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政府会展项目

　　主持人：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振

　　嘉宾：苏州市会展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丁尉

　　广州市商务委会展促进处处长 李丹

　　北京市延庆区商务委副主任 赵瑞琴

　　北京辉煌魅力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婧

　　辽宁华鼎会展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洁

　　主持人吴振：关于政府型会展项目这个话题，我们先暂定为会展向右。这个“右”不是右派的意思，它意味着展会脱离了政府的体制化，向市场化和效益化、方向发展，这是国务院15号文件的核心主张。请各位谈谈如何看待政府市场化发展的新常态？

　　丁尉：苏州会展行业协会是全国会展行业协会里面腰杆比较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并不靠政府补贴生存。苏州会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生存、发展时期，数量较为可观，四年前苏州会展总数是89个，到今年已增长到184个，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苏州会展行业协会是为企业服务的。为什么苏州会展业市场化发展的程度比较高呢？一个地方会展业的市场化发展程度高低不由政府展会的数量和会展业优惠政策等因素决定，而是由政府会展服务标准决定，苏州会展行业协会是代表企业，服务企业和当地展会发展的，会展协会就应该是地方会展业发展的最大的一个服务员。

　　李丹：广州被称作中国商务会展的摇篮这还得益于“广交会”。我个人认为不应该简单的说政府展、专业展，或者是专业的市场展，因为每个展会都会有它独特的地方，而且每个城市之间也各有各的需求。比方说，如果一个城市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需求要办一些展览，但展览效益不高，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牵头。一个城市、一个政府要办展会，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需求，可能还涉及到社会交往层面、对外交往层面，并肩负一个城市的使命，在这个大形势下，就往往会出现一些综合性的展会。

　　新常态下的展览需要市场化，这对展览业来说是一个新机遇，各个城市应该按各自的需求来发展，就像广州走在开放的的前沿，所以整个的市场氛围都是法制化、市场化的。广州政府对企业在市场化运作方面是非常包容的，所以广州才会成为很多商业要素的集聚地。我认为政府应该少办展，政府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的规划上，在大会展环境下形成更高层次的规划。就像大家到一个五星级酒店，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一个管家式的服务，这才是政府部门需要做的工作。

　　赵瑞琴：延庆过去的功能定位主要是农业发展，现在则开始重视城市功能，延庆通过八达岭长城、世界园艺博览会，让世界知道延庆。无论是将于2019年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还是将于2020年举办的冬奥会，政府办展办会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个展览举办地。展会等系列活动的到来，会让它的整体环境得以提升，它的基础设施会得到大大的改善。此外，人文环境和居民素质也会有一个很大提升。

　　我们在规划发展的时候就牢牢契合了延庆区的功能定位。比如，延庆的新能源环保产业是北京市唯一的新能源环保示范区，同时我们也借助冬奥会的举办，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为这两个会分别制定了园艺产业的规划和会展产业的规划，这将在以后成为延庆会展产业的重要基础。

　　段婧：政府需要公信力、影响力、宣传力，企业需要创新力、拼搏力、亲和力，企业也必须在政府引导下才能够成长。作为企业，在承接政府会展的时候要明确几点：首先，开弓没有回头箭，承接之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大家都可以竞争，今天这么多人都想做政府展，我们都去竞标。但发生突发状况和预想不到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做好预案，这是我认为大家应该抓住的地方。

　　其次，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配合要合拍。现在有几点不合拍的地方，第一是税收，大家是不是都要到中央去报？第二，政府的公信力非常强，但也要考虑到企业，如果每个企业都要扣除50%利润的话，这个企业很可能会死掉。有几个好的方案可以拿出来和大家探讨：比如我们的展览馆可不可以由跨国品牌共同来经营管理呢？展览主办方的国际项目是不是可以有对方国家或者在第三方国家共同来主办呢？有一些契合的专业展，我们是不是可以互为买家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李洁：东北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经济缺乏核心抓手。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企业，我们公司现在不得不调整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资源整合的同时，力求把一些小的展览公司或者人才聚集过来。我们在聚人才的同时，也在推广绿色环保的新型材料，把这个材料作为我们公司经营的一个新方式推向市场，做一个市场的先驱。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做经营范围扩大的时候，我们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如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再加上我们企业自身的影响力，会有一些项目更容易谈成。因此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觑，对我们公司而言，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主持人吴振：所谓政府展市场化，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国退民进”。这个“国”当然指政府，政府如何才能“退”的更干净？政府和企业合作往往有三年之痒，我们如何才能将商业机构阶层持久化，这里面有哪些不能搁置的矛盾？

　　丁尉：“国退民进”，其实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话题，这里面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办展历来如此，这个体制还延续到现在。现在一直在说政府“退”，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政府都没有退。政府规定你不能办就是不能办，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地方的展会数量多了，就说它市场化达到了。会展业想发展，一定要把当地的会展企业发展起来。很多展会来到某个城市几天后，交通、餐饮、住房都瘫痪了，给城市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如何把环境和资源整合起来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政府单纯给钱就能把问题解决的。我认为政府要有一只“无形的手”，市场没有办法解决、企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只能政府出面解决，我认为政府给企业钱，还不如在各方面给展会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要比给钱有用的多。

　　但现在我们很多政府更热衷于奖励政策的攀比。奖励政策是必须的，但不是主要的、不是唯一的。怎样用“无形的手”来帮助企业。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要思考。但是大家目前思考的比较少，攀比的比较多，这说明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偏离市场化的主题方向。

　　李丹：广州2015年共举办展会482场，但政府主导的展会不到30场。由此可见，广州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也希望按这个趋势从自办展中撤离出来。我们在德国自办了一个展，有很多资源政策都需要政府来提供。另外在广州，我们也提倡有更多本土化、国际化的展会入驻，相信这对于广州未来的行业经济发展是有拉动作用的。我们的目的是把广州的展会推向全国，希望能有优秀的展览公司到本土来承接，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展览公司办展会。我们带他们一起走出去到国外办展，但无论是自己办的展也好，还是政府主导的展会也好，政府都要做好配套服务工作。

　　赵瑞琴：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政府办展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事。我认为作为政府就该把政府该做的事做好，所有政府不应该做的就全部交给企业去做，这对今后会展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像世界园艺博览会，虽然它是一次性的，但我们政府部门怎样通过这个一次性的展览，把我们的服务环境、营销环境提高一个层次。我相信企业会根据你的发展来做他适合做的事情，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来配合工作，如此一来，展会就更有发展空间。

　　段婧：其实，我们作为企业和政府合作做展览，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我提出三点建议：首先，一线城市的成熟展要走出去。因为中国在国外的声音太弱了，在国内我们没有特别成熟的展览。其次，我认为政府要对企业扶一把、帮一把。如果民营企业做不下去，我们就要去学习国外，国外没有政府办展，政府只是管理地盘，协调企业和行业协会来帮助大家培训。再有，企业要有防范风险的预案。我们不能等着政府去做，那是我们企业要做的事，政府只是教你怎么做，很多时候有了预案才能进行下去。

　　李洁：的确，我们在办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从场馆开始，从价格上，从所有的展商入驻后，交通、餐饮都会遇到许多基础性的问题。所以企业在办展之前就要做好准备。我相信不管是东北企业也好，还是南方的一些企业，都多多少少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政府一定要给相应的扶持，不一定是非得给我们拿多少钱，但是一定要在场馆上、交通上，还有餐饮上多支持企业，这样我们办展企业才能形成良性的发展。

　　◎本刊记者/葛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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