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二）

　　瑞士人勃沙特：西方传教士18个月神奇之旅

　　《小康》记者 余弘阳

　　尽管信仰不同，尽管是被动地跟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了18个月，但勃沙特的回忆录，客观的向西方介绍了红军的真实面貌。他也成为第一个将长征介绍到西方的外国传教士。

　　18个月，在穷山恶水之间辗转1.9万里，而且是作为红军的一名“俘虏”。

　　这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1934年10月1日到1936年4月12日的经历。他的口述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比人们所熟知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他对红军的诸多客观描述，使西方国家了解到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澄清了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对于促进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产生了有益作用。

　　也因为他的这段亲身经历，勃沙特和新中国开国上将萧克上将结下了友谊。

　　无意中被“拉进”长征行列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

　　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向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1日，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二、红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进了红军长征的行列。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将他们视为“帝国主义间谍”。但即便如此，还是对他们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第二天，红军又扣押了几名神职人员，其中有妇女儿童。但很快，红军将妇女儿童释放，只留下了勃沙特和海曼。这之后，勃沙特跟随红军部队共同行动了560天(海曼因为病重，先于勃沙特释放)，走过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行程6000英里(约合1.9万里)，一直到1936年4月12日，在昆明被释放。

　　勃沙特眼中的中国红军

　　勃沙特等人被红军扣押一事，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机器以及《申报》都进行了报道。

　　为什么他被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

　　萧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们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员日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勃沙特回忆道，红军当时提出的释放条件最初是70万元，之后经过多次谈判，“赎金”一再降低。而营救勃沙特的贝克尔多方努力，也筹得了几万元以及药品通过中间人送到了红军的手中。

　　一年多时间的朝夕相处，红军给勃沙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

　　他在和红军分别不久后写的《神灵之手》一书中回忆说：“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穿；住宿时总是让我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同我一起的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我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我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我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

　　勃沙特看到，红军在紧张而艰难的行军作战中，仍然利用一切机会，以多种形式，如开会、上课、演戏、唱歌、贴标语等，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十分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神灵之手》记述道，“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都能自觉遵守。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大家急忙躲进一个果园，藏在果树底下。树上的果子实在馋人，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神灵之手》带着一种赞赏的口吻，描述了红军的日常生活。“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之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之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红军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的场所)。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的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神灵之手》一书当中有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当勃沙特询问当天行军还有多少距离时，得到的答复是“5里”，但走完5里路之后，再问，答复还是“5里”。书中记录的红军宣传大标语，除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常见内容，还有“到了”、“就在前面”这样的标语。

　　勃沙特对红军饥一顿饱一顿持批评意见。他说，红军到达村庄之后，能从当地群众手中买到不少食品，比如猪羊桔子等，这个时候就会饱餐一顿。吃不完的没法带走，就扔掉。如此一来，大多数时候红军就只有饿肚子了。在他眼中，红军没有养成保持供给的习惯。实际上，这与当时红军途中不得不轻装前进以摆脱国民党前堵后追的恶劣环境有关。

　　让勃沙特记忆深刻的人

　　因为这段经历，勃沙特和萧克产生了友谊。

　　在《神灵之手》和萧克上将的回忆录当中，均记载了他们两人第一次会面的情景。

　　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强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情急之下，萧克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了军团司令部。

　　在方桌前，勃沙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合的方向。萧克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这张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中是这样描写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的：“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1936年4月，当红军到达昆明决定释放勃沙特之后，萧克、王震等为勃沙特送行。萧克还下厨专门做了一道蒸肉。

　　勃沙特几次见到了贺龙，他在书中记录了贺龙的口头禅“小心砍脑壳”。

　　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出现最多的是“法官”。这是勃沙特对红六军团肃反委员会和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吴德峰的称呼。吴及其妻子对勃沙特始终照顾有加，几乎达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在他获释的时候，红军给了勃沙特路费。虽然勃沙特自己提出只需要4块银元，但“法官”还是叫红军财务人员给了勃沙特10块银元。

　　在行军途中，勃沙特是和逃兵、国民党俘虏等“犯人”一起行动的，尽管看管他们的卫兵不断调换，但对勃沙特及国民党被俘人员，卫兵们一直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照顾。

　　《神灵之手》记录了长征途中红军的点点滴滴。在一次宿营的时候，红军埋锅造饭，并且从百姓那里买来了猪、羊。一个红军士兵自诩能熟练杀羊，他走上前，捅了羊一刀，结果大半个小时之后，那只羊仍然喘着气看着他(《神灵之手》第7章“饥渴交困”)。

　　勃沙特会编织手艺，这让他成为红军队伍中的“红人”。上至吴德峰，下至卫兵，都曾经找勃沙特编织过毛衣，或者帽子、袜子。他甚至给贺龙的女儿编织过一件毛衣。

　　当然，也有让勃沙特耿耿于怀的人，那就是马夫。勃沙特长征途中几乎病痛不断，红军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了马夫。山高路险，加上红军经常夜里急行军，马夫心疼马，不时让勃沙特自己走路，而卫兵发现后又让勃沙特骑上马，以免掉队。这就让勃沙特不得不一会儿上马，一会儿徒步，这使他对马夫颇有微词。

　　获释之后的勃沙特

　　1936年4月12日，在云南昆明附近，勃沙特获释。从他被红军扣押之日算起，当中一共经历了18个月。

　　不过，当勃沙特遇到国民党政府军之后，其行李以及红军发放的路费被扣留。当归还行李时，路费已不知所踪。

　　在昆明养病期间，勃沙特用3个月的时间，口述完成了约10万字的《神灵之手》一书(又译为《束缚之手》、《抑制的手》)，于当年8月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后又再版)。这部著作是外国人记录、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部著作，比《西行漫记》要早约一年时间。

　　勃沙特回到英国后，频繁应邀出席各种活动，发表演讲，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红军，让他们真切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萧克上将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说：“在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征途中，有不少国际友人作过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外国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做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事，我们对他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比如薄复礼先生及其一类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宣传教义的同时还办学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文化，开展慈善事业等等，客观上起过好作用。当然，薄复礼先生不是主动来为红军服务的，但他为我提供了地图的译名，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购买了一些药品，等等。这无疑有利于我们。这样，就成了我长期记着他的基础。”

　　萧克上将一直挂念勃沙特，认为“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采访萧克将军的信中，提起了50年前发生的这段往事。在回信中，萧克不但详述了整个过程，还请作家转达对勃沙特的问候。后来，萧克经过多方探寻，打听到勃沙特的消息，又特地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往问候。

　　1993年，勃沙特在英国去世，享年96岁。在晚年追忆往事的时候，他曾经说，和红军在一起的那1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2016年7月5日，电影《勃沙特的长征》在贵州黄平开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世界报道红军的第一人

　　《小康》记者 韩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世界对这个新的红色政权的认知，主要是来源于埃德加·斯诺记录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或参加过长征。也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这些与中国人民一起扛过枪的外籍友人，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不解之缘。这些“老朋友”就包括了埃德加·斯诺。

　　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最终达成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真相的目的。同时他也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埃德加·斯诺，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即来远东采访，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助编，后又任英美各大报纸的常驻记者，前后七年，采访过当时经历天灾人祸的旧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6年，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6年6月，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只身冒险前往陕北苏区采访。

　　第一个报道苏区的西方记者

　　从1928年踏上中国土地到1941年离开，斯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才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位于中国版图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一项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长征。这一历时长达两年多的征途接近尾声时，斯诺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红军。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只有斯诺如愿以偿。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其实早在1932年，他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

　　1934年，斯诺在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做出详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了这位登门造访的美国朋友，还赠送给他一套灰色红军军装。此后斯诺就一直穿着这套红军军装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拍摄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在陕北》摄影作品，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探索红色中国

　　斯诺以自己的“脑袋”为筹码，冒险为世界换来了一双看中国的眼睛。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俗称)日程表，并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在斯诺四个多月的苏区行程中，记录了16本笔记，拍摄了30个胶卷的鲜活照片。除了采访众多的中国革命领袖，斯诺接触更多的是普通红军战士与苏区的大众生活。

　　那群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出的生机勃勃。斯诺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经历过人生的悲剧，但他们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

　　“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乐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有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经在他们辖区的全体民众中造就了坚如磐石的团结，因为苏区的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为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战，当时斯诺就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念的基础。

　　在一般人认为荒芜贫瘠、犹如“中世纪”的苏区，斯诺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苏区的农民不用交税，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动向报告给红军；苏区办起了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闭塞的村民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姑娘妇女们送上了她们仅有的水果和点心———斯诺见证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

　　真实的毛泽东

　　如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

　　当时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谣言，有人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更有甚者认为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样呢？

　　出于对斯诺的信任，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非常原始的两间窑洞里接见了斯诺。两人长谈了十几个夜晚，毛泽东不仅谈了他对革命形势的看法，而且还谈到了自己的身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平详细地讲给别人听，而且对方是一个外国记者。此后，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斯诺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红军的认识。

　　斯诺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斯诺在离开苏区到达西安时，恰逢蒋介石光临，“街上停止一切交通，沿路农民被赶出了家”，这时斯诺又不自觉地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对比：“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迄今从未停止印刷出版的著作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单行本1937年10月在伦敦面世，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个月间连续印行5版，发行10万册以上，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它让西方人首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真实形象。而且他的报道像一颗炸弹，震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并在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

　　一年后，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努力，《红星照耀中国》有了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此后，《红星照耀中国》陆续被译成法、德、俄、西、意、葡、日、朝鲜、蒙等语种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英文版本有7种，累计再版37次，全世界收藏该书的图书馆数量超过了3500家。

　　斯诺传记作者、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说，他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学生时代就读了斯诺的书。斯诺去世之后，他开始对斯诺进行系统研究，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十年。八十年代，他的《埃德加·斯诺传》问世了。汉密尔顿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书籍，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也激励了很多美国人。

　　他说：“在三十年代，这本书是个爆炸性新闻，不光对美国人，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当时也并不了解共产党人，这本书是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一个窗口，知道了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并不是所谓的‘红匪’。《红星照耀中国》点燃了人们对共产党人的兴趣，甚至引导很多人投身延安加入共产党。”

　　在《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传播的近80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文献史料。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孙华说：“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缘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地、全方位地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

　　永远留在中国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

　　如今，斯诺的墓静静地矗立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这是斯诺的遗愿。斯诺遗孀露易丝·维勒·斯诺在《斯诺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斯诺给我留下遗嘱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样。我还希望有一部分留在哈德逊河边，在这里，哈德逊河汇入大西洋流向欧洲和其他人类的彼岸。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我结识了几乎每一片大陆上杰出的人们’”。

　　美国人史沫特莱：从爱上红军到爱上中国

　　《小康》记者 张玉荣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作者以细腻动情的笔触记录朱德60岁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并满怀深情地如此评价中国“史诗般的长征”。

　　该书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伟大的道路》也把红军长征作为书中最重要的篇幅。《伟大的道路》中单列了一章“长征篇”，绘声绘色描写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苦难经历和英雄气概，还详细地记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

　　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结缘中国

　　史沫特莱，1892年2月出生在美国南部的密苏里州，一个农村的贫穷家庭。她们家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搬到了矿区。由于家境困难，史沫特莱当过报童、服务员、推销员和卷烟工，最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师范学校完成了大学学业。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炼了她坚忍不拔的个性，也铸造了她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她投身革命事业，曾被捕入狱。

　　1916年到纽约，史沫特莱投身于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25年，她在莫斯科参与了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她一直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经常参与女权运动。1925到1927年，在柏林的时候，她开始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件。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

　　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访华。

　　1936年初，接连好几个晚上，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寓所，鲁迅和史沫特莱以及作家茅盾、萧红、路易·艾黎等，都围坐倾听着一位青年作家的讲述。这位青年作家，就是中共党内领导文化工作的重要人物冯雪峰，他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受到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来到上海开展工作。

　　史沫特莱和鲁迅等左翼作家都迫切希望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于是，冯雪峰就在鲁迅家里，讲述了中央红军英勇长征的艰难历程。由此，史沫特莱对“那史诗般的长征”有了一些颇为具体的了解。冯雪峰的叙述“虽然是平静和真实的，但是充满了无数难以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图景”。

　　奔向红区

　　正是这种“图景”，驱使史沫特莱一往无前地奔向红区。

　　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史沫特莱应邀来到延安。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接着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伤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筹建和派往中国，是史沫特莱、朱德总司令和尼赫鲁先生之间的互动促成的。史沫特莱首先给尼赫鲁写信请求援助，朱德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下也给尼赫鲁写了一封求助信，随后尼赫鲁积极回应，号召国大党乃至全印人民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史沫特莱在劝说援华医疗队放弃国民党建议的留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选择前往条件更艰苦的八路军驻地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医生曾写道“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我们早把她视为向导和师长”。

　　魂归中华

　　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

　　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的生平和写作说明，她不单单是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政治人物，史沫特莱来华以后，不仅积极支持中国红色革命，投身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而且通过办刊、写作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红色革命和左翼文化。”在《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一书中作者刘小莉如此评论道。

　　德国人王安娜：长征是现代奥德赛史诗

　　《小康》记者 麦婉华

　　王安娜来自德国，1936年她随中国籍丈夫王炳南来到了中国。随后，在探访延安的过程中，王安娜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很多关于长征的经历。她看待长征更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着几分细腻，特别注意当中的人物以及细节。

　　王安娜，来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德国，却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女战士。1936年，她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了中国，自此之后成为了与中国人民一起奋战的战友。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哲学博士学位。王安娜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后，先后经历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等重大事件。

　　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曾临时授予过王安娜少将军衔。她是第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外国女性。1955年，王安娜离开中国回到德国。1979年，她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度来华参观访问，受到邓颖超和康克清的接见。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病逝。

　　1964年，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出版，她把在中国近20年的经历整理出来。虽然王安娜没有亲自参与长征，但她在1937年春来到延安，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的口中得知1934年开始的长征经历。王安娜与撰写《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宾诺相识，因此从他口中得知不少红军的故事。

　　王安娜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撰写关于长征的经历，从多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场景，展现出多角度、多方面的现场感，让人们对长征形成整体的认识。作为女作家，她看待长征也更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着几分细腻，特别注意当中的人物以及细节。

　　长征是现代奥德赛史诗

　　王安娜的回忆录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因此，王安娜一般都会先用西方的比喻让人们更加明白。王安娜形容长征是一无与伦比的奥德赛史诗。奥德赛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两部史诗之一，它讲述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艰苦的历险故事。王安娜如此比喻，让西方人更加明白长征的艰苦，同时表明了长征的重要性。

　　王安娜写道，红军战士把长征叫做“二万五千里行军”，红军的部队在1934年的一年后才到达西北安全的地区。1934年秋，红军撤离在江西的瑞金根据地，突破严密包围圈，杀出一条血路。在这个过程中，红军损失很大，到达贵州省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员。

　　损失的部分，很快得到补充。这些都是刚刚挣脱奴隶枷锁的的青年农民，他们志愿地踊跃参军。红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英勇善战，避免全军覆没。他们历尽艰险，在长江上游渡河成功后，通过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帮助，走当地人才知道的山路，安全度过大渡河。

　　“这真是像和死亡赛跑一样呢！”周恩来对王安娜说，“为了争取时间躲避蒋介石部队的追杀，我军必须强行赶到二百里以外的铁索桥，这座吊桥是到达北岸的唯一通路。”

　　红军摆成弯弯曲曲的长蛇阵，夜里，打着数千火炬，穿过河岸的小径，继续行军。时而下陡坡，几乎碰着激流；时而攀险峰，跨过断崖峡谷，用尽全力日夜兼程。参加过长征的战士，都生动详尽地给王安娜讲述了渡河的情况。横渡大渡河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三十名战士，他们冒着危险，攀着铁索到达对岸，压制敌人。

　　这一行动是长征的最高峰，克服这一障碍，北进的通路便打开了。但困难不止如此，接下来的难关是不惯严寒的南方战士们，不得不衣不蔽体、甚至是光着脚越过七座终年积雪的高山，几千战士因此丧生。

　　“在你看来，长征途中哪一段最困难呢？”王安娜给每一位向她分享长征体验的战士都这样问。几乎所有战士都认为，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是长征的最后阶段：过草地。在这阴阴森森的草原之海里，长满齐人高的芦苇，筋疲力竭的战士们不得不在往往是及膝冰冷的水里跋涉前进。倾盆大雨时，在这几乎无树木的草原里，搜索良久也只能找到一些小树枝。在小休时，充其量也只是用小树枝挡一下雨。

　　红军接近时，当地藏族的居民便把仅有的粮食全部带走，弃家而去。藏族的女酋长恐吓道，如有帮助红军战士，便把他活活煮死。

　　红军战士瘦骨嶙峋、衣衫褴褛，拖着衰弱的身体，在毛泽东率领下，终于到达甘肃省的边境。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西省北部，这里从1933年开始就是苏维埃地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在王安娜搜集长征的信息时，发现少数女战士中间，参与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35人。在当中，特别引起王安娜注意的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珍。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她身上因此带着十多处榴散弹造成的伤。王安娜描述，贺子珍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着长征时备受艰辛的痕迹。贺子珍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了很大损害。她告诉王安娜，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贺子珍声音一沉，忧郁地对王安娜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许多红军老战士的情况和贺子珍类似，他们在1949年以后，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老红军战士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最为生机勃勃的一个。她有着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尽管长征那么辛苦，也坦然自若。据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

　　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王安娜说：“康同志像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王安娜这样描述康克清：康克清在延安时穿着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带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强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更像是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朱德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王安娜和康克清见面时，康克清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为了得到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上。康克清说：“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治好我的肺核病，”邓颖超和王安娜说，因为咳嗽的缘故，邓颖超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的很哩！”

　　朱德外号“伙夫头”

　　初见朱德的时候，王安娜想他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王安娜这样描述道：“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朱德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像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夫头，得以脱险。王安娜写道，只看他那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当朱德说到红军、长征的事情时，总是侃侃而谈。他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案例。这些战例在今天来说也是游击战的典范。在战斗中逐步形成的这些战术，朱德总结为：“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

　　朱德还让红军在战斗和长征过程中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此外，还有著名的八项注意，它们不单在长征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都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守则。

　　八项注意分别是：一、离开住户的家之前，要把门板上好，稻草要放回原处；二、对人和气，助人为乐；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买卖公平；六、要注意清洁。挖坑作厕所，离开时要埋好；七、不要调戏妇女；八、对俘虏不杀、不辱。

　　王安娜总结，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红军跨国18座高山，渡过24条河。其中，有几条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征的全程，通过十二个省、六个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的军队打败了十个省的军队，持续进军。

　　虽然损失巨大，但是幸存的红军，经受难以名状的艰苦考验，成为了后来的主力部队。这些红军战士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他们都是有坚定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朱德和其他将军以及其他年老或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许多详细的情况。总的来说，他们虽然各有感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王安娜写道。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古稀之年重走长征路

　　《小康》记者 訚洪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写出了一部关于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史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1983年，美国新闻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再努力，终获中国政府同意，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写下一部轰动世界的新闻名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既为人们了解这一段传奇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感觉，也为新时期的中国记者采写新闻、讲述故事展现了新颖的范本。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年11月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25年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0年至1948年，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1949年3月起，曾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常驻记者、编辑、副总编辑、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曾获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在漫长的记者和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为反映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心血，足迹遍及欧洲、苏俄和远东各主要战场，以其犀利的目光、鲜明的观点和娴熟的文笔，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政治、军事内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尔兹伯里曾深入前线，遍访苏联广大地区，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作品，闻名于世。其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史诗。”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位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如此写道。从《西行漫记》种下对长征的神往，踏访长征路的夙愿在索尔兹伯里心中深埋近半个世纪，直至斯诺去世、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提出踏访长征路的请求，而“长征之门”直到1983年8月才敞开。其间，他作为中国观察者，走访中国各地，先后出版了《在中国周围》和《中国100年》两本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部书是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亲身走过那段不同寻常的路程，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

　　“非险不乐”的长征路

　　索尔兹伯里自称“天下风云一报人”，以“非险不乐，事业乐趣在险中”为人生信念的他，在76岁高龄以一颗依靠起搏器跳动的心脏，亲自完成了他笔下“红军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的旅程。

　　1984年，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索尔兹伯里从江西的于都河畔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乘车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地区，历时72天，到达了长征的落脚点——陕北的吴起镇。一路上，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夏洛特，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外交部译员、一位老红军的后代张援远——《长征》中译本的译者之一，美国外交官、“中国通”谢伟思。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秦兴汉日记清晰记录，两个多月中，索尔兹伯里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工作，白天采访、考察，到了晚上则边苦思冥想，边用便携式打字机整理采访素材。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此时都变成了流畅的文字，就连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员——军博馆长秦兴汉和翻译张援远歇息了，谢伟思睡了，连妻子夏洛特也进入了梦乡，只有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打字机还在工作。最“苦”的事情还在后头，走到西昌时，索尔兹伯里便因过度疲劳和兴奋导致心脏病发，困在了长征路上。危难之际，经西昌和成都两地医生的救治和呵护，仅一周便康复出院，执着地继续上路。

　　期间，他们一行人爬雪山、过草地，其中的艰险难以描述，“躲过的车祸自不必说”，最惊险的莫过于皎平渡之行，去时在15公里多的山路上徒步行军，索尔兹伯里摔了好几个跟头。返回的时候就更难了，开始用担架抬，因山路难走，不行，后来改为骑马，“临时找来的马没有马镫，以简易竹圈替代，马鞍则用医用胶带绑着凑合用。”途中没有更洁净的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面对着漫长崎岖的路途，疲惫困乏的身体有时真感到难以支撑。每到这时，索尔兹伯里那种当战地记者锤炼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会显露出来。索尔兹伯里认为此行是踏访长征遗迹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页：“不亲自到长征路上看看就不能深刻理解红军，也不能深刻领会长征的意义。”

　　带着问题访问全程

　　“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三个以上的资料来源他才采用。”翻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籍，读者就会发现每一个章节后都有不少于两页的注释，对索尔兹伯里严谨的采访态度感到由衷的钦佩。秦兴汉回忆，索尔兹伯里的访问全程都带着问题。与毛泽东当年“担架上的谋划”相比，索尔兹伯里热衷于和中国同伴们进行“车上座谈会”：过四道封锁线的情况如何？红军长征时气候如何？直问得秦兴汉不时常燃上一支烟边思考边回答。

　　正由于严谨的态度，访问期间，索尔兹伯里除了每到一处与当地干部、学者座谈，他还访问了当时为红军配过伤药、缝制过衣帽，为红军运送过伤员、做过饭的诸多老人，他们不经意的话语常常令索尔兹伯里如获至宝。他在了解到红军与茅台酒厂的一些故事，比如李德曾饮酒过量七天七夜未醒，被担架抬着行军，红军以酒洗脚解乏等之类的故事之后，希望实地验证，但未被安排参观茅台酒厂而发了一次“不小的脾气”。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谋划”。讲诉担架成了政治讨论的场所，这些讨论为毛泽东重掌大权铺平了道路，使他接管了长征的指挥权，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索尔兹伯里始终想搞明白一个问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为何胜利？通过踏访长征路，他逐渐有了实质性认识：访问初期，他认为红军将领太能干，而国民党将领太腐败；中期他认为红军的胜利因素很多，理想、智慧、政策、团结、纪律等皆转化为战斗力，“有信念的部队战无不胜”；访问后，他明白了中国一句古话“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道理，长征的胜利源于根扎在人民之中。索尔兹伯里动情地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会使人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来，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由衷叹服邓小平

　　索尔兹伯里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1972年以后，他曾多次访问中国。1977年，他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很显然邓小平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说，邓小平“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采用了他最擅长的叙述个人轶事的方法，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他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形象地描绘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精神风貌。书中第三十一章《屹立不倒的小个子》，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邓小平。

　　在书中，他写道：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位像邓小平那样锐气十足，显得更有气魄。邓小平多年来稳步地、几乎让人瞠目。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1952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1957年，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传奇性的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和他面对政治上的多次打击所表现出来的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深深地吸引着索尔兹伯里，他在《天下风云一报人》一书中，以“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为题，专章介绍了邓小平。谈到邓小平邓一生三次被打倒，然而却能够成功地实现三蹶三起的奇迹，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辉煌，这位资深的新闻记者也不禁感慨万分地说：邓小平曾说过向外资敞开大门，搞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经济特区，促使中国经济大发展。索尔兹伯里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

　　邓小平愈挫愈勇的个人魅力使索尔兹伯里发出了由衷的叹服，他断言，邓小平“能使中国腾飞。”他说：我想不出有谁比邓小平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来克服‘文革’造成的破坏，激励11亿中国人完成‘新长征’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经济诸强之列，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而21世纪正是属于中国。

　　继续见证新长征路

　　1985年，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即刻成为世界畅销书。1986年，在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南胜利会师50周年前夕，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长征也令索尔兹伯里与中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书中，索尔兹伯里称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索尔兹伯里早就预言：只有拥有了坚定的信仰支撑，人才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九死未悔、勇往直前。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能很好地把握住了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如长征的开始是如何发起的，这就是一个谜一般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此后，针对长征和革命走向的一些争论，一些权利的争斗与重新分配，都被作者如实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993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告别了一生钟爱的新闻工作。按照其生前嘱托，那台伴随他半个世纪，从苏德战场到万里长征的老式打字机留给了儿子；那个随身携带踏访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送给了中国。当年5月，当张援远把这件遗物转交中国军事博物馆时，在场许多人眼圈都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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