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高原上的“急行军”

　　当年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时的决心、速度与耐力，在今日的甘孜一次次“重现”：精准扶贫、攻坚交通、做强产业，对底子薄、欠账大的甘孜而言，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意味着一次新的长征

　　沿着成雅高速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向川西进发，数小时后，经过有着“雅雨、雅鱼、雅女”这三绝的雅安地界，高高的二郎山便横亘在人们的面前，不必为它的陡峭险峻、气候恶劣而担忧，只需要5分钟，便能穿越平坦的二郎山隧道，再过不了多久，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大门”就向你敞开了。

　　距离成都285公里的泸定县素有甘孜“东大门”之称，大渡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刚进县城，就能看到轻盈地悬挂于大渡河之上的泸定桥。泸定县，因此桥而得名，也因此桥而闻名。

　　1705年，康熙皇帝为加强川藏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而御批在大渡河上建造一座桥梁，转年，大桥建成，康熙大帝取“泸水”(大渡河旧称沫水，康熙错以为是泸水)、“平定”(平定西藏准格尔之乱)之意，御笔亲题“泸定桥”三个大字，泸定桥自此载入史册并成为连接藏汉交通的纽带，泸定县因此而得名。

　　230年后，泸定桥这座由13根碗口粗的铁锁链环环相扣而成的铁索桥，成为了22位勇士的英雄桥和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桥。1935年5月底，中国工农红军昼夜奔袭240里地，创造了世界行军史上的奇迹，廖大珠、王海云、刘梓华等22名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进，开辟了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

　　时光飞逝，如今，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已在二郎山下、大渡河畔乃至全中国、全世界流传了81年，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已经在这片被红军鲜血浸染的土地上指引和鼓舞了人们长达80个年头，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红色泸定乃至以美丽圣洁而著称的整个甘孜州又开辟出了怎样的新天地？

　　开发大渡河，打通二郎山

　　如今，已成为旅游景点的泸定桥上，被铺着结实的木板，透过木板间的空档，能看到正在脚下奔腾翻涌的大渡河。由于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专程到泸定桥上回顾历史、缅怀英烈的人比以往多了不少，第一次走在桥上，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难免让人小腿发紧，听着河水奔流的拍击声，遥想当年勇士们奇、绝、惊、险地飞夺泸定桥的场面，那股力量，当真摄人心魄。

　　对于泸定的当地人来说，泸定桥是男女老幼来来往往的交通要道，据说每年泸定桥检修的时候，底链上的木板会被抽去，桥梁悬空，只剩下铁链，这让外地人想起来都会觉得害怕，但泸定人却依然能稳当地走在上面。

　　大渡河与泸定桥，构成了泸定最响亮的名片。令人胆寒的大渡河水，现已成为造福一方的优势资源，水电工程是泸定重要的“强县富民工程”，“水电惠民”专项行动的开展则让不少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建设发展，大渡河告别天堑、成为通途。15岁参加革命，曾在长征时担任红四团政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杨成武，在飞夺泸定桥的30年后收到了一位战友送来的泸定桥照片，他在创作于1981年的《忆长征》书中写到：我对着照片看了很久。铁索桥依然如故，还是那样高高凌驾于惊涛之上，架峙于两个笔陡的山峰之间。在上游又新建了一座雄伟的大钢桥……

　　杨成武笔下的“大钢桥”，建设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西藏途中，响应刘伯承、邓小平“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在泸定桥上游一公里处修建了这座钢索悬桥，这也是大渡河历史上第一座公路大桥。上世纪70年代初，又一座具有民族色彩的双曲拱桥飞跨在大渡河上，此后，大渡河桥作为战备桥被保护起来。近三四十年来，在奔流不息的大渡河上，康巴大桥等一座座现代化的大型桥梁以及结构不同的各种人行桥相继被修建起来，昔日的渡船再也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桥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

　　今年7月中旬的一天，《小康》杂志记者来到泸定县，当日雨过天晴，大渡河两岸云雾飘渺，山峦之间夏云飞度，正在建设中的雅康高速公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的桥墩穿云而出，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映入记者的眼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工于2014年的雅康高速全长135公里，是全国在建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之一，它连接雅安与康定、沟通内地与康藏，是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连接甘孜进而通往西藏的重要通道。

　　过去人们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难，而被誉为318线“升级版”的雅康高速之难，却可以用“两夫当关”来打比方，一个是大渡河特大桥，另外一个是二郎山隧道。

　　大渡河特大桥这座跨径1100米的大桥不仅要被安放在川西平原通往青藏高原的第一级阶梯上，而且还处于3个地震断裂带的交汇处，再加上要抵抗住峡谷的大风，难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征服二郎山则一直是当地人的梦想，创作于1951年年底、曾唱响全中国的《歌唱二郎山》，用“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二郎山的敬畏。从四川盆地进入青藏高原，第一道“咽喉险关”便是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的二郎山，当地有句谚语，“车过二郎山，像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长期以来，二郎山一直是制约甘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而解决“瓶颈”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打通二郎山隧道。2001年，“老”二郎山隧道竣工验收，千里川藏线上终于有了“咽喉要塞”，相比此前的盘山路，穿越隧道显得轻松了许多。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在日均4000辆的车流量面前，海拔2200米左右且入冬就会积雪的“老”二郎山隧道已显得力不从心。2012年，“新”二郎山隧道开工建设，与“老”二郎山隧道相比，全长13.469公里的“新”二郎山隧道不仅避开了长大纵坡和暗冰路段，海拔也从2200米降至了1500米，这将保障雅安至泸定不受季节气候的影响，常年通车。

　　虽然雅康高速具有工程施工极其困难、地形条件与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等鲜明特点，在修建过程中也遭遇了特大涌水、山体滑坡等“拦路虎”，但这些都并未动摇甘孜人修建雅康高速的决心，雅康高速建成后，将结束甘孜州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血脉”疏通的攻坚战与持久战

　　征服了“山河”的甘孜人，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于落后的交通的宣战。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冉义用“从无到有”这个词概括了红军长征胜利80年来甘孜交通的发展变化，他具体解释说，“公路从无到有，机场从无到有。80年前，甘孜州没有一寸公路，而目前，全州公路里程数已达到3万余公里；80年前，甚至于5年前，甘孜州还没有一个机场，而目前，甘孜已拥有康定和亚丁两个机场，格萨尔机场正在加快建设。”

　　曾几何时，大美甘孜还仿佛是一座“世外桃园”，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甘孜州，被二郎山、贡嘎山、雀儿山等高耸入云的山系“严密封锁”，被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及众多支流“无情切割”，交通，严重制约了甘孜的发展速度。

　　只有冲破制约，方能谋求甘孜发展。“甘孜州要集中力量打一场交通翻身仗”；“甘孜州要努力争取一年小变样、三年中变样、五年大变样，从根本上改善藏区交通条件”，这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对甘孜州交通问题最深切的期待。

　　2009年，一个关乎甘孜州交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方案——《2009-2012年甘孜州交通建设推进方案》快速获得了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批复，甘孜州集全州之力打响了交通会战的第一枪。

　　从2012年开始，以解决交通瓶颈制约为突破口，以“增强密度、提高档次、形成网络、四通八达”的交通发展思路为指导，以形成“三纵四横多联和三大枢纽”综合交通网络为目标，一场为期三年、声势浩大的交通建设集中攻坚活动似“战役”般在甘孜全面展开。甘孜州委副书记、州长益西达瓦用了三个“前所未有”来形容交通建设三年攻坚活动：“得到国家、省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前所未有，工程的投入规模和道路建设等级前所未有，面临的建设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我们必须采取超常规办法、超常规举措、超常规力度，全力打好这场攻坚硬仗。”

　　超常规的办法、举措和力度，让70多年前飞夺泸定桥时的决心、速度与耐力，在今日的甘孜得到了“重现”，这场“前所未有”的“战役”更是给甘孜的交通人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三年攻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冉义自豪地介绍道，“我们举全州之力，突出抓好工程进度、质量、造价、安全、廉政五大重点，开工建设雅康高速、‘两路一隧’等交通重点项目30个，建设里程达3050公里，完成28个项目，2879余公里建成通车，是‘十一五’(编者注，指2006-2010年)期建成国省干线及旅游公路592公里的4.86倍；建成通乡油路1997.76公里，是‘十一五’期935公里的2.14倍；建成村通公路(含村通油路)11641.56公里，与‘十一五’期12734公里的数字相当。”

　　什么叫“脱胎换骨”？2014年，一个长期以来饱受“出门难、行路难”现实困扰的地方，用“再筑天路、畅通甘孜”的实际行动，为这个词语作出了最生动的注解。冉义告诉《小康》记者，截至当年年底，全州通车里程达到了29584公里，“除得荣、乡城两个县外，其余16个县都通三级以上等级公路，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基本形成全州公路骨干网络体系；路面舒适度、安全性大大提高，偏远的石渠、稻城等县到州府康定的时间缩短了1/3左右。”

　　交通犹如人体的“血脉”，“血脉”不通必然导致生存的艰辛。在四川省的经济版图中，甘孜州处于“底部基础”。2013年的数据显示，甘孜的GDP仅为全省的0.7%，工业化率仅为全省一半，城镇化率比全省低11个百分点。如何破除发展瓶颈，抓住机遇谋发展？甘孜州对全州各区域的优势、劣势进行分析后，确定了东部率先发展、南部加快发展、北部追赶发展的区域发展思路，在这样的梯次推进中力争“底部突围”。

　　在谋求“底部突围”的过程中，不少人提出，首先要“铺路”，原因只有一个——甘孜落后，就落后在交通。正因为此，疏通了“血脉”的甘孜人依然不敢懈怠——要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仅仅疏通还不够，畅通才是关键。

　　2015年8月8日，正值农历立秋时节，甘孜大地飘着蒙蒙细雨，透着丝丝凉意。一个多月之前从攀枝花市委书记任上调到甘孜、任职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刘成鸣，在上任伊始即对甘孜的交通进行调研，他先后来到高尔寺山隧道和雅康高速小天都隧道、大渡河兴康特大桥和二郎山隧道的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以及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于转天上午在康定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交通建设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全州的交通工作。

　　刘成鸣指出，当前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甘孜州要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小康，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繁重。在今后五年中，要围绕建设川西北区域型交通枢纽，努力构建“进出通畅，铁路、公路、飞机齐上，四通八达，路网顺畅，安全便捷”的立体交通体系，为甘孜州扶贫攻坚和同步小康提供坚实保障，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为稳藏安康、长治久安提供坚实基础。

　　交通“血脉”的疏通需要攻坚，但这更是一场持久战。据冉义透露，“十三五”(编者注，指2016-2020年)期间，甘孜将全力推进交通建设再上台阶，除了继续下大力气抓好航空、公路建设外，还要力争实现铁路“零”的突破。

　　“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从全省倒数第二位上升至前八位——这是在“十二五”(编者注，指2011-2015年)期间，甘孜州在国省干线路面使用性能指数方面发生的巨变，“通过交通建设集中攻坚，国道从两条998公里增至9条3700公里，省道从5条1750公里增至17条3150公里，全州公路骨干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除了交通之外，在甘孜州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主任黄春平看来，自1950年建州以来，甘孜在产业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6年来，甘孜州的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生态能源、生态旅游两大优势产业强力支撑，优势矿产、生态农业、中藏药业、民族文化四大特色产业竞相发展的格局。”

　　无论是交通之变，还是产业之变，共同的目标指向都是让甘孜人的生活更加幸福。黄春平列出了一连串的数据：1950年，全州人均GDP仅为67元；到1980年上升为485元；1995年达到2516元；2005年跃过5000元之后，每年仍会创下新高；2009年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325元；2015年达到18423元，66年来，实现了从不足百元到近两万元的跨越。“现在的甘孜州与建州初期相比，经济社会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极大提升、发展动力得到了增强、基础设施条件空前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也迈上了新的台阶。”黄春平总结道。

　　虽然成就喜人，但不得不承认与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是：位于川西高原的甘孜州辖区内的1个县级市和17个县全部被纳入了国家和四川省扶贫开发政策扶持范围，甘孜州还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和四川省扶贫攻坚“四大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甘孜州建档立卡贫困村占比近50%，贫困发生率高出全省10个百分点。

　　量大、面广、程度深——这是甘孜扶贫面临的最大现实。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冲刺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藏区百姓“不掉队”，让4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去年6月21日，调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第8天，刘成鸣即开始对全州下辖的1个县级市和17个县展开密集调研，直到7月24日，短短30多天的时间里，他多次提到“扶贫攻坚”。

　　在理塘县德西一村、雅江县马它马村看望慰问贫困户时，刘成鸣指出，确保2020年和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甘孜州压力大、任务重，县、乡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分析贫困原因，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工程，一对一、多对一帮扶，不落下一户、不落下一人。

　　在稻城、巴塘、新龙、甘孜等县调研时，刘成鸣要求各县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工程，做到“帮扶目标、帮扶项目、帮扶责任、帮扶措施”四个落实，通过产业发展，努力提高群众收入，通过扶贫攻坚，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泸定县过去有名的贫困村——冷碛镇团结村，刘成鸣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定性阶段，甘孜州将围绕“不落下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不落下一户一人”的要求，将精准扶贫与群众工作全覆盖结合起来，确保每个贫困村有1个驻村帮扶工作组、1个联系单位，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不完成脱贫任务、贫困村没“摘帽”、贫困户没脱贫，工作组就不撤出。刘成鸣要求，泸定县要进一步落实帮扶措施、帮扶责任、帮扶项目，将“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与改善老百姓生产生活条件结合起来，从产业、技术、观念上实现对口精准帮扶，让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在石渠县调研时，刘成鸣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他要求“针对当地最突出的民生难题，从选准最困难的村、扶持最困难的户、办好群众最急需的事入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2020年实现全部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上来。

　　在九龙调研时，刘成鸣深入到距县城5公里的呷尔镇华丘村，要求当地干部抓实产业发展，做实精准扶贫，把扶贫工作精准到项目、精准到产业、精准到责任人。

　　在乡城县，刘成鸣则进一步对“精准”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扶持对象精准、扶贫项目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扶贫措施精准、驻村帮扶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实现全面小康，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这一年多以来，刘成鸣一直反复强调，“要把扶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生，作为藏区工作‘三件大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集全州之力、汇全州之智，打好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这场硬仗。全州上下要善于啃硬骨头，敢于淌深水区，勇于打攻坚战。要把造血式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和脱贫奔康的主路径，确保如期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新长征胜利的“六大法宝”

　　对于自己工作、生活的甘孜州的扶贫攻坚力度，黄春平深有感触，“全州各级干部职工正不断把精准脱贫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推”。

　　截至目前，甘孜州已全面建立起“核定对象、因户施策、责任帮扶”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现了“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州有卷”，并通过动态管理，做到了“贫困在库、脱贫出库”。而136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4.8433万贫困户、19.7464万贫困人口，则成为了甘孜州锁定的精准扶贫对象。“按照‘每年有新变化、三年上新台阶、五年全面脱贫’的目标，我们将1360个贫困村、19.7464万贫困人口减贫任务细化分解到年度，今年就要确保281个贫困村摘帽，32275人实现脱贫。”黄春平介绍道。

　　甘孜藏族自治州环保局局长袁亮则认为，对甘孜州而言，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无疑是一次新的长征”。

　　怎样才能实现“新长征”的伟大胜利？去年年底召开的甘孜州委十届八次全会上，甘孜州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路径，即精心组织实施“扶贫攻坚、依法治州、产业富民、交通先行、城乡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六大战略。在今年3月召开的实施“六大战略”动员部署会议上，刘成鸣指出，实施“六大战略”是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甘孜的生动诠释，也是省委多点多极支撑、“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创新驱动“三大发展战略”在甘孜的生动实践。

　　《小康》记者在甘孜州采访期间了解到，目前，“六大战略”已在甘孜落地生根，高原上的“急行军”，正以“慢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放不下”的使命感，全力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发起冲刺。

　　在交通已经先行为“新长征”筑路搭桥、产业持续高歌猛进、扶贫战役已然打响的甘孜州，还将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更上一层楼、在城乡提升方面谋得发展、在依法治州方面有所推进呢？

　　袁亮告诉记者，甘孜州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重要保护区和主要的物种基因库，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但同时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在坚决迈向小康的道路上，我们把生态保护和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主动服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让袁亮感到骄傲的是，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坚持，甘孜的青山绿水以及蓝天白云的美好生境都被有力地守护住了。而生态文明，也仍将是未来甘孜最为看重的“名片”之一。

　　在朴实而圣洁的甘孜大地上，生态甘孜这一恢弘的目标愿景，正化为前所未有的驱动力，在“新长征”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崭露出和谐小康的现实模样。据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局党委书记杨国清介绍，以建设高原现代特色生态农牧业为目标，甘孜州还着力构建起了“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生态格局。

　　如何实现“山顶戴帽子”？“国土增绿”行动的实施无疑是个关键。“大力推进‘河变湖、山植树、路种花’，着力构建高原森林、绿色通道、城乡村寨、生物多样‘四大生态屏障’，努力实现‘山顶戴帽子’，一要构建高原森林生态屏障；二要构建绿色通道生态屏障；三要构建城乡村寨生态屏障；四要构建生物多样生态屏障。”杨国清如此描绘着“山顶”的蓝图。

　　而对于“山腰挣票子”和“山下饱肚子”生态格局的构建，杨国清介绍到，前者要通过实施“产业增收”行动来构建，“按照‘一圈一带一走廊’的高原现代特色农牧业布局，大力推进高半山以下经济林木的种植，发展林下产品”；后者则需要通过“稳粮增效”行动来构建，“在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等河谷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大力发展青稞、马铃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全力保障粮食增产增效”。

　　有的放矢地为甘孜增绿，守护甘孜的生态环境，无疑是为了让大美的甘孜愈加美丽，而通过建设具有甘孜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则能够有效提升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让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的新甘孜在“新长征”路上精彩绽放。甘孜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供给《小康》记者的《中共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城乡提升战略的意见》的资料显示，全域旅游统筹城乡发展，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为目标，甘孜州将通过做强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寨，来实现规划水平、配套能力、承载能力、吸附能力、风貌特色、城乡管理、文明素养的“七个提升”。

　　所有一切的蓝图，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州”的理念在甘孜已形成共识。据冉义介绍，在交通项目建设中，针对料场划拨不及时、个别干部推销地方材料、个别群众非法阻工等问题，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集中开展了干部作风转变、群众工作全覆盖和无牌无证机动车集中整治、治安专项整治等活动，并抽调组织能力强、吃苦精神强、善于开展群众工作的人员组建项目协调办，同时把交通重点项目建设纳入重点督办。袁亮则特别强调了要加大资源环境执法监督检查，强化各级执法部门依法行使管理职能，推行网格化生态环境监管机制，重点查处违反《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征服过“山河”，书写下“红色”传奇，敢于“攻坚”，注重“法治”，以“业”做基础，勇于争“先”，拥有着15.3002万平方公里的“城乡”根据地，同时又善于“建设”，在“新长征”之路上，甘孜还有不胜利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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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红军长征的“输血机”

　　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当中，历时最久、里程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召开的会议和进行的战役最多的一个省份。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四川有多达4.5万余人参加红军，居各省前列，四川的各族青年不仅为长征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而且数以万计的四川儿女与红军战士一道，支援长征、保护红军、救治和掩护失散的战士，用鲜血甚至生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正因为此，四川被誉为长征的“输血机”。

　　四川是红军停留时间最久、经过区域最广、留下足迹最多的省份，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经过的县份共70个，其中雅安、阿坝地区的许多县经过两到三次，红军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的广大地域，总里程为5200余里。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的活动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在整个红军长征途中也都是少有的。从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的15个月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孜藏区的泸定、康定、丹巴、道孚、乾宁(已撤消)、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雅江、理化(今理塘)、稻城、定乡(今乡城)、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色达等16个县经过和停驻。特别值得铭记的是1936年7月1日这一天，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两大主力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会合了。

　　长征中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也都是在四川发生的。例如打乱蒋介石战略部署、策应中央红军作战行动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胜利意义的巧渡金沙江，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的强渡大渡河，还有著名的飞夺泸定桥等战役，都是在四川打响的。

　　红军在四川县城建立革命政权最多，付出的代价也最大。红军在川期间，先后占领了33座县城，分别是：冕宁、阆中、越西、泸定、天全、芦山、宝兴、剑阁、南部、昭化、彰明、平武、北川、茂县、懋功、理番、崇化、梓潼、抚边、阿坝、绥靖、丹巴、荥经、道孚、甘孜、瞻化、理化、雅江、得容、定乡、稻城、白玉、炉霍。虽然红军在川期间取得的战果显赫，但是红军付出的也是血的代价。红军在进川时的兵力约有12万，但是在出川时却只剩下约6万人。造成如此大伤亡的原因，除了战争因素外，主要就是自然环境的因素。

　　在四川，红军还多次召开了重要的决策会议，此外，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这里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内容参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红军长征博物馆建于四川的原因》，甘孜州档案局韩广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所作《红军长征过甘孜藏区概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四川甘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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