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体》的超越性：优秀的科幻应当超越科普

　　【编者按：刘慈欣著名科幻小说《三体》改编成同名电影，去年曾宣布将于2016年7月上映。有网友爆料：电影《三体》上映将无限期推迟。电影《三体》引发风波，业内人士并不意外，中国的科技水平偏低，目前不太可能拍出真正的科幻大片。我们先把电影的制作难度和上映时间放在一边，来谈谈“科幻”和“科普”这两个词语及《三体》科幻小说本身。】

　　“科幻”和“科普”两个概念紧紧绑在一起，联结成一个特定的词组。这种语词并置其实体现了主流舆论的一种常识性认知——科幻与科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种观念具有怎样的历史依据和合理性？又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呢？

　　【科幻与科普之间的历史渊源】

　　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科幻”这个文学类型诞生于19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与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密切相关。

　　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论及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将要登载的小说类型，这位相信“新小说”与“新民”存在密切关联的思想家专门列出了“哲理科学小说”一类，称它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

　　无独有偶，1903年，鲁迅翻译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这部小说在今天更为通用的译名是《从地球到月球》），在为这部小说所写的“辨言”中，鲁迅也向“科学小说”寄托了厚重的期望和崇高的使命。

　　在梁启超等思想先驱的倡导下，晚清的新小说家们翻译和创作科幻小说——在晚清获得广泛使用的术语是“科学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觉世新民”的实用目的。中国的科幻小说也从此背负起沉甸甸的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启蒙重担。

　　在晚清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期之后，科幻文学很快又遭到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五四新文学”的压制。虽然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开展的“科学大众化运动”和《太白》杂志特辟的“科学小品”专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科普事业，但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和本土科幻小说的创作在整个民国时期却都成果寥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科幻文学迎来了一段新高潮。一批从事少儿读物、科普读物出版的编辑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将一些科普文章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拉入“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阵营，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创作队伍。这股创作热潮持续了近十年，直到“文革”爆发方告终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科幻创作重新启动，并延续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少儿化”和“科普化”的写作模式。但与此同时，科幻界对于“科普化”倾向的反思也开始出现。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使用“科学文艺”这一相对笼统的概念，提出“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相区分，它并不以介绍科学知识为目的，在这里，科学内容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童恩正的观点立刻引起了广泛反响，郑文光、肖建亨等作家都先后撰文表示支持。

　　在“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时代主潮中，以童恩正为代表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几年间，各方报刊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场关于“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最终带来的是对一批在主题、题材、创作方法上进行有限开拓的科幻小说的“清理”，一度活跃的科幻创作急速衰落，科幻期刊纷纷停刊，普通杂志和出版社不再出版科幻作品。

　　这种萧条的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转变，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一批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又一轮的新高潮。这批作家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普遍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并不视科幻文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为科学普及。为刘慈欣和中国科幻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三体》系列，就是这一波科幻创作浪潮经过长时间积累所结出的硕果。

　　【优秀的科幻应当超越科普】

　　晚清的中国科幻虽然以“科学小说”自命，实际上却遍布着“想当然”的“前科学”构思，而《三体》系列的世界观设定是相当扎实地建基于现代科学探索和理论之上的。与那些明确以科普为己任的小说相比，《三体》系列所内蕴的知识含量和理论深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并没有使用多少解释性和说明性的文字，而是着力于表现一种富有科学内涵的美感和崇高感。刘慈欣在高潮迭起、悬念丛生的故事中气势磅礴地描画了种种具有漫长时间跨度和庞大空间尺度的事物与场景，同时又在字里行间穿插着许多精致的技术细节，令读者得以通过他的如椽巨笔和生花妙笔，领略科学的宏观视野和微观视角所能带来的极具震撼力的奇观。

　　这样的构思和书写显然超越了科普的范畴，而这种创作也唯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由小众圈子的探索走向相对大众的流行。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长期以来国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势下，科幻文学不得不被当作始终未完成的“启蒙”事业的一部分，被寄予普及科学、传播知识的重任。科幻文学肩负的这一重担，既是它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基本动力，但也长期束缚了作家想象力的飞扬，桎梏着科幻美学的创造。随着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应用越来越便捷，随着泛科学的知识共享社区聚集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网络化用户，中国的年青一代拥有了更多更自由的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因而也就不再需要由科幻文学来充当尚未健全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替代和补充，不再需要科幻来越俎代庖地行使科普的职能。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欧美和日本的科幻小说，以及科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等多种媒介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共同培育了一批新生代的“科幻迷”，正是他们构成了刘慈欣等中国科幻作家的核心读者和“后备军”——事实上，刘慈欣本身也是一位由科幻迷成长起来的科幻作家，深受“科幻黄金时代三巨头”尤其是阿瑟·克拉克的影响。这些科幻迷或多或少都对西方科幻谱系有所了解，也对前沿科技成果有一定的涉猎，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积极接受《三体》里那些宏伟幻想的感知能力，并且能够颇为投入地参与填补刘慈欣在其“未来史”书写中有意无意余留的空白，从而为“超越科普”的科幻创作提供了足够的预期读者和信心来源。

　　《三体》系列吸收和融汇了大量的高新科技元素，其容量胜过此前的任何一部中国科幻作品；但这部科幻作品真正的超越性在于：它的科学幻想绝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以扣人心弦的叙事对物理学、宇宙学的终极命题进行了追问。诸如“大自然真是自然的吗？”、地球文明乃至整个宇宙的最终命运这样的问题，是那些仅仅放眼寰球以探寻中国的国际地位，或者仅仅聚焦于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性课题的小说，几乎从未费心去思索的；启发读者求索这样的问题，也从不是“科学普及”这一功利性要求的题中之义。

　　从“保国保种”到“落后就要挨打”，从“变法图强”到“向现代化进军”，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发展长期受困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重忧患，承受着赶超逻辑的沉重压力；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新一国之民”、“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科幻，在承担科普重任的同时，也常常将科学技术的幻想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相混合，并因此表现出极强的技术崇拜倾向。这些小说对科学技术的伟力予以富有激情的描绘，却总是缺乏对基础科学理论的终极关怀。

　　与它们相比，刘慈欣用以构架《三体》系列的核心设定——“宇宙社会学”，固然可以解读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在宇宙尺度上的极致推演，但它在原著的上下文里，首先是刘慈欣以物理学家大卫·布林关于地外智慧生命的“大沉默”理论（存在着一种还不为人类所知晓的危险，迫使所有比人类更智慧的地外文明保持沉默）为蓝本，对科学史上众说纷纭的“费米悖论”（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话，它们早就应该出现在这儿了）进行的尝试性解答。而这种“天问”的提出和回答，又是通过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抽丝拨茧般地逐步解开。刘慈欣将他所设想的这种宇宙社会学与超弦理论关于十维空间的物理学论说相结合，对宇宙演变史进行了极具冲击力的宏大演义。

　　在《三体》系列中，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就是在这样的宇宙学视野下得到想象和书写的。刘慈欣利用冬眠技术和光速飞船等手段，使故事中的人物得以超越生理寿命的限制，从而使读者能够追随这些“公元人”的视角，见证“后公元”人类的命运，直到时间的尽头；他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和全知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叙事中适当地插入审讯记录、通话记录、回忆录等“历史文献”，巧妙地满足了读者接受“未来历史”所需要的信息量，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在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上都极为巨大的精彩故事。

　　《三体》系列的叙事融合了外太空和未来这两大科幻母题，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上架构了基于科学认知的陌生化世界，使读者得以从崭新的视角来观照自己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境况。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对于超信息化社会、超全球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太空城社会、星舰文明的描绘，关于险恶太空环境对人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深刻挑战的设想，对于极端情境乃至末日情境下人群应激反应的叙写，等等，都值得我们予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与探讨。

　　中国科幻文学诞生已愈百年，《三体》系列堪称第一部跻身“世界名著”行列的长篇巨作，而这种成就的达成，正是建立在对于科普的超越之上的。

　　来源：网易科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