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 开创会昌中兴的灭佛皇帝

　　唐武宗李炎（公元814年7月1日-公元846年4月22日），本名李瀍，后改名炎。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异母弟。初封颍王，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公元840年正月，文宗病重，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皇太子，立李瀍为皇太弟。同月文宗去世，李瀍即位。次年改元会昌。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对内打击藩镇和佛教，对外击败回鹘，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

　　登基风波

　　公元814年（元和九年），宣懿皇后韦氏生李瀍于东宫。公元821年（长庆元年）穆宗封为颍王。开成年间（公元836年-公元840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皇帝之子晋王普为嗣，可是晋王普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文宗的杨妃不满意太子永，一直谋求废掉他，因为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公元838年（开成三年）十月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也抑郁成疾。公元839年（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

　　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是为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次年改年号为“会昌”。会昌二年四月丁亥（二十三日，公元842年6月5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初一，群臣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会昌六年三月壬寅（初一日，公元846年3月31日），下诏改名为炎。

　　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公元841年（会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会昌五年）正月，武宗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时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的时期，几乎恢复开元、元和的盛世”，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会昌法难

　　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制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从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公元844年（会昌四年）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公元845年（会昌五年），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会昌禁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对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长芦颐师写诗哀叹：“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这沉重地打击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当毁佛的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之”。开源还要节流，李德裕又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公元844年（会昌四年），他下旨裁掉官吏2000多人，大大缩减了有关开支，会昌中兴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杜牧很赞赏李德裕毁佛的举动。

　　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公元845年（会昌五年）九月，唐武宗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文/劳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