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幸福埋单（二）

　　爱，价值连城还是一文不值？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这个年头，爱到底值多少钱呢？爱到底是价值连城，还是一文不值？一个人愿意跟你结婚，就一定代表真爱吗？李银河、马东、周国平、王丽萍、袁岳、巴曙松、东东枪分别从各自的专业和体验出发，回答了这些问题。

　　“爱值多少钱？”当《小康》杂志记者在“分答”上把这个问题“抛”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李银河的时候，李老师“严肃”地说：“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荒谬的问题。爱和金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自认为从小就“抗击打”能力十足的记者当然不甘心，于是又去问主持人、米未传媒CEO马东，结果马老师似乎有些“不屑”地说：“我没有办法分析爱值多少钱，但是我可以分析分析，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您‘缺爱’。”

　　这个年头，爱到底值多少钱呢？当红的明星对此问题大多“避而不答”。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零点有数集团董事长、飞马旅创始人袁岳，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和奥美创意总监东东枪的回答还是或多或少地给了记者一丝温暖和安慰，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和体验出发，回答可谓各具特色。

　　李银河：爱就是爱，是很单纯的灵魂间的投契

　　“爱值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李银河来说，或许的确有些荒谬，毕竟她和王小波之间的爱情，是人所共知的。就连他们的情书也结集出版《爱你就像爱生命》，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二人都是用情专一且浪漫无比的人。

　　“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他们的爱就是这般的纯真。因此李银河在回答“爱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时，也是直言不讳的。

　　李银河说：“爱值多少钱？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荒谬的问题。爱和金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爱是人的一种感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浪漫的爱情或激情的爱情发生之后，对所有的金钱、社会地位都是不管不顾的，是不会去考虑的。就像无数小说和电影里所描述的，那些灰姑娘的故事、穷小子和公主的故事，等等，跟钱是没有关系的。爱就是爱，是很单纯的一种灵魂之间的互相投契。”

　　马东：我没有办法分析爱值多少钱

　　对于主持人、米未传媒CEO马东的感情生活，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但是靠嘴吃饭的他，一向以机智幽默而著称。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

　　“我没有办法分析爱值多少钱。因为，在我看来，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一分不值，有的时候价值连城，但是你不愿意相信它是一分不值的，而真让你觉得爱价值连城，你心里也未必能完全接受。”

　　出乎记者意料的是，马东却分析起了记者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相当自信地说：“因为您缺爱。‘爱值多少钱’透着一股酸劲儿，缺爱的人才会这么问，这么说。有了爱的人，尤其是在深爱中的人，是想不起来问爱值多少钱的，他根本不会去想，爱能不能用钱来衡量。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但是我认定了，您就是缺爱。”

　　周国平：能用钱来衡量的不是爱，而是“秀”

　　尼采曾说过：“当女人爱时，男人当知畏惧：因为这时她牺牲一切，别的一切她都认为毫无价值。”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是研究尼采哲学的专家，但是他对于“爱值多少钱”的回答却并没有引用他所研究的哲学家的名言，而是用他自己温和的语气和通俗的语言，解答了记者的提问。

　　“我相信，你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回答，就是爱不能用钱来衡量。能够用钱来衡量的不是爱，而是‘秀’。比如说，秀一颗多少克拉的订婚钻戒，秀一场豪华的异国婚礼，真正的爱你可以说它是无价的，多少钱也买不来，也可以说它一钱不值，拥有它和得到它的人不会因此而变得富有。”

　　在周国平看来，“用什么来衡量爱的价值”这个问题可以具体为甲爱上了乙，乙用什么来衡量这个爱的价值，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这个爱的真实性，第二是对甲这个人的整体评价，如果两者都打高分，并不意味着乙一定会爱上甲，但他/她一定会感受到那份爱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仅仅是乙被甲感动产生的心理意义上的价值，还包括对于这份情感的正面评价，这是属于真善美的一种正面的价值。”

　　王丽萍：从内心出发，才是真爱

　　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如今是一位创业者，她依然没有离开体育这个她所熟悉并喜爱的领域，王丽萍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家人的支持，尤其是丈夫对她的包容和无私的爱。

　　“在我看来，爱是分很多种的，有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的爱心、对家人的亲情，还有就是爱情。我想你们所说的爱应该是指爱情。”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王丽萍如是说。她认为每个人衡量爱情的标准各有不同，“有的人为了爱会奋不顾身，甚至牺牲生命，而有的人会为了虚荣心，为了金钱，去践踏爱情。”

　　王丽萍有着一个充满爱和阳光的家庭，她以切身经历回答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不管是什么爱，是对于家人还是社会，爱都是我内心情感最真实的表达，我对我所爱的一切所做的事情也是从内心出发，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但对于如今社会上一些价值观的错位与光怪陆离的事情，王丽萍也表示：“对于其他的人，以及与我意见相左的人和做法，我不好去评判。”

　　袁岳：爱不值钱

　　“我认为，爱不值钱。”零点有数集团董事长、飞马旅创始人袁岳一上来就回答得很直接，“因为它没法用钱来衡量，比如说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人家把什么东西都给你，没想过要你多少的回报;换一个角度，如果人家不爱你的时候，你给人家多少钱，人家也不会爱你。”

　　本以为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袁岳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自己对爱的衡量标准。但其实他还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如果学经济学的话，可能会把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用钱来衡量。但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博士，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人的情感、情绪，这些并不能简单用钱来衡量。所以，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类似于想要用一种标准，特别是用财富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事物，这个东西本身是行不通的，因此，我认为，有人愿意为你付出，为你承担，愿意接受你、原谅你，这些就是衡量爱的标准。”

　　巴曙松：爱的价值在于得与失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在“分答”上给自己的描述是“金融专业人士，有金融实务经验的研究者”，这样的自我定位，应该说是非常谦虚的。他研究了这么多年的金融与资产管理，不知道对爱的价值会作何论断，于是，记者也向他提出了“爱值多少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是用了‘多少钱’这种价值的概念，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问题，我只能试着谈一点个人体会。”巴曙松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肯綮之处。

　　“大家通常会说爱是无价的，或是难以估价的，如果一定要我来衡量的话，我会从两个角度来考虑。首先，如果你本来有一份感情而失去了，你会损失多少？你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第二，你本身没有这份感情，而一旦有了，你得到多少？你的生活收获了哪些东西？我想从这两者间取得一个判断，应该就是爱的价值了。”

　　东东枪：一个人愿意跟你结婚，就一定是爱吗？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我觉得如果用这种算法，爱就必然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因为，爱实在是太稀缺了。”奥美创意总监东东枪是网络上当红的段子手，因此往往给人以天马行空、戏谑调侃的印象。可是面对“爱”的问题，他却显得颇为严肃。

　　“不管是男女之间的爱，还是亲人之间的爱，哪怕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我都认为是非常稀缺的。”东东枪进一步作出了解释，“为了获得它，你需要付出的成本很高，甚至于付出非常高的成本后，你也得不到它。”

　　对于爱的标准，东东枪也非常严苛，“我不认为一个人愿意跟你谈恋爱就是爱，我也不认为一个人愿意跟你结婚就一定是爱，可能这个爱的标准定得过高了一点，但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买到一些关系，可以轻易获得一些依赖，但是爱是非常贵的，是非常难得的，是非常稀少的。”

　　幸福产业如何“制造幸福”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这五大幸福产业的快速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增长，也促进了消费升级，而这些产业，还是为中国公众“制造幸福”的绝对主力。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对幸福的思考和追求始终是个重要命题。如今，中国人对于“你幸福吗”的追问，已经逐渐从电视调查节目中的访问变成了每个老百姓每天都会关注的“国民问题”。

　　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发展幸福产业，或将是“制造幸福”的捷径。

　　6月27日，国务院总理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谈到，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和创新驱动转变。这释放出一个信号，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旅游业将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

　　与此同时，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的优势在不断显现，智能通讯、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消费迅速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这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增长，也促进了消费升级。

　　旅游业已成幸福的“刚需”

　　“我父母从深圳先到重庆、成都，再开车到丽江、大理，一个月的时间从南部往西部游玩，这是他们退休后的第一次旅行，他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开心。”在北京工作的戴茹在2016年十一长假之前为父母安排了一次丰富的旅程。像戴茹父母这样刚退休的中老年人，大部分都已经将旅游视为晚年幸福生活的必需品了。

　　“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表示旅游已经是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了。多达90.8%的受访者在过去的旅游经历中，体验到了幸福的感觉。

　　幸福产业是指向精神文化层面的，其意义在于累积幸福感受，提升居民幸福感。旅游能最好地满足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和服务体验。旅游与幸福紧密联系，旅游产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幸福产业。其发展速度和产业规模，足以令人们对旅游业充满信心。

　　中国旅游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超过13%。2015年，中国国内旅游超过41亿人次，支出额占居民消费支出10%，入境旅游1.3亿人次，出境旅游1.2亿人次，旅游收入4万多亿元。中国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超10.8%。

　　“旅游对于提高人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说道，从历史来看，不管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化，都有将旅游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中国人自古就有旅游的文化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旅游名篇佳作。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旅游行业再获重要关注。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等条件所限，能去旅游的人毕竟是少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交通条件日趋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旅游。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旅游由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变成普通百姓的必需消费。

　　还有调查显示，世界上所有的消费形态中，旅游是最能体现人们生活心态的，也是幸福感最强的。如今，旅游是中国人休闲度假的首选，是获得幸福感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每逢节假日，国内外景区纷纷开启中国游客“人山人海”模式，旅游已成为假期消费的“刚需”。

　　健康，是一切幸福的基础

　　如果提到幸福的关键词，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它的基础是“健康”。“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86.9%的受访者认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拥有幸福;45.3%的受访者认为，在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这五大幸福产业中，健康产业最为重要。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也是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对健康和生命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幸福必然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而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重，养老也成为关乎人民幸福的重大命题。旅游、文化、体育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健康和老有所依的基础之上的。

　　2015年，中国健康产业相关法规政策密集出台，“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健康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今年，医改更是进入关键时期，并促使健康产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浪潮。

　　购买书籍，去剧院看话剧，到公园跑步，去健身房健身，补充营养品，缴纳养老保险……这是戴茹父母和她自己都经常进行的消费，而每一样，都与五大幸福产业息息相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旅游人次不断增加，主题乐园、游览景区等快速发展，带动娱乐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加快发展。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9.3%和12.1%，较上年同期提高0.5和0.6个百分点。随着居民消费品质的不断升级，文化、娱乐等行业繁荣发展。今年一季度，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6%。在电影票房、电视热度不断攀升的带动下，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4.4%，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1.6%。

　　在幸福产业中，体育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2.7%，体育组织营业收入增长2倍，休闲健身活动营业收入增长15.4%，健康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4%。其中，综合医院、疗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妇幼保健院（所、站）等，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5.7%、16.2%、12.3%和28.2%。养老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3%。与居民养老密切相关的社会工作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4.7%，其中，护理机构服务、老年人和残疾人养护服务、社会看护与帮助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2%、24.8%和22.9%。

　　“在我看来，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这五大幸福产业同样重要，同样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戴茹总结道。

　　这位“80后”的北京白领下一步的计划是，为父母定制“养老社区”和带他们出国旅行。

　　“60后”的幸福账单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代表人物：周可

　　身份：《新周刊》副总编辑

　　年龄：53岁

　　幸福心声：旅游与书籍是幸福生活的必需品。

　　“60后”的周可非常热爱去各个地方旅行，探索未知，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从中获取“幸福”的感受。他和妻子每年都有旅行计划，近年来基本上都会去境外旅行。一种是纯度假型的旅行，一种是偏观光型的旅行，还有一种最“浪漫”的，就是日常在境外度过一个周末。费用根据每一个目的地的不同而有差异。在欧美国家观光，两人一次旅行的费用在五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在毗邻其居住地广州的香港，则一次约为三千元人民币的花费。

　　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周可不得不承认，他在文化领域的消费占到了其所有消费的最高比例。这一点从他对于书籍的喜爱中并不难看出来。“在地铁里，当所有人都在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周可老师则是在低头看书。”谈及此，他的同事们说道。

　　周可平时的文化消费主要是看电影，购买CD和书籍，听音乐会。“去电影院看电影每周平均两场，两个人，每场平均100元，一年52周，共5000元左右。”周可说道。

　　周可自己算了一笔账，在2015年10月到2016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里，他购买CD的花费一共约为两万元。而买书的消费则约为一万元。这笔账单让他自己都颇为吃惊，才发现很少消费、购物的他，在“文化”上的消费如此慷慨。

　　而在体育和健康领域，周可认为与之有关联的消费就是购买运动鞋，在一年之内花费了一千元左右。而养老则除了人均六千元一年的保险外，基本没有开销。

　　“90后”的幸福账单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代表人物：徐逸群

　　身份：大提琴手

　　年龄：22岁

　　幸福心声：把“幸福基金”花在必需的事情上，享受文化艺术之美。

　　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90后”中国女生徐逸群每年拥有两万元美金的奖学金。在长期居住于国际都市纽约的她看来，这笔奖学金相当于她的“幸福基金”，她把它们都花费在了“五大幸福产业”上面。

　　徐逸群热爱旅行，每年都会有两次基本的纯旅行。2016年，她选择了离纽约较近的纽黑文、波士顿进行短期旅行。平均每一次旅行的花费是400美金（相当于2600元人民币）。这个花费包括了在Airbnb（中文“空中食宿”，是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主的服务型网站，它可以为用户提供多样的住宿信息）租房子、吃饭和购买当地特产的费用。

　　当然，作为专业为大提琴的艺术学生，徐逸群在文化领域的花销是所有花销中最多的。她一年平均每个月去听两次音乐会，一张票400元人民币左右。而在暑期去音乐节的花费则较为昂贵，虽然大部分音乐节是免费的，但是她必须承担往返各地音乐节机票的费用。往返的机票约为8000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还有购买乐谱的钱。”徐逸群表示，每学一首新的曲子，她就要去买比较好的、新的乐谱。一份乐谱大约是500元人民币。

　　喜爱艺术的徐逸群还会经常装饰自己的房间，她非常喜欢和朋友提起她新购置的油画，毕加索的复制品，她一共买了三幅，每一幅花销4000元。

　　比较起来，徐逸群在“体育”和“健康”方面的花销则少了很多。她在2016年关乎于体育的花销仅仅为租用自行车的100美金（相当于650元人民币）。而关乎于健康的花销则是购买维他命保健产品，一年总共100美金。

　　“至于养老，我完全没有想过，也没有任何花销。”徐逸群笑着说道。她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好好学习。

　　在城市中体验“不幸福”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繁华的大都市并非完美无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的出现都会给人们带来不幸福的体验，但超大型城市的存在亦有其必然性，“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也显示，公众觉得生活在二线城市最易获得幸福感，其次是一线城市，而谁又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幸福之城”呢？杭州、昆明、成都被公众一致看好。

　　“在哪里生活最易获得幸福感？”

　　这是“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的一道题目。今年9月至10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这次调查。结果，“二线城市”得到的认可度最高;“一线城市”排名第二;“三线城市”位居第三;“小城镇”、“乡村”分列第四、五位。

　　在中国，一线城市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感，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甚至会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而在世界范围内，繁华的大都市也并非完美无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峥指出，“超大型城市的问题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幸福的小城市也在全世界内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并非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城市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幸福？

　　“病”了的城市

　　近年来，城市病是被反复探讨的话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就没有停歇过。我国第一个城市化高潮，就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据资料显示，当时仅三年的时间里，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就有28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由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至197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有一亿人口进入城市。

　　我国在工业分布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将新工业投资重点放在内陆新建及扩建城镇上，使城镇及工业区域邻近主要原料和能源产地，均衡分布。当时发展极快的重点工业城市有包头、兰州、西安、成都、武汉、太原、洛阳、大同等;同时还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城市，比如黑龙江富拉尔基、大庆，甘肃白银，广东茂名，湖南株洲等。此外，农村工业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力，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农民不涌入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在广阔的农村大办工业，就地转化为工人，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得当时大量的社队企业兴起。

　　而后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急速发展，大量人口涌进城市。时至今日，这些超级大都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日益凸显。

　　薛文华是北京人，虽然他每年都会和家人一起旅游，但是在旅游时间的选择上，他会坚决避开国庆与春节长假，“只有这两个假期街面上人少，也不堵车，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时候了。”随着薛文华年龄的增长，在平时的日子里，他开车上街都发怵，“堵车，心理就容易发怒失衡，而且发生点剐蹭更别扭，现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绿色出行也算为北京的蓝天贡献绵薄之力吧。” 薛文华笑了笑，他的话自然正面，但是对于城市拥堵与污染的无奈，也不无调侃之意。可是毕竟他已经退休，没有了上班出行的压力，而对于广大的上班族而言，面对“城市病”，他们又怎能轻松呢？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消失”的早餐与“奢侈”的晚餐

　　何勇是酷爱旅行的人，而旅行中他最期待的就是去寻找各地的美食。“在旅行中，我早上都会起得很早，然后走街串巷去体验当地的早餐文化。我认为一个城市的早餐特别能够凸显城市的底蕴与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在家乡北京，他似乎很久没有悠闲地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了。

　　在工作日，何勇每天7点起床，他要赶在8点半之前到达工作单位，因为要打卡，迟到是要扣工资的，而作为一日三餐当中最为重要的早餐，就因为赶路而被他“凑合了事”。单位楼下公交站旁的鸡蛋灌饼和煎饼，几乎就与他的早餐画上了等号，有时实在吃腻了，就稍微走远一些，到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买个简单的套餐。 记忆之城

　　“我记得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候家里人都起得很早，北京没有那么大，父母都是就近上班，单位离家很近，不像我们现在上班要赶很远的路，有的人甚至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所以每天早上爸爸都会拿着自己家的盆和碗，到附近经营早餐的餐馆买油条、糖油饼、豆浆、豆汁、烧饼等等，买回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把早餐踏踏实实地吃完，再去上班和上学。这是我儿时最为基本的早餐印象。”有时父母有事情来不及买早餐，也会给何勇几元钱，让他到饭馆里，买上二两包子、一碗炒肝。“那时的北京清晨，是那么惬意，我吃着包子，听着时隐时现的鸽子哨，还有街面上自行车的铃声，闻着炸油条的油香味儿，感觉这一天都是美好的。”而如今，他的清晨不再拥有这些，悠扬的鸽子哨与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已经变为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和嘈杂的鸣笛声，炸油条的摊位少之又少，香味自然无从谈起，而汽车尾气的污浊味道却异常浓烈。

　　其实，早餐文化的没落，又何止是北京一个城市的现象呢？上海、香港、武汉、厦门，网络上经常出现诸如各大城市“消失的早餐美食”之类的帖子。美食家蔡澜就曾分析到，因为城市地租的不断上涨，许多经营特色早餐的铺面交不起房租而关张，人们工作性质的转变、生活节奏的加快，都促使了早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往往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凑合吃一些粗制滥造的食物。

　　不只是早餐，大城市中生活的人们，晚餐来得也同样珍贵。这里所说的珍贵，并非指晚餐的价格，而是下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有说有笑地共进晚餐的经历。年过40岁的胡立凡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经营一家互联网企业，公司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可是与此相应的是责任大、工作忙，每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晚餐往往是同事一起叫外卖来吃。“这些年互联网发展很快，餐饮行业也因此变革很大，最明显的就是外卖送餐越来越快捷，可是反过来想想，我们都已经忙到没时间去餐馆或回家吃一顿晚饭了，这也真是可悲。”

　　胡立凡向记者描述了他每天的生活状态，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平时连周末也常常需要加班和应酬。现在，一旦有时间早下班，他会拒绝一切多余的社交活动，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家里，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家常晚饭。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他非常珍视。

　　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正像林夕在《爱得太晚》的歌词中写到的那样：“为了不平凡，忙忙忙会让人盲。赢到了风光，输去了我的心肝。”无论是“消失”的早餐，抑或是“奢侈”的晚餐，这些表象下，我们更应看到的是，我们的幸福感正是来自于这些我们不经意的生活小事。

　　中国人理想的十大“幸福之城”

　　哪里才是中国人理想的“幸福之城”？

　　在“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中，国人根据所见、所闻、所感选出了中国人理想的十大“幸福之城”。杭州市、昆明市、成都市位列前三。

　　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也并非带给国人的都是些不幸福体验，在中国人理想的十大“幸福之城”排行榜上，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位列第四至六位。海口市、重庆市、南京市、哈尔滨市分列第七至十位。

　　其实，超大型城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尤其是在亚洲地区。首先，从历史规律上看，亚洲文明就不同于西方文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自然聚拢的趋势。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会集中到几个城市内。宋代的汴京、幕府时期的京都、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德里皆是如此。中心城市有利于统治者们将全国的精英召集在其麾下，借此形成权力、金钱和信息的辐射网。

　　其次，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超大型城市有着信息渠道畅通、资金成本低、物流便利和监管规则统一的优势。而且，超大型城市意味着供热、垃圾处理、水处理更加统一，更容易大规模采用智能化技术，这些将使城市变得更加环保、高效。

　　“但是，对于大城市里的每个人来说，一个高效的城市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不停奔波，不断与时代的进步和周围竞争者的成长赛跑，这无疑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李峥如是说。

　　在德国科隆留学的郑小伟告诉记者，他马上面临着回北京找工作的压力，他很明白，回国后的生活将不再像留学时那般无忧无虑了。“尤其是在北京，我的很多同学如今都工作了，我知道他们的生活非常忙碌，有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压力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郑小伟自然不会选择到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二线城市去生活。

　　“我的父母在北京近郊买了房子，去郊区度周末，暂时逃离一下拥挤的城市或许是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郑小伟说得并不十分肯定，“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是在欧洲小城镇和乡村生活就肯定没有大城市幸福，那些村镇连个人都很难看到。”说到这，他笑了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要回到祖国、回到家，找到心仪的工作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做过这样一个“幸福”实验：将人们分成两组做非常痛苦的肠镜检查，在实验中，第一组正常检查，第二组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故意把肠镜放在体内过一会儿再拿出来。人们一定会以为这种故意延长病人痛苦的做法会遭到病人的反对，但恰恰相反，第二组愿意再做的人显著高于第一组，为什么？因为肠镜在即将结束的时候痛苦最轻，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病人记住的是这时段的感受;而第一组病人记住的是肠镜在身体最深处的剧痛。

　　的确，幸福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幸福的体会又怎能一样呢？

　　“2016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16.9%的人认为“幸福与所居住的城市没有关系”，这些受访者可能对于幸福的真谛有着更为深切的领悟吧。

　　“30后”的幸福与烦恼

　　文｜《小康》记者 鄂璠

　　代表人物：陈爱莲

　　身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陈爱莲艺术团团长，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校校长

　　年龄：77岁

　　幸福心声：幸福是能够给予别人爱，能够感受别人爱。

　　如果把陈爱莲的童年故事讲给人们听，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她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一年之内双双病故了，但在她自己看来，这并未给她今后的生活带来“阴霾”，因为她得到了国家的关爱、社会的救助。她进入了上海一心孤儿院，1952年又从孤儿院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习班，那时候，她只有13岁。

　　“我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归属感，我觉得我是国家的人，到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习班学习的时候，我就有参加革命的感觉，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国是第一，家是第二，先国后家，这对我一生都有非常重要、重大的影响，这是决定我一生做人的最根本的准则。”出生于1939年的陈爱莲觉得，“30后”这代人与现在的“00后”最大的不同就是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跟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衔接得特别好，所以就给我们这代人的心里播撒下了阳光的‘种子’，我们这代人普遍觉得自强不息、回报社会，便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却把幸福和钱挂上了钩，甚至会传播一些负能量的信息，例如‘有钱能使鬼推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等等，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便觉得不幸福甚至会感到悲哀。”

　　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时，陈爱莲一直强调，钱和幸福有一定的关系，不要让钱和幸福成为对立面，但有钱和幸福是绝对不能画等号的，同样，有钱和不幸福也是不能画等号的。

　　陈爱莲还有一个金钱观，便是当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之后，钱太多了，也就不属于个人了。1995年，陈爱莲创办了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这二十多年来，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了办学。她乐于帮助家庭贫困又有舞蹈天分的孩子求艺，对他们的困难总是伸出热情之手给予帮助，减免困难学生的学费、杂费及伙食费、住宿费等。“幸福是能够给予别人爱，能够感受别人爱。”陈爱莲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77岁的陈爱莲仍然练功不辍，今年6月份，她领衔“林黛玉”一角，完成了舞剧《红楼梦》的复排演出。只有幸福的人才能保持好的状态，陈爱莲还有何幸福的“秘诀”呢？她介绍道，一是要懂得爱，尤其是要有“大爱”；二是要勇于担当，有使命感。明年，将迎来陈爱莲从艺的第65个年头，而这么多年来，陈爱莲的“大爱”与担当便是，只要国家需要，观众喜欢，她的身体状况也许可，她就会一直演下去。

　　“00后”的幸福与烦恼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代表人物：王小芹

　　身份：学生

　　年龄：14岁

　　幸福心声：每一刻的成长都希望和父母分享。

　　“00后”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一代人了。他们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今天看来是被广大“70后”、“80后”甚至“90后”所极度羡慕的。而且，“00后”里年龄最大的，今年也不过16岁，正是最绚烂的花季。“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除了幸福，哪里会有烦恼呢？

　　可是庄子不是说了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确，就算是仍处少年时代的“00后”，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烦恼。

　　王小芹出生于2002年，今年刚上初中三年级。从小生活优越的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烦恼。

　　“我一出生，就被爸妈贴上了‘必须有出息’的标签。从出生开始，就必须严格按照爸妈的标准来，背负着爸妈的理想。”小小年纪的王小芹，说起这些话时，也显露出成年人才有的无奈表情。

　　“我很羡慕老爸老妈。”她笑了笑，“虽然他们总说以前小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多玩儿的，但我还是很羡慕他们。羡慕他们小时候作业少；羡慕他们小时候没有压力；羡慕他们小时候写完学校的作业就可以尽情地玩，直到家长把自己找回家吃饭；羡慕他们小时候有那么多在我们眼中是至宝的无污染食物；羡慕他们小时候空气那么好，水那么清……而我们只能依据他们的描述，和他们脸上幸福、满足的表情，来还原当时生活的模样。”

　　这不禁让人想起伍迪·艾伦的经典电影《午夜巴黎》，男女主人公回到了憧憬中的过去，台词中说道：“如果你留在这里，那么这里就成了你的现在，然而过不了多久，你就又会开始想象另一个时代，认为那才是最好的‘黄金时代’。什么才是现在？现在是你对它不满意，但是生活本来就不会尽如人意。”

　　这当然不只是对于“00后”所讲的，而是适用于所有年龄层的人们。纵使生活中有太多的烦恼，也应活在当下，去改善，去解决，去享受，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属于王小芹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其实外界认为‘00后’的幸福，更多还是出于和自己童年物质生活的比较。这么简单的对比，我觉得多少有点片面。而父母们也经常自认为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而加班工作，进而忽略了陪伴，这是错误的。”一个14岁的花季少年，能够说出这样一番成熟的话语，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其实生活中最让我感到幸福的，就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哪怕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我每一刻的成长都希望与他们分享，有他们的陪伴。”

　　让情感还乡

　　文｜王磊光

　　农村的环境好了，人们的负担减轻了，生活却寂寞了;人们的手头有了活钱，消费也更高了，人与人的差距却更大了;打工者喜欢乡村生活，却不得不离开……中国人对于乡村的情感和态度，从未像今天这般分裂。

　　中国人对于乡村的情感和态度，也许从未像今天这般分裂。一方面，无数的农村青年努力地通过上大学或外出打工等途径来逃离农村;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增加的城市病，许多城市人对于农村生发出了越来越多的田园诗般的“乡愁”，甚至希望到乡下买一栋楼过日子。各种媒体关于乡村的报道，也是向两边倒：一边在赞美新农村建设使得乡村更加美丽和谐，另一边却在陈述着农村日益衰败，岌岌可危。

　　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在农村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也许，一味地偏向“是”或者“否”，恐怕都会有失偏颇。

　　关于乡村的发展，我们可以列出许多例子，其衰败，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所以简单地一分为二，同样会遮掩了事情的复杂性。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判断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社会建设归根结底是要“以人为本”。“人”在一种环境和文化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是最核心的。

　　乡村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如今，乡村的环境好了，生活在乡村的人负担减轻了，生活却寂寞了。

　　说起这十多年来农村的变化，许多人的第一感受就是自然环境变好了。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于资源匮乏、人口过剩，人人都在向田地和山林要口粮、要收入，能开垦的土地——哪怕是石头间的一小块坡地，全都被开垦出来了;能吃能卖钱的野物，只要被人发现，立刻就会被捕捉或者打死;为了一寸宅基地、一道水源，邻里间动不动就大打出手……

　　自从打工潮兴起之后，数亿农民流向城市，农村人不再单纯地向土地要口粮了。土地也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其本该有的面貌。山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木，林间的小路早已杂木丛生，无法行走;山间的梯田和旱地大多荒弃了，长满了芭茅和灌木;兔子、野羊、野猪飞快地繁殖着……比如在我的家乡L县，实行了永久封山育林的政策，全县搞旅游开发。

　　不但自然环境变好，乡村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从县城通往乡镇都有宽阔的水泥路，从集镇通往各个村子的路也都铺成了水泥路，虽然只有3.5米宽。自来水通到了各家各户;电器越来越多了，电总不够用，上级政府对农村已经实行了几次电网改造。当然，由于生活的富裕，生活垃圾也开始多了起来，不少地方也正着手整治，比如给村里的每个小组配备垃圾桶，不定期抽查……

　　农民的第二个突出感受就是这十来年税费全免了，曾经压在农民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座大山彻底被卸下来了。不但不用交税，种田还有各种补贴，还有养老保险，过了六十岁的农民每个月可以领取几十块钱。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也不用交学费了。“党中央的政策确实好啊！”这句话成了农民的口头禅。

　　然而，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在农村的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缺少了主心骨。村里的小学早就被撤并了，各种集会已经消失多年了，公共场地要么被卖要么被占，农民们除了在家看电视，出门打麻将，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文化生活了。虽然村里设有农家书屋，但几乎无人光顾。虽然来乡下看风景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了，各种小车在村道上跑来跑去，但是因为没有了最有活力和头脑的那些人留在家乡建设农村，乡村的文化生活就完全衰败下来了。留守农村的人们，心里更加寂寞了。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少了。在外打工的人，一年通常只能与父母、妻子和儿女团聚十来天。父母卧病在床，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照顾，还要想方设法照顾孙子一辈，以及带病从事农业劳动。农村老人病逝而没有及时发现，以及老人自杀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孩子因为缺乏父母的管教，情感空缺，与父母的隔膜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小孩的人生没有得到及时的指导，厌学、逃学以及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情况十分严重。过去所形成的熟人关系乃至亲戚关系，因为多年来缺乏密切的联系和走动，亲朋之间的感情就更加淡漠了。

　　一边是好山好水好政策，一边是文化的荒芜、精神的寂寞。所以这些年来乡村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的问题，在媒体上一直争论不休。

　　“货币化”生活的风光与尴尬

　　与以前相比，现在农民们的手头有了活钱，消费也更高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却更大了。

　　曾经在许多年前，希望吃饱肚子，成了中国农民最大的愿望。等到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希望一年忙到头能够不赊不欠地过年，成了农民最大的愿望。现在这些一般都实现了，农民不但可以不赊不欠地解决起码的温饱，而且手头还有了可以用来消费的“活钱”，比如盖房子、买摩托车、买电冰箱等，还可以经常去镇上打酒、割肉、买鱼、买水果。这个“活钱”，小部分是来自在家的农业劳动，更大一部分来自子女在外打工的收入。青壮年劳动力打工的钱流回农村，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除了粮食还主要靠农民自己种植以外，农村生活的绝大部分也都“货币化”了。农民的观念也早就发生了改变，他们在积极地向城市看齐，希望像城市人那样过日子。农村人也要像城市人一样，追求更现代、时髦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品也在向城市人贴近。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比如吃饭和购物方面，越是往中国的小县城和乡镇走，其价格就越高，远高过大城市。

　　即使许多老人一辈子节约惯了，舍不得花钱到市场上买东西，但是为了孙子孙女，却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孩子喝的牛奶，是家里的常备品。城里孩子玩的玩具，他们也会为孙子孙女购买。甚至坐车坐几十里，专门到县城为他们买回外国人常吃的汉堡包之类的食物。说白了，城市不但吸走了农村的精英，而且还主宰着农村日常生活的运转。

　　但是，由于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一直在增长，增长的比例和速度远远大过农业产品，而且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在面对消费社会时，农民其实处于一种非常无力的状态：一方面不断感慨物价之高，钱不够用，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办法不去参与市场消费。

　　农民手头的存款量、日常的消费水平，以及在“人情”方面的“出手”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金钱成了衡量人的最主要标准，而知识、学历，以及努力程度，这些不再是大家最看重的。谁家的子女在外打工发了大财，把家里的楼房装修得漂漂亮亮，还买了小汽车，于是他家就会被众人称颂，家里的老人走在路上也觉得如沐春风。谁家里没有钱，还是靠精打细算过日子，就会被人看不起，主人走在外面也会觉得脸上无光。

　　也难怪，在我做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有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你感觉到了吗？现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比过去更爱钱了。”

　　打工者向往的幸福生活：让情感还乡

　　农村生活到底有哪些“幸”与“不幸”？除了要去倾听留守人群的心声，我们还要去倾听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者的心声。

　　在初中同学微信群里，当我抛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概括起来，大家心中幸福的乡村生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村的自然环境变好了，空气也非常好，家里有田有地有菜园，吃的东西都可以自己种，是真正的绿色产品，不用担心会吃到地沟油或者转基因食物。“要是种地有前途，我们才不愿去漂泊呢。”一个同学如是说。

　　二是生活自由自在，没有流水线，不用打卡，不用加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乡村生活，因为我喜欢跟童年的伙伴一起钓鱼、打麻将，还可以出来一起喝酒、K歌。”另一个同学说。

　　大家普遍提及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留在农村，就可以与父母和孩子团聚。反之，这种与亲人常年分离的状态，是他们觉得最不幸福的地方。这不但是打工者最大的不幸福，也是留守人群最大的不幸福。

　　“我好想留在农村，但生活把我逼得必须出来打工。我总感觉陪儿子和女儿的时间太少了，我很想把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教给我的孩子，同他们一起玩……”一位男同学说。

　　“一家老小在一起最幸福，我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不幸福的。记得有一次快过年时，我女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同学好幸福啊，因为他们的爸妈都已经回家了！当时我的心好酸啊！”一位女同学说。

　　那么，为什么不回农村呢？

　　“我一直想回家带孩子，找点事做，但是L县收入低、消费高。所以我习惯了在外漂泊，感觉回家没事可做。许多人老说幸福与钱无关，但现实就是相关的。”

　　“我喜欢乡村生活，但是我不得不去打工。如果没有钱，我们喜欢的生活就不叫生活。”

　　“种地的会越来越穷，农村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再加上物价上涨过快，在县城工作的基本都是月光族，生活质量不高，而且农村每家都养两孩，压力大。”

　　我的同学纷纷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归结到一点，还是“就业与钱”的问题。不要说农村，就是在中国的县城，工作机会都非常少，而且工资普遍比较低，难以养家糊口，难以应付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很多打工的青年也都想回乡创业，但赚钱的几率实在太低。除少数人因为有特别的技术，或者幸运地得到了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而获得成功以外，更多返乡创业的农民把打工多年的积累投了进去，结果颗粒无收，又不得不外出打工。

　　打工人群对于农村幸福生活的向往，最重要的还是情感上的还乡，而不是身体上的还乡。除了在“经济”上他们无法回去，在观念上他们更是回不去了。无论是在城市蜗居，或者四处漂泊，或者在城市里买了大房子，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观念都已经城市化了。一旦回到农村，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观念与父母，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正如许多农村孩子感受到的：“我喜欢回到农村，但是回去住上三天，各种琐事就如一地鸡毛涌现在你面前，令你心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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