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一）

　　长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小康》杂志通过报道十名外国人的长征故事，以独特的视角、详实的资料，再次聚焦于“这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通过下面这些数据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奇迹的真谛：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其间共经过11个省，征服了约40座名山险峰(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跨越了近百条江河(其中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万5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9省，行程1万6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8000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12个主要负责人里面，5个人不到30岁，4个人不到40岁，3个人不到50岁。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约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6000人。整个红军约30万人参加长征，幸存下来的只有3万人。

　　关于长征的意义，毛泽东作过精辟的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长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红星照耀中国》那里得来的。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通过阅读这本书，促使他们下决心来华工作；从二战时期到上世纪末，美国多任总统承认曾阅读《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也成为他们决策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日本、韩国，学者也把阅读《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了解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

　　几十年后(1984年)，又一名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不顾年迈(当时已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博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并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在书中说，“每一场革命都有自身的传奇。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发生在中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智慧和胆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到来之际，《小康》杂志通过采写十名外国人的长征故事，以独特的视角、详实的资料，再次把目光聚焦于“这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朝鲜人毕士悌：长征中牺牲的唯一外籍将领

　　《小康》记者 韩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毕士悌随中央军委直属干部团一起行动。此后，他历经惨烈的湘江阻击战、二克遵义等战斗，曾1天强行军120华里夺占娄山关，确保了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80年前，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有很多十分年轻的红军将领身先士卒，不怕牺牲，为长征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毕士悌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同时他也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外籍将领。

　　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毕士悌(1898—1936)，原名金勋，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外籍将领，他的曾用名有三个分别是杨州平、杨宁、杨林，其中杨宁这个中文名在中国革命史上更广为人知。

　　1921年6月毕士悌到达昆明，开始了在云南讲武堂的军事学习，专业为炮科。

　　1924年初，毕士悌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婉言谢绝了校方要他留校任教的建议，改名为杨宁，赶赴国民革命大本营广州。文武双全的他，在驻粤朝鲜革命者的推荐下，受聘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学生总队教官，负责学生的军事训练工作。

　　在黄埔军校，毕士悌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经常聆听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教诲，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逐渐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期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加入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行列。同年底，在朝鲜建成斗争的李秋岳身份暴露，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她告别母亲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与丈夫毕士悌相聚，从此也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5年夏秋，他们先后被中共党组织吸收入党，开始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期间，毕士悌还参加了多次讨伐军阀、平定叛乱的战斗，屡建功勋。

　　先锋利刃抢渡金沙江

　　1925年11月，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国民党革命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广州成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毕士悌调任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利用自身丰富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负责训练部队，对组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毕士悌被中共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很短时间内他就攻克俄语关。1932年7月，毕士悌辞别即将分娩的妻子，赶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从1932年秋至1933年5月，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毕士悌就历任红一方面军师长、中央苏区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招收和训练新兵)、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要职。1933年6月，毕士悌改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他的上级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共和国元帅、时任军团长的林彪和政委聂荣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毕士悌随中央军委直属干部团一起行动。此后，他历经惨烈的湘江阻击战、二克遵义等战斗，曾1天强行军120华里夺占娄山关，确保了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的决定性一战，就是抢渡金沙江。此战无疑关系重大，毛泽东亲自下达干部团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命令。1935年4月29日，毕士悌和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一起，率全团倍道兼程，一昼夜急行军180里，飞临金沙江畔。毕士悌根据对岸守敌约一个连，夜间守备疏忽的特点，制定了少数兵力奇袭的作战方案。并指挥部队偷渡金沙江攻占皎平渡口，活捉守敌60余人。

　　毕士悌在渡过金沙江后，即率干部团一部以勇猛的火力一举攻占了由敌军1个连据守的火焰山隘口，进而直趋通安州。在通安州，干部团与由西昌、会理方向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国民革命军)1个旅遭遇。毕士悌立即率部投入作战。不久，守卫渡口的干部团另一部也赶来增援。

　　毕士悌向刚赶到的宋任穷简要介绍了一下作战情况：“仗打得很大，刚才部队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随后，毕士悌与陈赓、宋任穷等简短商量了一下，调整了作战方案，最终，干部团采用佯攻与迂回包围并用的战法消灭了这股敌军，占领了通安州，从而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对干部团的表现十分满意，特予以通令嘉奖。

　　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便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此后，毕士悌随干部团渡过大渡河，翻过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师。两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改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毕士悌仍任参谋长。

　　8月下旬，毕士悌与特科团的同志在克服重重困难后走出了茫茫无际的草地。

　　此后，由于张国焘不愿北上、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9月10日夜率红一方面军(此时中央红军已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主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次日凌晨，红军学校接到北上的命令，毕士悌坚决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与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宋任穷立即率领特科团出发。途中，红军学校包括特科团的原红四方面军学员在教育长李特的煽动下，被强令停止北进，后随张国焘南下。毕士悌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则继续北上。

　　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泉附近同红15军团会师，两部随即进行合编。为加强对红15军团的领导，中革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该部。毕士悌被调到红15军团任第75师参谋长。随后，毕士悌参与指挥了为党中央奠基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活捉敌酋师长牛元峰。

　　1936年2月，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打通抗日路线，毕士悌率部东征山西，不幸在2月20日晚突破黄河天险的战斗中被敌人子弹打穿腹部，2天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

　　越南人洪水：拥有中越两国少将军衔

　　《小康》记者 陈远鹏

　　洪水，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人，中国和越南“双料”少将。1926年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毛泽东评价其“性格是执着、透明的。这样的干部使用得好，是驰骋千里的骏马，否则就是爱尥蹶子的马。”

　　洪水生于越南河内一个地主家庭，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李英嗣等。早年赴法国留学，与胡志明相识。1924年，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前往中国广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洪水任广东省东江游击队连政治委员，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社长。参加长征时因所在部队被打散，洪水独自走到了延安。抗战时期，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抗日工作。

　　战斗中历练出来的“洪水猛兽”

　　1924年底，16岁的武元博和其他越南爱国青年一起，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火种。他们首先到达了正处于大革命高潮的广州。当时受共产国际的委派，胡志明化名李瑞也在广州，为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借助于这个公开身份，胡志明一方面密切关注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为越南培养青年革命力量。

　　广州起义失败后，武元博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无法在广州立足，便去泰国协助胡志明、黄文欢等人，将在泰国的越侨青年组成“合作会”、“亲爱会”、“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三个支部和一个总支部，领导越侨开荒种植，既维持生计，又为越南革命筹措经费。

　　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将武元博密召至香港，从事香港海员工会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香港的工运工作刚刚开展，江西井冈山斗争形势吃紧，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不得不跳出包围圈，向广东逼近，并向中共两广省委紧急求援，要求输送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武元博便奉命赶到东江地区，成了新成立的红十一军三十四师连政治委员。

　　当他带领连队在东山一带活动时，看到敌人的传单上常把共产党说成“洪水猛兽”，他很生气。在一次连队军人大会上，他对大家说：“我原名武元博，中国名叫‘鸿秀’。同志们说，这是女人的名字，缺乏战斗性。说得对，改名啦！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大家叫我洪水吧！”，此后，洪水便成了他在中国的名字。

　　1930年，洪水被调入中央苏区工作，之后历任红34师102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瑞金红军学校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等职，还在1934年与朝鲜籍红军将领毕士悌一起，当选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2名外籍委员。

　　洪水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法语，口才也很棒，被官兵和学员们称赞是“从不卡壳的机关枪”。1934年，洪水被编入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开始随部队长征。

　　长征时两次被开除党籍

　　1934年7月，洪水革命生涯经受了一次打击。当时，由于洪水一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洪水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打击，借口有20元“工农银票”与账目不符，诬蔑其“有经济问题”，开除了洪水党籍。

　　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洪水被编入直属队，负责直属队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尽管背负着错误处分，但洪水仍以饱满热情投入工作，在长征路上，洪水发挥能说会演的特长，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为战友们增添了长征转战的力量。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恢复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左”倾路线错误。于是，中央红军干部团宣布：撤销对洪水的错误处分。但随后洪水却再一次被开除了党籍。

　　1935年8月，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敢于仗义执言的洪水与之激烈争论，结果被污为“国际间谍”，险些遇害，多亏朱德、刘伯承全力营救才幸免于难。

　　后来，洪水所在部队被打散，当他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便翻越雪山草地，独自向延安奔去。

　　一路上，为生存下来，也为躲避敌人追捕，洪水乔装打扮成藏民，沿途替人放骆驼牧羊，甚至讨饭要吃，总算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年初抵达延安。刚到延安时的洪水身穿破烂藏袍，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以至于大家都不敢相认。

　　到达延安后，洪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批学员。有一次，毛泽东到学校了解情况，特意与洪水进行交谈，给予他很大的鼓励。红军大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与洪水同期的那批学员后来涌现出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将，包括罗荣桓、罗瑞卿、张爱萍、谭政、刘亚楼等。而党中央也根据朱德等人的提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在洪水身上的罪名，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中越两国的“双料”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洪水于1945年应越南劳动党之邀赴越南参加抗法战争，任第四、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水在黄埔和抗大学习过，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摔打过，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回国后，他根据越南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灵活指挥作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在越军中享有很高威望。

　　他还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等，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当洪水于1948年1月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之时，他才39岁。

　　新中国成立后，洪水重返中国。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请他住在中南海。洪水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进修，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后来与总参谋部合并)工作。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军衔制，起初，有人认为洪水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只被定为正师级。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在他亲自干预下，洪水最终被定为正军级，授予少将军衔，洪水成为同时拥有中越两国少将军衔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一等八一勋章、一等独立勋章、一等解放勋章，以表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军队建设所作出的出色贡献。

　　但是，被授予少将军衔不到一年，洪水便被诊出肺癌晚期。在得知身患重病以后，洪水向中共中央和越共中央报告，要求返回祖国越南。1956年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领导人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送行。叶剑英和200多位中国将军到前门火车站为他送别。中国政府派出专列及专职医生护士，一直送到广西凭祥市友谊关。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回越南不到3周，就在河内逝世，年仅48岁。越南政府为他举行了规格极高的国葬。毛泽东回忆洪水时也曾深情地说：“洪水同志数十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中国人民永远感谢你。”

　　朝鲜人武亭：人民军队炮兵创始人之一

　　《小康》记者 张玉荣

　　武亭，红军中骁勇善战的朝鲜籍指挥员，他精湛的炮术，不仅博得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的赞扬，还被广大指战员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路上，他率领炮兵营斩关夺隘、屡建战功。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华的千千万万朝鲜人也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有一位名为武亭的朝鲜籍指挥员，便是其中的一个英雄人物。

　　他骁勇善战，炮术精湛，不仅博得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的赞扬，还被广大指挥员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路上，他率领炮兵营斩关夺隘、屡建战功。

　　武亭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长征。1936年2月，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毕士悌牺牲后，武亭成为唯一参加长征幸存下来的朝鲜籍革命志士，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朝鲜早期的第二号领导人。后来武亭回朝鲜工作，在人民军里任职。

　　指挥炮兵，大显神威

　　武亭(1905-1953)，原名金武亭，又名武挺、武廷，朝鲜人。1905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19年，武亭参加了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由此开始他的革命生涯。1923年初，他和无数朝鲜志士一样，秘密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寻求争取朝鲜独立复国的道路，开始了他在中国22年的传奇经历。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武亭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后，武亭担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在艰苦的长征中，武亭率领炮兵且战且走。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武亭率炮兵营在坪石单独作战，击溃敌1个保安团，歼敌100多人。最为精彩的是武亭在广西龙胜地区指挥的一场阻击战。当时红军突破湘江不久，人员伤亡过半，只得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途中，中央纵队遭遇广西军阀李宗仁部队。红三军团拼死撕开敌人的防线，并派彭雪枫率领的第四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通过。第四师打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总部命令武亭率炮兵营参加战斗，彭雪枫对武亭交待：“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守住。你们的背后就是中央纵队，不能后退一步。”武亭指挥炮兵营，打得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此后，红三军团炮兵不断配合步兵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炮兵大显神威，对战斗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深得彭德怀信任

　　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后，武亭先是在彭德怀将军的部下，由于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有了用武之地。

　　根据《彭德怀自传》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武亭在中国红军里最早的作战经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战果辉煌。

　　武亭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记录：“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显然武亭深受彭德怀的信任。

　　武亭带着电台、密码本，拿着指南针前往甘肃俄界寻找红一军团，历尽艰辛完成任务。就在武亭将密码本送达的当天，张国焘密电陈昌浩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即刻前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武亭接通的红一、三军团的电台联络，在这次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中唯一幸存的朝鲜革命者

　　老红军们说：“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民谣则说：“自古到今朝，看到有鸟儿进去了，还没有见风儿送出一片羽毛。”长征是向着敌人挑战，向着自然挑战，也是向着自己的命运挑战。

　　当长征开始时，红色军队中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两个人，而杨林也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武亭曾对一个知心朋友说：“长征结束后，我们于1936年2月渡过了黄河。那时，杨林和我是仅有的两个朝鲜军官。杨被挑选出来担任一支强渡黄河的突击队长，这是一个敢死性的任务。突击队冲过了河并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杨被子弹击中了，那时的医疗条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忍受了整整一天后，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

　　长征结束后，武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后担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1937年，武亭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重任，并于1938年1月亲任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1950年12月，志愿军入朝，北朝鲜局势得以稳定。金日成开始整顿撤退中党内出现的混乱，并开始重建党务组织，为此召开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上金日成在报告中斥责武亭犯有“军阀主义”，指责其应对战争失利承担责任，武亭被撤消一切职务。1951年7月病逝于平壤。

　　德国人李德：唯一走完长征的西方人

　　《小康》记者 陈远鹏

　　李德，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他评价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李德出生于1900年9月28日德国慕尼黑，他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两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李德于1932年春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

　　李德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由于李德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时的指挥错误使得红军伤亡惨重，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

　　红军长征开始时，李德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他也是唯一一位走完长征的西方人，他从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转变为后期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评价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指挥错误致使红军损失惨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李德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并成为713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1926年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监禁。1928年，李德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出到苏联，不久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参加苏联红军后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以后被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李德“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按照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术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他既排除游击战的正确主张，又反对红军支援蔡廷锴，结果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也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去了取得胜利的机会。

　　1934年春，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10日，军委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行动迟缓，部队沿途消极避战，使兵力很快损失了三分之二。

　　在红军大学讲授军事理论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随着长征一路北上，李德也对自己由于错误指挥所造成的红军惨重伤亡逐渐有了反省，“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李德曾这样说道。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同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

　　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阻止李特南下，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李德斗李特的事传开后，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开国上将陈士榘曾回忆说，在红军大学时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

　　“尽管李德指挥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陈士榘如此评价李德。

　　唯一一位走完长征的西方人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达到延安，李德住进延安凤凰山麓的一座窑院里。不久，李德的妻子生下一子。张闻天、博古、朱德夫妇都来祝贺。毛泽东派贺子珍送上了礼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前来看望，并说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电报：“中央迁居延安，李德喜得贵子，值得庆贺。”

　　当李德决定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时候，却在1939年8月28日清晨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虽然李德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但还是急忙收拾东西，骑上马直奔机场而去。

　　原来是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便让李德搭机前往。毛泽东、张闻天、邓颖超等100多人前来送行。李德长达7年的中国之行就此画上句号。

　　李德离开延安经兰州回到苏联，随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把苏联的一些政治和文学著作翻译成德文，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作为长征中唯一一位西方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

　　越南人李班：长期在闽粤赣从事革命工作

　　《小康》记者 麦婉华

　　李班，一名来自越南的中国长征者。他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战友、好兄弟。年仅22岁参与长征的他，因为中途患上了急性疟疾，不幸被俘。他教育自己的后代，要学习长征中的艰苦奋斗精神。

　　1936年的长征被誉为不可能的任务，红军们的艰苦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在红军当中，更有一些特别的“长征者”，他们不是中国人，却为中国革命献出一份力。来自越南的李班正是其中的一份子。

　　李班原名裴公光，来华后他曾多次改名，除了李班这个名字外，还有李碧山、李裴文、李平、李英等名字。

　　他少年时就加入越南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参与长征时年仅22岁。从1932年到1946年的14年间，李班一直在中国闽粤赣边区从事革命活动。

　　1986年9月，广东梅县地区党史办公室曾出版过《国际主义战士李碧山——纪念李碧山同志逝世五周年》一书。与李班一同参与过中国革命的老同志王勉对李班印象深刻，并撰文纪念。她写道：

　　“李碧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战友、好兄弟、好同志。他在中国十四年如一日，衷心耿耿，任劳任怨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他艰苦朴素勤奋工作，作风正派，坚毅明确，从不为个人及家庭谋私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殖民环境下催生的民族主义

　　1912年6月10日，李班生于越南南方隆安省芹德县隆和乡。家乡离西贡市，即现在的胡志明市只有30公里。他早年丧父，母亲阮氏是位勤劳刻苦、做事一丝不苟的妇女，对子女管教极严，生活又很俭省。母亲的坚韧、刻苦的性格对排行老大的李班影响很大。

　　当时越南正处于法国殖民时期，李班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他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因此，李班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解放思想。

　　1925年，李班13岁读初中时在语文教师范文同(胡志明助手，后任越南总理)的启蒙下，参加了抗法斗争活动。1927年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共前身)。1930年，在堤岸法文中学读书时，在一位华侨李老师(大革命时中共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今越南共产党)。

　　但是在1932年，李班便被越南当局逮捕。由于他的家庭是大地主，其外祖父是乡绅，有一定社会地位，李班很快被保释。父亲不许他再参加革命活动，于是将他软禁了起来。

　　一天，李班从家里偷跑出来，找到那位华侨李老师商量逃走的办法。李老师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到什么地方都可干革命，中国现在有红色政权，如你愿意，我可想办法介绍你去。”李班听后受到很大鼓舞，表示乐意到中国参加革命。

　　远赴中国红色首都瑞金

　　1933年初，李班化名李平，在一位海员的帮助下，化装为轮船上的伙夫，躲过海关的检查，从堤岸乘船只身逃到香港。之后，李班又通过中共党员梁广的帮助到达广东汕头。就在赴汕的火船上他认识了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陈慰慈。李班到汕头后按地址找到李姓老华侨介绍的共产党员、报社职员黄近垣。

　　黄近垣教他学中文，学讲客家话，把他装扮成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李班是勤奋聪明的青年，在语言学习上很有天赋。只花了几个月工夫，一般生活上的客家话他已会讲了。只是他汉字写得不太好，歪歪斜斜的，像写英文一样。

　　不久，黄近垣把他介绍到汕头外马路台湾人开办的太原牙科医院当杂工，以便解决生活问题，并且有个职业作掩护。

　　王勉回忆道，当时广东潮汕、兴梅一带的党都受国民党残酷迫害和破坏而停止组织活动了，但李班找寻党的意志非常坚强。终于在1934年春，李班与梅县松源镇六甲中学体育教师、地下党员王建良等人一起，由福建武平人、中共六甲中学党支书陈仲平设法送到了中国红色首都江西瑞金。

　　苏区中共中央对这位年仅21岁的越南友人十分重视，专门派人与他长谈，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及越南党组织的情况，并立即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李班被分配在中央苏区反帝大同盟工作。

　　经过党组织的考察，李班转为中共党员，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实现了他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夙愿。

　　参加长征因病被俘

　　1934年10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重大损失。中央工农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李班随中央红军出发，上路不久，李班患上了急性疟疾。考虑到他是外国人，身体又不好，中央劝其随另一支队伍回福建坚持游击战争。

　　当队伍出发走到一条江边时，他们碰到国民党军的袭击，队伍泅水过江，那时李班疟疾发作，在水里昏迷过去，掉了队。当他醒来时已被水冲到沙滩上，有一股国民党军追来，开枪打伤了他的左手臂，他被抓押到兵牢里。

　　禁押李班的长汀县大牢里，关押了一大批革命者，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或病死。病死的，狱吏故意把尸体多留几天，以便让他们多赚死者的饭钱。

　　牢里没有水喝、没有菜吃，每餐只有一小碗混有沙石的饭，上面放几粒盐。犯人均戴着手铐脚镣，所以只好把饭放在脚盘上，把头低下去啃着吃。大家口渴得很，没有水喝，就大声喊叫：“要喝水！”喊得多了，狱吏就泼一桶水在地上，他们只好躺下用舌头舔水。

　　当敌人审讯李班时，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名伙夫，由于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应答自然、机敏，敌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就将李班释放了。

　　长征、抗日精神教导后辈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李班在抗日战争后，携中国籍夫人陈陵和子女告别中国，乘船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奋斗。

　　1970年代末中越关系恶化后，李班因是越共党内的亲中国人士受到黎笋、黎德寿的打击迫害，与其中国籍夫人陈陵和子女一家吃尽苦头，全家被囚，后发送下乡。1981年9月30日，李班不幸病逝于胡志明市，享年69岁。

　　1980年代在廖承志等人帮助下，中共中央特命外交部与越方交涉，将李班的儿子李新华和儿媳邓金娜接回中国，现定居广州。

　　在《国际主义战士李碧山——纪念李碧山同志逝世五周年》一书中，李新华回忆，父亲经常向他讲述当时朱德、毛泽东的长征故事和抗日故事，还会教他唱抗日歌曲。

　　“闲时爸爸带我们去看苏联电影《民族魂》等，又给我买一些通俗的反映和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的书籍给我看，电影上和书中主人公所洋溢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我深深感动。我暗下决心，要向英雄们学习。”李新华说。

　　李班还严格教导李新华，希望他能如自己在中国干革命时一样，拥有长征、抗日那时的艰苦精神。李新华说：“七、八岁后，我就学会自己洗衣服，料理自己起居作息和家务卫生等。所有这些，刚开始时难免是强制性的，但长大后，我才体会到其中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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