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凉山区的马边往事

　　边徼之末的“马边营”

　　马边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

　　从具体的地理方位来看，马边处在乐山之南、宜宾之东、西昌之北，也可以说马边正处在这三地的交汇之处。这一带过去虽然分别是古代嘉州、叙府的属地，但实际上后来主要成为了彝人的领地，为大大小小的彝人部落占据。到了元、明以后，经过土流并置、改土归流之后，逐步有了吏治，马边境域前后分别领属于四川布政使司、马湖府、沐川长官司、赖因乡和荣丁乡等。

　　马边一名的出现，跟它接壤的一个高原深水湖有很大的关联，这个湖叫马湖，是很早以前地震留下的古冰川堰塞湖，与邛海、泸沽湖齐名。马湖形如月弯，风光秀美，明人姜麟有“乌蒙江上风和雨，洗出人间一马湖”的诗句，可见其灵秀。据《雷波厅志》记载，“昔人以牡马系湖岸，湖中龙出与交，后产异马，因而名之马湖。”显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马湖的得名是否跟当地的马有关系，还需要考证。

　　明朝洪武四年（1371），置马湖府，管辖范围中就包括现在的马边县地；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马湖府上报增设“马湖安边厅”，开始在赖因（今马边县城）建城，派驻“马边营”，驻扎士兵两千，目的是为了守备马湖边境的“边徼之末”。当然，这已经成为了边地往事，这一队兵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崇山峻岭中，但正是这个“马边营”，不仅勾连出了马边之名，也让兵戈的喧嚣替代了这片土地亘古的蛮荒与寂静。

　　马边在唐宋以前是个彝族寨子，名叫赖因（彝语是牛棚的意思）。过去，彝汉之间虽在垦种、交易甚至通婚上都有交融，但由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在居住地上一直是泾渭分明，甚至到民国的时候汉人都还很难进入彝区，所以人们对这一地区几乎是所知甚微。

　　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一支汉人军队开进了这一地区，并在此安营扎寨，让马边从一个旷阔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准确的军事坐标，而历史也就是这样被悄悄地划成了两段。

　　万历十七年：筑城马边

　　“马边营”的设置源于“三雄”之乱。

　　所谓“三雄”，指的是撒假、安兴、杨九乍这三个小凉山的彝族部落首领，他们是明万历时期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分别盘踞在四川美姑、雷波、马边一带，成为小凉山区真正的主宰者。当然，他们也在时间中成为了对抗王朝的反叛势力，万历十六年（1588）7月起，朝廷平定“三雄”之乱，而“马边营”就是这时设立起来的，与它同时建立的还有“二城二堡（二城即新乡镇、烟峰城，二堡即施家寨、水池堡）”，并在新乡镇设立马湖安边厅，目的是为了边疆永固。

　　新乡镇，即是现在马边城的前身，“筑城九百雉，赐名马边”。也就在这时，马边正式被划归朝廷统治之下，从过去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政府治地。马边被视为内地，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什么要把新乡镇作为马湖安边厅署的驻地呢？大致有三个因素：一是新乡镇临马边河，城区为河环绕，既是天然的护城河，也可通舟楫，有水运的便利；二是新乡镇之前是赖因寨，有人口聚集，早期的人类活动证明了这里属于宜居之地；三是新乡镇呈肚兜状，背靠真武山，面朝莲花山，它就像个婴儿一样被裹在真武山的肚兜里，只需在山上设置营垒，卡住要隘，则可将这个小城完全置于保护之下。

　　当时除修建城墙、城门、粮仓、军库、监狱等基本城市设施外，又大兴土木修建了城隍庙、关帝庙、东岳庙、真武庙、土地祠、观音阁、武侯祠等公众设施。为了“首崇经学”，马边城里还募修了文庙，“壬辰岁，遴弟子之秀十九人升之督学（刘汝楫《募修文庙两庑小引》）”，并由此开创了“新镇之人文不绝如缕”的局面。

　　以上可以看出，新建的马边已经是一座生活功能俱全、社会公共设施齐备的小城了。而修建这座城显然不是为了“一日之平”，而是为了“久远之虑”。

　　乾隆二十九年：垦荒马边

　　马边城建好后的两三百年间，正是从明到清的更替时期，马边经历了一段从战乱、衰败到慢慢复苏的过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设立马边厅，派同知驻守，马边作为一个县治的格局正式确立，马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接下来，四川总督阿尔泰在马边垦荒，“共勘可垦田地十万六千六百余亩”，后来他便派官员安顿垦户，悉心经理，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大见成效。当时，马边的税赋水平在四川已经位于中等偏上。

　　马边位于四川盆地的边陲，除了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与之蜿蜒相接外，面对的就是一片广大的彝区，南北有金沙江、大渡河相隔，西边更远处则是连绵的横断山脉，到民国时期都把这一带称为西南边疆。边疆之谓即指山高路远，行路艰难，而与之来的是信息闭塞、商贸不通。所以，在马边设厅后，人们又设法疏通此地的正常商贸活动，比如当时马边不产盐，它的盐主要来自嘉州附近的“犍厂”，由于人丁日增，为此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请求“酌增陆引八百张”。

　　在马边厅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马边当时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人口在稳步上升，到嘉庆十年（1805年）时，马边有花户13800户、人丁39908口，比乾隆二十九年的1076户增加了十三倍左右，而这之间才仅仅四十年时间，可以说清朝的垦边政策是奏了效的，这时的马边是“田塍绣错，村堡星罗，为嘉犍泸叙之藩薮，诚西南一重镇也。（《马边厅志略》）”

　　民国初期：考察马边

　　在民国以前，马边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神秘之地，其在自然资源上的富饶吸引着商贾、探险者和科考学家，但“其政治风俗，自成一区，历来无敢深入凉山求知其内幕者。（《雷马屏峨调查记》）”所以，常常的情形是“汉人潜入夷地者，由附近素相认识者为援引，或则夷地中亲友相报，率由山径小路，不令地方约保知之。（《马边厅志略》）”但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了解凉山的迫切再也挡不住了，考察凉山成为了一股热潮，而马边往往就是这些各路团体进入凉山的门户。

　　在可考的史料中，最早进入小凉山的是1912年四川省派出的“三边屯务调查员”杜明烽、何元体、王秉基三人，他们专程赴雷马峨屏进行调查，绘制出《峨马雷屏四县调查表册》一卷，对四县的军事、夷务、屯垦、物产等记载甚详。

　　1930年3月，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专家汪发攒进四川，先后到马边、屏山等地采集，历时10个月，在小凉山采得标本1千号，2万余份，木材标本2百段。而汪发攒的工作刚完，1931年春，卢作孚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派出杜大华、秦沛南、孙祥鳞、彭彰伯等人到马边，采集植物标本142号；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又派杜大华、孙祥鳞在马边、屏山两地采集植物标本493号，后来这些标本分别送国内相关的学术机构。而在这次考察中，他们总共派出了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的12名学者，其中包括发现攀枝花矿脉，有“攀钢之父”美誉的常隆庆先生；在5月至11月的半年时间内，历尽艰辛到大小凉山地区进行调查，撰写出了详实的调查报告《雷马峨屏调查记》，详细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土壤、气候、植被和风土民情。

　　此后，考察的队伍更加密集，如1935年，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官徐孝恢等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从马边出发考察凉山，写出了《治理凉山夷区的方案》呈交政府。1940年8月，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来到马边，前后二十多天时间中，对马边的教育、民情、物产、彝务等进行了考察，考察成员分别以专题撰文，合编出了《雷马峨屏纪略》一书。1941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穿越大小凉山，曾昭抡教授带领学生徒步到达马边，后来他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书，影响深远。

　　应该说，上面这些只是当年马边考察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实地调查彝族社会现状，了解这些未开垦的土地中的自然资源，并为开发马边等大小凉山制定出发展计划。特别是在抗战之中，西南的战略地位凸显，这块过去被人视为蛮荒之地的边疆几欲变成了一块热土。

　　汉彝杂居的边地贸易

　　马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边城，位置非常特殊，被称为“西南边区之中心，汉夷贸易之总枢（平福增《雷马屏之农业》）。”

　　马边处在汉彝杂处地区，可以说是通往小凉山的北大门，由于地理关系，过去的马边是汉彝之间发生关系最为密集的城镇。从历史记载来看，马边的边地贸易始于封领之前，除了中央王朝与蕃夷的供奉与赏赐往来外，民间的交往也非常多；到了宋朝，马边地区的交易日盛；至明清时期，马边的贸易逐渐丰富，从牲畜、粮食的交易发展到了手工业与农副产品的交易；而到清末的时候，则到其盛，“彝族用鸦片、皮毛、药材、水果、木板等土特产品换取食盐、布匹、铁锅、食糖、针线、农具等生活必需品。（《马边彝族自治县志》）”

　　过去，马边在汉彝的交界处有一些小集市，有汉地集市，也有彝地集市，一般是定期赶集，彝人就会到这些集市上来交易，“夷地庄稼，多荞麦、苞谷、苦荞、萝卜，收敛囤积，遇场期则背负出，与汉人易换针棉等物”。对“针棉等物”的偏好可能同彝族民俗有关，彝人有极高的编织技艺，服饰“颇爱华丽，见红布绸缎则喜。女子首饰等物亦皆精巧。”除此之外，马边也盛产药材，也是彝人交易的主要物产，“如贝母、黄连、附子、厚朴、麝香并包谷杂粮之类，入汉地俱换为布匹、烟盐、针线并绸绫绣缎等件。（《马边厅志略》夷民志）”

　　其实，到民国时期马边最大宗的农产品是三样：茶、笋、丝。马边的茶非常有名，宋即为茶马互市之地，过去称为“西路茶”。在谷雨前采摘的叫毛尖，春分前采摘的叫“上天字”，品质最佳，价格昂贵。马边出好茶得益于自然环境。同样，马边的竹笋也是得天独厚，分春笋、冬笋两季收获，历来是蜀中食馔美味，民国时可产三千万担以上。

　　在汉彝集市中，都设有“客长”，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科长，他的职责在于秉公查察，公平断理。由于语言不通，彝族人中通汉语者颇为醒目，汉人称之为“夷人通事”，人们称他们为“牙口蛮”。这些“牙口蛮”一般都能说会道，在汉彝之中来回撮合，一旦交易成功，他们会得到一定的提成，这又叫作“牙口银”。

　　在过去，汉彝之间虽有矛盾和冲突，但民族间的交融密切，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交融是越来越加强了，因为商贸的繁盛，马边“商贾日盛，虽处崇山峻岭之间，亦川南一重镇也（《叙州府志》）”，而贸易已成为了连接汉彝的桥梁。彝族有句谚语：“汉人离不开皮货，彝人离不开盐巴，彝族离不开汉人，汉人离不开彝家。”这恰巧又说明了汉彝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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