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 开辟云南经济新思路的开国上将

　　阎红彦在“文革”初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至今已将近50年了，但人民仍深深地爱戴他，怀念他。

　　阎红彦1909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晋西游击队，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转战南北，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共和国第一批授衔的上将。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留下了历史性的业绩。

　　阎红彦主持云南工作的7年，正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左”倾错误日益严重，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在这样情况复杂、处境艰难的形势下，阎红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好思想、好作风，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和经验，采取一系列独特的具体政策措施，大胆地解决了一批急迫问题，稳定了形势，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强了民族团结。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阎红彦一到云南，特别注意了解和掌握云南省的特点、优势与劣势。他几乎跑遍全省，心情十分振奋，但也感慨万千。云南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发展潜力诱人；但交通梗阻，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在这里，“既不会旱到赤地千里，也不会水淹连城”，“哪里是什么‘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连没有脱离原始部落的“直接过渡区”也要“一步登天”办起人民公社。他心情沉重，连连叹息：“主观主义害死人！”“脱离实际也就脱离群众。”“最可怕的是失掉人心。”他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抓住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逐步理顺干部思想，从而改善党群关系，民族关系，团结一致，发展生产。他常说：“抓住生产，就抓住了群众的心。”

　　阎红彦常说，实事求是不只是个作风问题，认识问题，还有个思想感情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只有对实际情况作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对群众饥寒感同身受，才能排除一切干扰和顾虑，取得正确的结论；才能摸到群众的脉搏，听到群众的心声，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1961年2月间，他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对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作出具体规定，并带头身体力行。

　　1961年4月间，阎红彦来到西双版纳，发现傣族的竹楼旁都有一片自有“用柴林”，用以解决各家日常烧柴需要，周围山村没有乱砍乱伐，林木葱郁，植被保护很好。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与思考。他随后到了景东县，在文井公社大营大队蹲点调查，触动更深。这里森林面积约5万亩，由于没有考虑群众需要，管、育、用三者关系处理不好，乱砍乱伐日趋严重。座谈中老农反映，林权不清，责任不明，成林都是国家的，村头路边是集体的，房前屋后一棵也没有自己的，群众烧柴没人问，管和砍的矛盾越来越大。群众一面对山林的破坏感到可惜、着急，一面又认为，谁不砍谁吃亏。过去这里养护森林靠乡规民约，由当地群众派专人负责保护和发展山林，具体做法是：保护水源林，管理河堤林，经营果木林，培植烧柴林，看管风景林。每年定期开山，可以上山砍柴，但不能乱砍乱伐。三天过后鸣锣封山，专人巡查管山，如有违犯，以“规”处罚。群众说，只要能这样，不用10年，既能使山林茂密，又能保护水土资源。阎红彦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告诉省委及有关部门，请他们组织力量，多点调查。

　　客观事实使阎红彦深深感到，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才有边疆的长期稳定和巩固的边防。

　　当时，云南边疆29个县，248万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占70％以上。在边境一线，做民族工作的力量并不少，部队的民族工作队有5000人，沿边境有100多个农场，职工6万余人。省、地、县机关团体中均有专门的民族工作部门，专门财力数量不少。

　　阎红彦指出，有这么好的基础和条件，而没有把工作做好，主要责任在省委没有把情况吃透，思想理顺，方法摆正，没有把各种力量组织到主要方向上来，而是力量分散，自成系统，各吹各打；对情况若明若暗，似是而非；一般化的传达，笼统的布置，很少触及实际问题；一些政策和做法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群众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阎红彦在不同地区调查中，反复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与当地干部群众多次座谈，向省委常委会专题汇报，请他们结合调查，统一认识，提出具体措施。1965年12月20日到1966年1月13日，阎红彦等组织召开了边疆工作会议，形成正式文件，全面分析了情况，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各有关方面都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有力地把党、政、军、民扭成一股绳，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做好群众工作，迅速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

　　突破局限 生产发展

　　在调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和现象，引起了阎红彦的深思。每到一处，人们总想让他更多地了解那里的“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干旱缺水、肥料不足、耕牛老、农具旧、产量低、收入少，群众生活困难。他指出：“这代表了一种不好的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只看困难一面，消极叫苦，工作没有信心。”“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没有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他说，山虽然大，但并不穷，大小牲畜、山林特产，无论品种和数量都不少，发展多种经营的条件都不错。生产、生活搞不好是不从实际出发，机械地执行“以粮为纲”的结果。只要打破思想束缚，放开眼界，方法对路，趋利避害，群众生产、生活很快会得到恢复和发展。

　　阎红彦与省委们商定，必须突破局限，才能帮助干部解除顾虑，打开局面。为此，省委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就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具体方针政策：

　　一是在粮食分配上实行“三三制”，提高了群众种粮积极性。

　　条件较好的坝区是云南的粮食主产区，着重提高单产。根据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改变“多产多购”群众不能多留多吃的征购政策，实行“三三制”，即当年增产部分，国家多购一点，集体多留一点，群众多吃一点。受到群众欢迎，调动了增产积极性。

　　二是养牛、养羊不能单纯追求“存栏数”，主要应看“出栏率”，有计划地“杀、卖、吃”。

　　为了改变单纯追求“存栏数”，不让“杀、卖、吃”，群众得不到好处，“存栏数”也难增长的状况，省委制订了牛羊“杀、卖、吃”政策，不仅让群众吃到肉，分到钱，连群众喜欢穿的羊皮也得到照顾。规定不仅统计“存栏数”，还要考核“出栏率”。群众吃到的肉多了，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牲畜的管理，“存栏数”反而有了较快的增长。

　　三是养猪实行“吃一半、卖一半”的政策，使农户家庭养猪迅速发展。

　　在调查中，阎红彦了解到群众对养猪吃不到肉的“生猪派购”政策有意见，经与有关部门反复算账研究，大胆实行“吃一半、卖一半”的政策。结果，多养多吃，大得人心，群众养猪积极性高涨，超额完成了派购任务，存栏数也增加了。猪多肥多，也促进了粮食增产。

　　四是扬长避短，发展多种经营。

　　阎红彦反复强调，云南是个好地方，只搞粮食不行，发展多种经营，可是一大优势。只要敢于实事求是，方针对头，各展所长，云南落后局面就会很快改观。

　　在粮食生产条件差的山区、半山区，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余粮减免”“粮食自给有余”、鼓励自愿多卖的政策，减少了国家的“口粮返销”，大大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

　　对于一部分贫困山区，实行“减免公粮”或者“以畜产品、山林特产抵交公粮”的政策，鼓励他们粮食自给，不吃返销粮，集中力量发展多种经营。群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积极性高涨，生产、生活都有了提高。

　　五是供销社要组织群众生产生活。

　　阎红彦每到一些基层供销社，总是仔细地察看货架上的所有商品，详细询问每个商品的销售情况。当发现了一些完全不适合山区的商品，如长筒丝袜、高档香水等根本没人买，而屡屡退货又屡屡调入时，他严厉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任务观点”和“官商作风”。他指出，要搞活供销业务，必须首先了解当地特点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不仅组织货源，促进生产，还应帮助群众请师傅，学技术，发展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把当地产品推销出去，增加群众收入。

　　阎红彦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云南全省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粮食连年增产，总产量很快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户均大牲畜、生猪头数位居全国前列，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多种经营发展迅速，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在全国还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候，人们都说“云南的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阎红彦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勇于实践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文/林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