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6.5%以上增速没问题

　　我国发展的潜力大、韧性足，可用的政策手段多。只要把政策手段用好，维持6.5%以上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7月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高端论坛暨陈文玲著作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理论界和经济学界的近20位著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卓见纷呈。

　　全球经济涌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特征？中国经济能否实现6.5%以上的增速？围绕这些热点问题，《支点》记者整理了林毅夫、隆国强、樊纲、陈文玲、逄锦聚、周天勇等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发达国家可能长期陷入经济疲软

　　林毅夫：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能不能实现，很多人心里不是很有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我们的增速节节下滑，从原来的两位数降到了去年的6.9%、今年一季度的6.7%，下滑的压力很大。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下滑，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确实应该保持定力，按照中央决策，以及现在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我们的经济有一个比较好的素质，有一个比较好的长期增长动力。

　　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发展肯定也会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总的来讲，发达经济体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当前面临的这种经济形势，有很多外部性因素，而且展望未来，发达国家难以像我们有这么一个坚强的政府领导，保持定力地去推行结构性的改革，他们的结构性改革通常很难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长达10-15年、甚至20年的经济疲软。

　　陈文玲：从2016年一季度和未来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涌现出了新的趋势特征。旧动能弱化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弱化；新兴经济体整体受挫，世界经济增长旧动力弱化；全球竞争性货币贬值加剧，资本流通的动能弱化；大宗商品价格在跌宕起伏中继续下行，资源型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在动力弱化；发达经济体复苏似有若无，世界经济增长的引力弱化。

　　想办法让政策落地和实施

　　樊纲：现实当中所谓的利益冲突，所谓的既得利益，其实就是改革最重要的障碍，遇到的最大问题。需求侧改革的政策，往往比较容易实行，原因就是扩大需求，往往大家皆大欢喜，增加一点货币，增加一点财政支出，没有把有些东西从别人那里拿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往往比较难，经济学界对供给侧问题通常理解都是长期的问题。比如一个孩子出生后要20年才成为劳动力，还得受教育，还得人力资本的创新。再比如，建一个厂子和高炉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但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形成，却是长期的事情。

　　历史上有的宏观调控措施，迟迟落实不了，因为涉及到利益冲突。现在我们要想使很多战略性政策落地，特别是一些难点落地，像去产能、去杠杆，一定得考虑利益冲突，考虑利益的补偿，考虑打破利益均衡，肯定不是零和博弈，肯定有剩余，肯定有新的利益诉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进行各方面的利益安排，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安排？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周天勇：创新肯定需要颠覆性的技术，没有颠覆性的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除了要盘活城乡土地资源、国企资源，还要盘活体制内的技术人才资源。现在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人才动力不足，一些科研成果也无法产业化、市场化，这需要想办法给它盘活。美国当年也遇到这样的困境，高校科研成果只有5%的转化率，后来一看苏联这么厉害，再加上自己经济衰落，于是就出了一个法案，强制高等院校开放技术资源。我们也需要研究政策，能不能出台一些力度较大的措施。

　　中国的投资机会还很多

　　林毅夫：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外部增长环境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这对我们贸易的增长，肯定会有负面作用。在这种状况下，要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适度扩大方针，更多的措施来自国内需求，即投资和消费。

　　从投资来说，我国还有很多投资机会。一是像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产业，目前基本上都处于中低端，应向中高端去升级。每年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达1.3万亿美元，这些产品要靠进口，这需要投资升级。二是基础设施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地铁和地下管网等严重不足；三是环保领域投资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四是中国城镇化将不断推进，也需要大量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

　　不仅投资机会多，我们可以动员投资的资源也很多。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全世界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所以利用积极财政的空间还相当大。不仅财政状况好，民间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近50%，储蓄率居全世界之首，而且我们还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可动员的资源，是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也有好多机会，但他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务状况不好，或者民间储蓄低。

　　逄锦聚：解决供给领域的问题，从长期看，要靠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前三次产业革命机会我们没有抓住，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们不仅要“醒得早”，而且要“起得快”，一定要抓住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加快结构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我最担心的就是，很多理论能跟得上，很多趋势能整理出来，但是动作跟不上去。

　　科技创新、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见效慢、周期长，所以从短期和长期的结合上，投资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投资既可以拉动供给，也可以通过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对于投资的建议，其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民间投资；其二是适当放松信贷；其三要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提振民间企业投资信心；其四是国家要适当为企业减税让利；其五是抓好就业，改善民生，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推动开放进行“二次入世”

　　隆国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需要在对外开放领域有更大的举措，形象来讲可以称之为“二次入世”。这个“入世”，不是加入某一个多边的经济组织，而是由一系列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双边或者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协议来构成的。比如说现在进行谈判的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等，这样我们才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个重要趋势。

　　首先，是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它有很多新的特征，包括增长速度的换挡、结构的升级、动力的转换。这需要我们有新的开放重大举措，更好地用好外部的资源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高端生产要素，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构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新形势的需要。新一轮经贸规则正在制定当中，以TPP、TTIP为代表的平台，正在构造一系列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俱进，可能在新一轮经贸规则中就会陷入被动。

　　第三，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过去30多年，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除了推进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开放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为改革提供了动力。这个重要的宝贵经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写入了文件，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仍将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陈文玲：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经济转型、创新变革和调整中的世界经济，涌现出若干新亮点。其一，全球进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推动的全球化4.0时代，全球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等要素正在重新组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正在向着最有效率的地方进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其二，主要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和新空间。其三，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和新希望。其四，开放包容的中国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稳定器。从消费看，中国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投资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进出口看，尽管受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中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林毅夫：我国发展的潜力大、韧性足，可用的政策手段多。我相信只要把这个政策手段用好，那么我们维持6.5%以上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结构性改革所讲的“补短板”的措施。如果我们能够维持6.5%以上的增长，可以补短板，同时相对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为深化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只要我们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的经济增长，十八大所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并且能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也会继续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支点》特约记者 张小红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