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尘封59年的“红色往事”

　　这部纪录片，只有短短的27分钟。它包含的信息量是如此巨大，让观看者只觉得太过短暂。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介绍说，这部影片于1958年在新西兰国内上映，很多的新西兰民众当时在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50年代的新西兰民众对于中国是不了解的，而这部纪录片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改变了新西兰人对于中国惯有的印象。

　　就在今年5月，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部关于中国电影纪录片的媒体放映会，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走进红色中国》，它是由新西兰电影制片人鲁道尔·海沃德和他的妻子拉麦·海沃德当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带领一个自由摄制组深入当时让西方国家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选取广州、上海、北京、武汉四座城市，用影像真实记录下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建设国家的热情。

　　在场的所有中国媒体记者都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每一位记者在观看时，无不睁大了眼睛，从电影的第一幅画面至最后一幅，每一个镜头无不让人感到震撼。毕竟，这样真实反映50年代建国初期的影像资料，就连当今中国人自己都是很难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她睡吧！”《走进红色中国》援引了拿破仑的话，将其放在影片的开端。紧随其后，影片的主创人员又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是，如今这个巨人已经觉醒，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1957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工业发展的先进程度是让这些西方人所震惊的，虽然重工业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但轻工业的落后，同样让他们感到震惊，先进与原始的生活物质条件，交相呼应，就这样并存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走进红色中国》拍摄的时间是在1957年，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1955年7月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影片摄制组对此自然没有忽略，他们拍摄了上海的一家忙碌的工厂。“中国计划在15年内成为工业大国，这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这家上海工厂拥有4000名员工，制造两种尺寸的蒸汽发动机。产出虽然不大，但这样规模的重工企业在中国南方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工程师们对复杂的工序越来越了解，掌握越来越熟练。”

　　武汉作为当时扩建的工业城市，其工业水平也在全国领先。“武汉新建的一家钢铁厂已经具备了原材料生产能力，电机房已经建成，随时可以开工。厂区中的一号厂房正忙于解决各种困难，这里面的机床都是中国制造的，机身上都有中国品牌的商标。为了节省外汇，所有能在这厂里生产的都在这里制造，成本与工人自然不在话下。除了机床，他们还制造打印机、纺织机、医疗设备、卡车、自行车、幻灯机和照相机。但是工业发展太迅速，现在必须开始向发达国家寻找先进的机床来满足更长远的发展。”看到画面中工厂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影片解说说道，“中国崛起的工业力量不容忽视。”

　　这的确不容忽视。

　　我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都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了，从而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增加了基础工业实力。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1957年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原煤为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棉布为50.6亿尺;糖86万吨;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在基本建设上，“一五”计划内全国完成投资总额为550亿元，超过原来计划427.4亿元的15.3%;新增加固定资产460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达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建成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施工建设，有68个已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

　　摄制组也拍摄到了1957年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项目建设，“这座大桥的长度是澳大利亚悉尼大桥的两倍，在没有任何水下作业设施和经验的情况下提前一年完工。”而最后的扫尾清理工作都是武汉当地的志愿者来完成的，在志愿者当中，摄影机还捕捉到了两个人，正是时任武汉市第一书记的宋侃夫、武汉市市长刘惠农。“一座有350万人口城市的党政领导，竟然加入到工程志愿者的行列中，这足以令人惊讶与敬佩。”

　　敢教日月换新天

　　1957年的上海，仍旧是全世界第四大城市，他的经济水平领先全国。“著名的上海赛马场如今改成了公园，这个曾经坐满了时髦欧洲人的赛马场观众席，如今变成了篮球场看台。”纪录片中提到的赛马场其实就是如今的人民广场，而赛马场的附属建筑跑马厅，如今已成为上海美术馆的场所用地。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贸易港口，这里色彩斑斓，充满探险，江上的货船与世界7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有些航线需要经过台湾岛，那里仍然是战区。”在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严重封锁，在发展道路上，我们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主席更是霸气回应西方的经济封锁：“你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麦康年向记者讲述：“《走进红色中国》的制片人鲁道尔·海沃德当时一共拍摄了三部影片，《中国的子民》、《中国的梦想》，以及这部《走进红色中国》。他当时非常希望《走进红色中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发行，但是美国人认为这是政治宣传，而明令禁止。”鲁道尔认为这是相当可笑的，因为他自己完全不懂政治，他曾说道：“我对卡尔·马克思一点都不了解，我唯一知道的马克思，就是美国喜剧演员马克斯兄弟。”

　　尽管国际形势如此严峻，但当时的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停步，中国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闭关锁国。

　　资料显示，中国在1957年当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4.5亿元，其中出口54.5亿元，进口为50亿元。

　　而影片中对于国外海员在上海的生活也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上海看起来还是一样，但是对于那些欧洲水手来说，上岸不再是一个挑战，和星期天学校的野餐一样安全。欧洲公司高耸如纪念碑般的大厦背后，夜总会消失了，红色霓虹灯熄灭了，这东方的‘邪恶美人’从良了。著名的外滩上出奇的安静，曾经如洪的车流变成了涓涓细流。但是欧洲水手还是有地方可去的，‘中国通’们肯定还记得上海曾经最高档的俱乐部和长廊酒吧。1949年，俱乐部解散了，长廊酒吧也随之倒闭，两年以后，大楼成为各国海员的俱乐部，最后在水手们的强烈要求下，酒吧又重新开张了。”从影片中不难看到，除了喝酒消遣，海员俱乐部中还有各式玉器、瓷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销售。“人们在这里用各种语言讲述自己在海面上经历的故事，来自苏格兰邓巴顿郡的船长形容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员俱乐部，因为你可以用一个先令买一杯双份威士忌，有为荷兰人准备的金酒，为意大利人准备的葡萄酒，还有为澳大利亚和英国人准备的啤酒，孤单的新西兰人可以为女士买一杯加糖加奶的红茶，这在中国可是非常稀罕的。这里就是水手们的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为突破国际经济封锁，开辟了一条对外交往的通道。1957年春季，在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在广州创办，这也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六亿神州尽舜尧

　　摄制组在广州的拍摄，聚焦在了珠江。在珠江边上一座座半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大楼富丽堂皇，当时已被用作酒店和百货公司。而珠江的渔民却仍然生活在简陋的渔船上。“数百年来，珠江人民被强盗压榨、被疾病困扰、被社会遗弃，如此低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西方看来显然是不充裕的。”电影解说直言不讳，“但是对于这些生活简朴的人们来说，已经算是很大进步了，一些人家在船上还养有鸡鸭等家禽;孩子们可以到江边新建成的小学校去上学;因为有了自来水站，江上的居民还告别了喝了几个世纪的污水。而且，新设立的医院、诊所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的确，在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疾病对人民的生命健康的威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党中央对于贫困地区人民健康的工作开展可谓不遗余力。1957年还有一件重大事情，那就是江西余江县战胜了血吸虫病。

　　江西是我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省份之一。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统计，江西有35个县（市、区）、372个乡（镇、场）为血吸虫病疫区，疫区人口600万余人，患血吸虫病者57万余人，感染血吸虫病的牲畜达10万余头。其中，余江县的疫情最为严重。

　　1955年11月，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江西省积极响应，于12月成立了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随后，又陆续在各疫区成立防治领导机构和专业机构。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迅即在全省打响。

　　江西消灭血吸虫病最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余江县。该县干部群众在实践中摸索出“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的办法，并在全县推广后获得了极大成功。1957年7月30日至8月10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派人赴余江进行防治效果调查，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1958年5月12日至22日，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组织37名医学专家和血防技术人员到余江县进行全面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已经达到中央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5月27日，专家小组给余江县颁发《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宣告余江县率先在中国消灭了血吸虫病。

　　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彻夜难眠，满怀感慨与热忱写下了两首著名的七律《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竟然肆虐我国多个省份地区，弄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纵然缺衣少食，医疗条件差，但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借问瘟君何所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而血吸虫终究只是新中国建设道路上的小小障碍，而伟大的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决心，正是我们日后摆脱贫穷困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石。

　　天安门上万红妍

　　北京，是《走进红色中国》着墨最多的城市。在西什库教堂，影片拍摄了天主教徒们做礼拜时的情景。“这些虔诚的教徒们支撑着教会的各项工作，除了不能在公共场所传教，教会的一切活动都十分自由。”

　　摄制组还关注西方的文化艺术在中国的活动，他们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在中国是非常受到关注的艺术门类，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都寄宿在学校。最近，来自英国伦敦兰伯特芭蕾舞学院和苏联芭蕾舞团的访问都十分鼓舞人心。”镜头转向了舞台，“一个高年级学生袁柏桐，正在表演法国芭蕾舞剧，她的舞伴是高楚佳，他曾在伦敦最负盛名的萨德勒威尔斯芭蕾舞演出中心学习过。”

　　窥一斑以观全豹，可以说50年代，中国与西方在文化艺术的交流上是畅通的。而西方文化艺术在中国的普及，也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因为国家的民主与稳定，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天安门、天坛、前门、鼓楼、动物园、十三陵、学院路，摄制组基本拍遍了所有北京著名的景点、商业街和学校。然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赶上了1957年的国庆节，他们不仅观看了群众游行，更是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拉麦·海沃德在回忆中说道：“我们被告知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因此我们穿上了毛利族的传统服装。临出门前，鲁道尔拿起了摄影机，我还对他说：‘你不可以拿！’但是他没有听我的。”其实他们当时是害怕这样的场合会禁止他们进行拍摄。

　　显然，他们是多虑了。

　　他们来到天安门，看到城楼阶梯上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他们胆战心惊地拿出摄影机，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来阻止他们和没收他们的设备。

　　来到城楼上，他们看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站在一起，拉麦走上前将一件第五任毛利王赠送的羽毛斗篷披在了毛主席的身上，毛主席向她表达了感谢。

　　毛利人是新西兰最早的居民，独特的毛利文化是新西兰的国家象征之一。作为毛利首领的特有服饰，羽毛斗篷代表身份和地位。拉麦一直记得当时的情况，她告诉毛主席：“我们是世界上最小的民族，把礼物赠送给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毛主席笑答：“最小的民族和最大的民族同样伟大。”毛主席看看斗篷，好奇的问拉麦，这些羽毛是如何编织到上面去的。而正巧拉麦的母亲和奶奶都是编织工人，因此她很了解毛利民族的编织工艺，她回答了主席的问题。

　　这件斗篷约一米见方，以黄色羽毛为底，配以黑色和灰色羽毛编织的方形图案。麦康年大使还向记者讲述了在中国追寻这件斗篷的趣事。

　　在听到斗篷的故事后，他首先托人在中国找到这部纪录片，并托人四处打听，最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找到了斗篷的线索。为验明正身，麦康年邀请当时碰巧在中国访问的一位新西兰毛利首领前往北京，最终证实那就是当年新西兰赠与毛主席的斗篷。2013年，国家博物馆将这件藏品运送到新西兰，在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展示，这也是中国与新西兰建交40周年庆典的活动之一。

　　这部纪录片，只有短短的27分钟。它包含的信息量是如此巨大，让观看者只觉得太过短暂。麦康年大使介绍说，这部影片于1958年在新西兰国内上映，很多的新西兰民众当时在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50年代的新西兰民众对于中国是不了解的，而这部纪录片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改变了新西兰人对于中国惯有的印象。

　　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讲，这部影片无疑是一部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它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看到中国人为建设祖国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民生活的和乐与安康。纵观整部影片中拍摄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希望。

　　刘源隆 于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