板，而只是一份报纸。

　　“看起来简直毛骨悚然，一个还缠着尿布的婴儿对于如何操作这些智能设备已经如此熟练了。”美国女作家汉纳·罗辛描述自己观察她两岁的儿子是如何使用iPad的时候说。

　　数字化时代出生的孩子们现在慢慢成长起来了，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原生代”，即那些在数字时代土生土长，自小与网络、手机为伴的人。这些电子产品从他们出生那一刻起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小婴儿自然也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就像他的父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将智能手机对准自己来张自拍，这些电子产品已经在他们子女的成长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虽然现实如此，家长对于电子产品在孩子成长中所起作用的态度却显得很微妙。根据德国一家教育协会发布的一项研究，在德国2-5岁儿童的家庭当中，大约有77%的父母相信书籍能促进孩子的想象力，只有17%的父母认为计算机能起到这一作用。

　　尽管父母或许还存在不少疑虑，但是电子技术还是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孩子的童年时光。最开始，父母会用智能手机和平板设备，让烦人的、吵闹不休的孩子安静下来。然后，父母会用一些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来监控他们的孩子。他们会下载一些APP，通过摄像头观察到自己孩子的一举一动，这样的软件在德国下载量高达好几百万次。

　　乍看之下，这些父母购买监控软件是出于安全考虑。的确，父母认为孩子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和观察不到的时间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通过这种方式，孩子的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加一览无余，父母变得更不费力气，可是他们不知道，孩子的世界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

　　任何只要带有一丝不确定后果的事情，都会被父母排除出孩子的世界。在父母看来，孩子靠运气去做什么事情并不可靠。“在这个时代，对一个小孩说‘出去，到田野里玩耍吧！’实在太困难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最近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抱怨道。所有的事情都被预先安排好了，一切都有条不紊。拉尼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没人可以探寻到什么新鲜的事情，因为一切危险都被排除了。”

　　然而另一方面，如今几乎每个孩子都比从前拥有更好的教育机会，比如说在线大学、网络函授课程。这些网络学校为那些来自农村或者战争敏感地区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以前只有精英阶层才能享受到的教育机会。近年来，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伯克利大学在内的知名高校都投入巨资兴建所谓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对于参加这些课程的孩子们而言，互联网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网络公开课带来的效果令人吃惊。据报道，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一个网络课程，在全球有400多人的结业成绩都好于在该大学参加实体课成绩最好的学生。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互联网学习的人自然就会获得好成绩。但是，对于那些具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与他们在哪里生活、父母赚多少钱无关，与他们之前是否接受过教育、教育程度如何也无关。

　　工作

　　乍听之下，本·瓦贝尔的商业模式似乎是要用计算机攻占我们办公室的最后一个角落，驱除人类惰性的最后一道蜘蛛网，让我们完全没有隐私可言。瓦贝尔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这位人类行为学家观察员工之间完整的交流过程，然后进行测量、比较和评估，从而给出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建议。

　　瓦贝尔开发了一款名为“社交计量仪”（Soziometer）的智能工牌，他是“社交解决方案”（Sociometric Solution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社交计量仪”看起来就像一个随身听，内置两个麦克风和一个蓝牙接收器，会记录携带者所说的每一段对话。当一家客户公司找上瓦贝尔，他会给这家公司的每位员工发一个这样的智能工牌。当然，每位员工的谈话内容都是保密的，谈话的方式才是关注的重点，该智能工牌会花大量时间测量：携带者用什么样的音调和他人对话，谈话时两人站的距离是怎样的，谈话时间多长，音量多大。

　　所以，“社交计量仪”的出现标志着机器对人类空间的入侵又前进了一步？让人们在办公室更好地利用时间，就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不浪费一点时间？大家可能都会想当然这样认为。不过，算法有时候也会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在一段时间内，瓦贝尔已经采集、提取了好几千个小时的资料，他的客户包括银行、能源企业，可能还包括谷歌，不过瓦贝尔并未透露客户的具体名称。

　　从海量的数据中，瓦贝尔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员工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是一家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咖啡机旁边的闲聊，走廊里不经意的邂逅，这些非正式的交流非常重要，能在整体上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按照瓦贝尔的数据，工作效率最高的是一个在宽松氛围下工作的由几个人组成的小组，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阻碍地相互交流。在“社交解决方案”公司位于波士顿的办公室，穿着一件格子衬衫、留着胡茬的瓦贝尔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学生，他兴奋地讲述着他的见解。瓦贝尔说，如果一个员工大半天时间都在咖啡间或者办公室角落的长凳上办公，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我作为老板没什么意见。”他说。

　　瓦贝尔以前有个客户是一家美国大银行，这家银行委托他在银行呼叫中心研究一些员工工作热情枯竭的案例。工作热情枯竭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服务业出现的一种现象，这些员工主要有以下症状：身心疲惫；愤世嫉俗，不想工作；工作效率低，无成就感。瓦贝尔建议这家银行为呼叫中心员工设立一个共同下午茶时间。此前，呼叫中心员工都是采用银行的传统休息机制，休息时间不同步，银行认为这样效率更高。瓦贝尔的数据评估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呼叫中心员工与同事交流的时间越多，生产效率就变得越高，压力也越小。瓦贝尔为银行经理计算出，通过调整休息时间，每年可以为银行节省1500万美元。

　　来自其他公司的一些委托任务也强有力地证实了瓦贝尔的论断。员工中午一起就餐后，一家医药公司的辞职率下降了20%。“午餐休息时间是工作日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是瓦贝尔的经典口号之一，“公司必须创造一种能促进员工之间相互交流的氛围。”谁又能想到，这些非常人性化的口号是借助机器的帮助才得出的呢？

　　居家

　　数字革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近几年，我们通过大数据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现在，人类几乎可以被划归为无聊的物种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的机器和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我们的生活似乎已经被机器和网络程式化了。德国时事评论员美瑞安·梅克尔哀叹道，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偶然事件”正在慢慢消失。比如说，一位读者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很打动他的文章，尽管他原本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又或者一个人无意中邂逅并爱上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能原本并不符合他对理想另一半的设想。

　　按理说，我们的生活应该变得越来越丰富才对，因为每天都有新事物和新发明出现。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无聊了呢？这是因为数字革命有一个根本性的限制性因素，即算法基本上都是以人类期待见到熟悉、习惯的事物这一基本观点为出发点的。

　　不信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某一事物，旁边的推荐词条都是我们过去常常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少，智能设备和网络为我们排除了很多可能性，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无聊，甚至已经有点困扰我们的生活了。令人奇怪的是，数字革命的推动者们认为，人们追求的就是懒散、舒适、安逸的生活。家居设计，就是要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

　　我们来到了“德国最聪明的房子”，这是由德国传奇企业家海因斯·利多富的侄子瓦尔特·利多富在帕德伯恩所建的一所公寓。这幢房子占地145平方米，所有设备全部联网。当利多富在他的iPad上选中“晚安模式”之后，这幢房子走廊、洗手间和卧室的灯就会全部自动熄灭，地下室的灯光也会熄灭——如果那里没人的话。在客厅，卷帘式百叶窗缓缓下降，门锁也自动合上，暖气设备开始自动关闭，报警系统开始启动。当利多富从外面试图打开窗户的时候，一个警报器马上开始轰鸣，警示灯也开始亮起来，在房子里闪烁不停。“警告！你已经被发现，”一个扩音器发出声音，“你私闯民宅，已经被摄像头拍摄下来了。”

　　利多富认为，这幢房子对于整个德国房屋建筑史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认为，即使现在科技如此发达，一些最现代的房子还是太不智能了。利多富将房屋与汽车相比较，“比方说我们打开一辆大众甲壳虫的车门，车灯马上会亮起来，就像跟人打招呼一样。可是，人们走进一间屋子，却什么反应也没有。”

　　不过，人们真的需要事事都由机器代劳，什么事情都预先设置好吗？如果任何事情都能让机器承担，那人们要怎么打发节省出来的时间呢？和机器人聊天吗？还别说，真有人有这个想法。在帕德伯恩以西6000公里处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们开发了世界上首款家庭机器人Jibo。Jibo就像主人与家用仪器之间的纽带，它是一个“萌萌哒”的机器人，圆圆的扬声器可以通过三条轴承自由移动。

　　Jibo机器人可以听别人说话，注视对方，与人对话，甚至照相，而且它还在不断学习新东西。它会提醒主人约会时间，口述以及回复电子邮件内容，与孩子们玩耍，甚至订外卖。“Jibo机器人将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Jibo的开发者、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辛西娅·布雷西娅如是说。

　　汽车

　　不管是像奔驰、奥迪和宝马这样的德国汽车巨头，还是如同谷歌、苹果这样的IT巨擘，都梦想能将世界上首批自动驾驶汽车投入量产。他们对此有很多憧憬和设想，并向消费者承诺了许多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美好未来。他们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将掀起汽车业的一场革命，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舒适感。而且，由计算机控制的汽车要更加安全。对于驾驶者而言，他们终于可以解放双手，在汽车以200公里/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好好享受数字化的娱乐产品了。

　　由于汽车互联的快速发展，今天的汽车已经是“四个轮子的监视器”了。如果有一天自动驾驶汽车真的投入量产，在车内将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最终的着陆点，公众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对此有很多疑问。比如，警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追捕逃犯吗？如果这辆车是一辆通勤车，那么哪些数据是雇主应该知道的，哪些又是他不应该了解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一辆所有程序都由计算机控制的汽车可能会成为每一家汽车制造商和每一位驾驶者的噩梦。近日，美国《连线》杂志记者安迪·格林伯格自愿体验了一把汽车被“黑”的经历，这让他直到现在都心有余悸。当时，他开着一辆Jeep自由光在圣路易斯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着，两名“白帽黑客”（专指测试网络和系统的性能来判定它们能够承受入侵的强弱程度的黑客）查理·米勒和克里斯·瓦拉塞克“黑”进了这辆车。他们通过该车联网的电子娱乐系统入侵到汽车中控台，然后就开始对该车玩起游戏，随意加速或者刹车，最后干脆取代格林伯格，彻底接管了汽车的控制权。“连我自己都感到后怕。”瓦拉塞克说。

　　命运

　　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在其新书《颗粒社会》中，将数字革命与印刷术的发明进行了纵向比较，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文中指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仿佛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突然之间社会上开始充斥大量信息和各种可能性，这是人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当时，人们对于活字印刷术带来的影响感到非常不安。库克里克分析道，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印刷术的发明让书籍能广泛传播，大家开始思想和思想的交锋、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一个绝对真理的世界消失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还可以传播，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些神学家和王公贵族。每个人都要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表明自己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看法。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引发了思维的海洋，那么今天呢？数字革命会对人类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一个人的生命与主治医生的状态再也没有关系，当一个人的终身幸福并不依靠自己随机碰到那个“对的人”，当一个人的成功再也不用通过出身来决定时，也许再也没有“命运”一说了。我们再也不用听算命师、占卜师关于不幸命运的那些陈词滥调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所有汽车都由计算机操控之时，即使一个喝得烂醉如泥、呼呼大睡的人坐在方向盘前面，也不会发生事故。

　　也许这才是数字革命带给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命运在很多方面消失不见，可能我们再也不会碰见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了。以前大家向神祈祷想要解决的事情，现在都可以通过算法和网络来解决。算法和互联网能够看到所有事，洞悉所有事，操纵所有事。

　　命运意味着，人们对于生命中决定性的事情不能施加影响，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也无法改变这些后果。运气也是一样，是人们无法施加影响的。而数字革命让命运和运气在历史上的地位变得很尴尬。

　　那么，在算法和互联网占据主导的世界，一个人要怎样才算拥有成功的人生呢？对于所有人来说，经常抱怨“命运”，以“命运”作为托辞来掩饰自己的失败的人，连这最后一个借口也失去了。如果所有人都能史无前例地进化，潜能达到自己的极限，他们还会对其他人抱有期待，与其他人团结吗？

　　去年，杰伦·拉尼尔在接受德国报刊业颁给他的和平奖时，发表了如下得奖感言：“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人本主义。人类是一个特别的物种，人类的内涵远比机器和算法丰富得多。”虽然目前，拉尼尔还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到底是什么，让人类的内涵比机器更丰富呢？当机器比人类棋下得更好，车开得更好，问题解决得更出色的时候？

　　诚然，智能机器在越来越多领域都超越了人类。然而，智力并不是组成人类的唯一要素。人类身上还有无穷的创造力、奉献精神和冒险天赋，甚至人类的脆弱和矛盾也构成了人类本身。将人类产生的数据当做是人类本身，这是非常狭隘的，这些数据只是人类的可能性、期待值和习惯行为的一个缩影，而人类本身远比数据丰富得多。

　　在库克里克看来，新时代需要更多的不可估量性和不确定性。情绪化、喜怒无常和耍小脾气的人类要比机器可爱得多。在数字化时代，人类一些情绪化、喜怒无常的时刻，以及让人吃惊、迷惑的能力，更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一点上，机器还差得远呢。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马库斯·布劳克、亚历山大·杨等/文 万莹/编译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