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沉浮

　　“以为减少了数量，也就减少了问题。殊不知网吧数量的减少并不能够消解青年一代对网络的刚需和天性

　　时间回到1994年4月20日，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从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

　　其后的两年间，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电脑进入商业应用，从上海、北京开始，网吧陆陆续续进入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行业协会会长张新建回忆。

　　经历了爆发、萎缩，到2015年中国仍然有约15万个网吧，也是目前全国网点最多的文化产业项目。

　　“人人喊打”的过往

　　“2000年，由于群众反映电子游戏是毒害青少年的电子‘海洛因’，所以全国关掉了90%、大概19万家电子游戏厅，当时天津似乎全部关闭了。”张新建回忆，“于是空出来的场地和网管人员、资金一下子进入了网吧行业，短时间快速扩容。”

　　仅就北京白夜网咖董事长苏建所在的北京延庆而言，两年时间内网吧迅速激增到60家。规模小的二三台，最大的50台。

　　然而，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的一把大火把网吧烧成了梦魇。

　　起火那日，苏建接到了朋友的电话：“昨儿晚上出事儿了，有一个网吧着火了，烧死好多大学生，你注意点儿吧。”他当天便停了业，因为“其实当时所有的网吧都是黑网吧，没有营业执照。”

　　同一天，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三家网吧果然被贴了封条。

　　蓝极速事件随即在教育界、法律界和信息产业界引发大讨论。青少年犯罪、监管部门玩忽职守、网吧审批手续复杂等争论层出不穷。“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成为了本能的共识。

　　其后100天，《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令》）应运而生，并于2002年9月29日火速颁布。

　　张新建时任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是《条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此前，网吧的管理权刚由工信部转交至文化部。

　　这把火烧到了网吧行业自己，主管部门确定了管理思路——严管重税，萎缩发展。

　　张新建回忆，“当时社会诟病网吧是网络海洛因，在文化领域只要扣上海洛因的帽子，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也要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一系列申请，条件繁复。

　　次年，政府又将网吧划归“娱乐行业”，税率20%左右，限制营业时间上，加大了网吧的生存成本。同时，主管部门下发的《文化部关于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管理的通知》增大了网吧的加盟成本，彻底改变了网吧行业的发展形态。

　　“蓝极速以后停业半年，我在家里面很纠结，不知道这个行业能不能维系下去。当时全国都在停业。”苏建回忆。

　　虽然手里还有一个光盘店、一个装机店，但那段日子还是颇有些难熬。延庆的60多家网吧到2003年只剩6家。

　　他投资巨大的新店于2003年3月1日重新开业。4月非典来袭，接到通知停业到年底，“反正特别坎坷。”

　　谁跟刚需斗，谁是猪脑子

　　“当时我们还不适应这种高科技和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市场项目，准确说还不知道怎么管？很多人从来不用电脑，也从来没上过互联网。一下子就去管这个行业，肯定不行。”今日忆起，张新建毫不讳言，“以为减少了数量，也就减少了问题。殊不知网吧数量的减少并不能够消解青年一代对网络的刚需和天性。”

　　严管之下，没想到首先是网吧牌照值钱了。2008年时的一个圈内传说，广东中山一个网吧牌照转让费最高炒到了380万元。

　　“牌照值钱，谁也不愿意放弃，落后的生产力本身具有政策资源，旧的淘汰不了，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和设备缺少政策上的许可进不来，所以一池死水。”张新建总结。

　　高准入门槛之外，非法网吧大量滋生。

　　河南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红蚂蚁网络服务室负责人许均卫，2007年进入网吧行业，“就是这个行情，不发牌照。于是不用装修，随便找个屋子就行。60平方米、40台电脑，非常拥挤。大家来打游戏、聊天，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接触过电脑，开关机都不会。”

　　很长时间内，许均卫老婆值白班，他值夜班，晚上十点到早上九点基本上没睡过觉。

　　“越是刚性的需求，这种尝试的愿望越强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效果，就是刚性需求膨胀性扩张。”张新建说。

　　苏建回忆，治理高峰的2006年底，延庆开办了两所民办大学，“民办大学生比较有时间，网吧通宵25块钱。当地离网吧近的人就每天先来网吧占上位置，再30块钱倒卖给放学的大学生，赚5块。”

　　网吧里80台机器，一晚上方便面能卖到5箱以上，前台光泡面都忙得不可开交。

　　“游戏是人类的本能，追求新奇特是孩子的天性。只不过我们小时候玩儿的是泥，现在小孩儿玩儿的是电脑。禁止不了！”时隔多年，张新建悟出了这个道理，“谁跟天性、刚需斗，谁就是猪脑子。”

　　的确，网吧在萎缩。但是到2014年前后，中国还有1.7亿人在网吧中上网。虽然城市居民觉得家庭宽带越来越方便，但是占城市人口很大比例的人群——比如进城务工人员，仍需要在网吧上网。

　　而对于张新建来说，新的产业模式也让他发现“人是群居性动物，或者说人有群体交谊的需求，人也需要大家一起上网”。

　　跨国高管找上门

　　当时网吧行业的通病是，“网吧老板在社会上从来不敢拍着胸脯讲‘我们是做网吧的，我们是做上网服务的’，就是低人一等的感觉，哪怕网吧投资单店已经在一两百万元的阶段，大家还是觉得抬不起头。”

　　那时，网吧协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诉苦”。苏建回忆，“打价格战，成本高、房租贵啊，各种管理、检查啊，每次都是这些话题。所以每次开会没什么实际意义，永远就是聚在一起诉苦，诉苦之后吃顿饭，散了。下次还是这些，看不到希望。”

　　2012年底，新的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张新建的一番话让苏建印象最深：“当年我亲自做的枷锁，现在我亲手再给它打掉。”

　　2013年，网吧行业冰封10年后，文化部和公安部、工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可以依法开展单体网吧审批。并在部分地区开展网吧准入政策调整试点工作。

　　即使如此，业内反响冷淡。

　　此前10年严管并没有彻底解决黑网吧问题。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网吧的商业价值开始被察觉。

　　网吧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超过15万家网吧的顾客中，80%以上是18至25岁之间的男顾客。

　　一个简单的模式是将楼宇广告复制到网吧，安装液晶显示屏。银行业也在关注将上网卡和银行卡绑定，“他们也看好这样年龄段的青年，是未来的客户。”张新建介绍。

　　至于苏建，则在店里迎来了自己找上门的跨国企业高管：比如英伟达这类硬件公司的中国区总裁，“他们打电话过来，我们一个店长接的，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过去都是我们追着供货商跑，希望给我们便宜点”

　　这个合作的结果，是打造出一个英伟达的旗舰体验店。

　　然而，对网吧应该淘汰、而不是升级的想法还是普遍存在。“怕造成社会影响承担责任，让它自然萎缩，没有看到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左推右挡，或者不愿意推广新的业态、新的经营模式，为全国调整产业结构作贡献。”张新建说。

　　比如，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下调了网吧的税收标准，但是在很多地方，包括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仍然有高达25%的纳税标准。

　　分管此事的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不得不亲自给地方领导打招呼，希望给创新模式的大型网吧放行。

　　即使如此，基层审批和执法部门仍然在“敌视”网吧。

　　不过形势终在转变

　　2015年末的网吧行业转型升级成果研讨会上，苏建发言。“做了十多年被社会遗弃的可怜虫”之后，苏建第一次觉得自己抬得起头了。

　　项兆伦说：“白夜网咖我知道，我自己去过两次。”

　　“哎哟给我吓得，砰砰砰心跳。”时至今日苏建还是忍不住拍了拍胸口，“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

　　过去光临他门店的文化部门人员只有执法队——例行检查、罚款。

　　很多年没有罚款。这一年，苏建得到了转型升级示范奖励的两万元。

　　（臧文琦荐自《瞭望东方周刊》）

　　责编：高冗

　　□王斯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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