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后普密蓬时代的政局走势与对华关系

　　2016年10月13日，泰国王室-保皇派的领导核心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的逝世，给泰国政坛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军人集团与他信派系的政治矛盾恐将再次激化。泰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波及中泰战略合作的有序落实，长期来看，中泰关系保持既有水平相对容易，但推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发展则面临着挑战。

　　2016年10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陛下逝世，享年88岁。作为泰国王室-保皇派的领导核心，普密蓬国王逝世形成的权力真空，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泰国既有的政治结构，并有可能使2014年以来有所缓和的“挺他信”（红衫军）与“反他信”（黄衫军）政治矛盾再次激化，从而影响泰国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以及中泰战略合作的有序落实。

　　普密蓬国王留下的权力真空

　　作为泰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普密蓬国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在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稳定器”作用。从1973年“10·14”民主运动中迫使军人总理他侬·吉滴卡宗辞职并流亡海外，到1981年和1984年先后两次协助时任总理炳·廷素拉暖挫败军事政变，再到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规劝军人总理素金达·甲巴允主动辞职，都以最直观的方式体现了普密蓬国王在化解泰国政治危机中的决定性影响力。

　　客观地讲，泰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能够相对平稳地跨越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的多个重要关口，从而相对顺利地从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普密蓬国王的引导和协调作用。[1]

　　2006年以来，泰国再次面临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难题，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冲突与严重的社会分裂。2014年，随着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平息乱局，巴育政府开始在普密蓬国王支持下探索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道路与政治协商机制。2016年8月，泰国新宪法草案通过公投，标志着巴育政府对新形态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普密蓬国王还未及签署新宪法就与世长辞，使得巴育政府主导的国家改革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背书。

　　尽管巴育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哇集拉隆功王储将继任王位，成为泰国曼谷王朝的拉玛十世国王，但问题在于，即使王储顺利继位，也很难接替普密蓬国王成为新的“稳定器”，无法为巴育政府提供所需的合法性背书。因为，普密蓬国王的政治权威除少部分源于立宪君主体制赋予的法定职权之外，其他大部分都具有很强的个人属性，难以通过继承方式复制。具体地讲，泰国国王的权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源于婆罗门教传统的神王权威。对于泰国传统社会而言，国王是具有非凡神性的特殊存在，其行为具有先验的正当性。不过，从19世纪中后期的朱拉隆功改革开始，神王观念就在现代化进程中日趋衰落，特别在1932年民党发动革命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后，神王观念的影响力更是几近湮灭。

　　20世纪50年代末军人独裁者沙立·他那叻政变上台后，神王观念得以复兴。沙立不仅恢复了朱拉隆功大帝（即普密蓬国王祖父）御令废止的跪拜礼，要求臣民在觐见王室成员时必须匍匐跪拜，而且恢复了1932年革命后废止的春耕节仪式、卡辛（国王布施僧袍）仪式、佛诞节仪式等传统仪式，通过庄严肃穆的繁复礼仪，潜移默化地在泰国社会重构了对国王非凡神性的心理暗示。与此同时，沙立政府还在《刑法典》中增设了“亵渎君主罪”，为国王的神圣地位提供了法律保证。

　　不过，神王权威并不等同于血统权威。事实上，任何拥有神王权威的非凡存在都需要有可辨识的客观佐证。恰如普密蓬国王在泰国民众心中的非凡地位，不仅因其血统神圣，更是在于其全能型的外在表征。普密蓬国王仪表非凡，精通多国外语，拥有传统文学、绘画、音乐、体育等诸多特长，而且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有颇多建树。相较于近乎完人的普密蓬国王，哇集拉隆功王储无论是品行，还是才干，都表现得差强人意，难以满足泰国社会对神王权威的主观期望。

　　二是源于佛教信仰的法王权威。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泰国并未在宪法中将佛教作为国教，但在近乎全民崇佛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在泰国拥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而国王在传统上被视为佛教护法。于是，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泰国国王的政治权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是否奉行佛陀教诲的“国君十德”密切相关。

　　作为泰国最尊贵的人上人，普密蓬国王却将其大半生都献给了最底层的贫苦大众。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成为他最重视的领域。他不仅将每年5月8日定为“农民节”，号召全国民众重视农业，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农业技术改造，在吉拉达王宫开垦试验田，修建奶牛场、养鱼塘，开办碾米厂、糠饼加工厂和奶制品厂，并向农民开放，提供技术服务。普密蓬国王每年都有近半年时间深入边远贫困地区巡视，并从王室财产中出资兴办“皇家工程”，为贫困地区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并将王室的御产田地赏赐给贫民耕种。普密蓬国王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付出，为其赢得了泰国的民心民意，并被亲切誉为“农业国王”。

　　由于法王权威具有明显的个人功德特征，因此在普密蓬国王逝世后，除了长期跟随父王在农村访贫问苦的诗琳通公主能获得部分法王权威之外，大部分民心民意将转化为对普密蓬国王来世福报的美好祝愿，并不会为拉玛十世所继承。

　　三是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庇护制权威。泰国社会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式转变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保留了很多传统的行为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庇护制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其核心是庇护者与追随者之间不对称的互利合作关系，即前者对后者的仁慈与关爱，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效忠与顺从。

　　从20世纪60年代在沙立扶持下步入政坛开始，普密蓬国王就通过枢密院积极经营庇护制网络，并在数十年间礼贤下士，网罗了军政官产学各界的大批中高层精英，从而在宪政体制外构建了拥有庞大影响力的王室-保皇派阵营。事实上，除非在政治危机的紧要关头，否则无须普密蓬国王出面，仅是枢密院主席炳拨动庇护制网络，就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治国效果。

　　尽管相较于无迹可寻的神王权威与法王权威，通过枢密院构建的庇护制网络并不会悄然消逝，但庇护制关系的建立要通过双向选择，并不是继承王位就能成为新的庇护者。因此，除非拉玛十世以其人格魅力和政治手腕折服其父王的追随者，否则很可能引起王室-保皇派阵营的分化甚至瓦解。从目前来看，哇集拉隆功王储政治能力与其父王相去甚远，很难接替普密蓬国王在王室-保皇派中的核心地位。

　　军人集团的角色转变

　　2016年10月15日，巴育政府宣布哇集拉隆功王储继位将延期举行，王位悬置期间，将由枢密院主席炳出任摄政王，代行国王职权。作为普密蓬国王最得力的股肱之臣，炳备受王室信任和保皇派尊崇，不仅长期执掌枢密院大权，而且与军政官产学各界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由炳主持大局，有助于保持王室-保皇派稳定，从而避免出现新王继位却无力填补先王权力真空的不利局面。

　　但问题在于，现年96岁高龄的炳一方面难以长期坚守摄政王岗位，另一方面也无力改变普密蓬国王逝世后的神王与法王权威流逝。于是，如何在普密蓬国王治丧期间，尽可能多地填补权力真空，以免相应权力为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他信派系所掌握，也就成为军人集团所面临的首要议题。

　　事实上，从2014年政变开始，军人集团就在努力转变角色，试图从政治棋局的棋手变为裁判，从而与拉玛十世相辅相成地共同接替普密蓬国王成为新的“稳定器”。为此，巴育政府在其主持起草的新宪法中，进行了有利于军人集团的制度安排，旨在以立宪授权方式取代传统的国王授权方式，为军人干政提供正当性。其中，最明显的是两项制度安排。

　　一是恢复参议员任命制度。1997年宪法废止参议员任命制度，规定全部参议员都经由民选产生，曾被视为泰国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但在他信派系上台后，民选参议员制度的有效性却引起广泛质疑，特别是参议员在选举中屈从于他信派系“银弹”攻势的可能性，更是引起“反他信”阵营的强烈不满。2007年宪法部分恢复了参议员任命制度，规定150名参议员半数通过民选产生，半数经由任命产生，旨在对民选政府特别是他信派系形成有效制约，但结果差强人意。2013年，他信派系依托众议院优势，强行提起并通过宪法修正案，要求废止参议员任命制度。于是，军人集团在新宪法中将参议员人数增加到250席，使其占国会议席总数的比重提高到三分之一，并规定在“还政于民”后的五年过渡期内，所有参议员均由任命产生。这就使得经由民选产生的众议员将不可能在未获得军人集团认可的情况下推动宪法修正案，从而切实保证了军人集团的政治地位。

　　二是非民选总理资格。1992年民主运动最重要的制度成果就是增设“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议员”的宪法规定，并被认为是划分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重要标识。2007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军人集团曾提出恢复“非民选总理”资格的建议，但遭到各方共同抵制。2016年新宪法明确恢复“非民选总理”资格，规定在面临政治僵局情况下，可以推选民选众议员以外人士出任政府总理，但须经参议院与众议院联席会议投票表决，并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

　　尽管军人集团在后普密蓬时期的权力博弈中占据先手，不仅通过新宪法获得了制度优势，而且依托为普密蓬国王治丧的大义名分，掌握了择机主动权，有可能将“还政于民”的期限顺延一年，以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巩固权力。然而，要实现角色转变，军人集团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其中包括：一方面，如何赢得政治棋局其他棋手特别是他信派系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如何有效克制军人集团内部对兼任裁判与棋手的权力冲动。

　　他信派系的政治回归

　　2006年以来的泰国政治乱局，根本原因在于新旧权力集团在国家发展模式选择上存在明显分歧。20世纪90年代初，泰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但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问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国家发展模式的争论成为泰国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泰国前总理他信作为新资本集团政治代表，提出了进取性的“他信经济”道路[2]，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其改革成本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军人集团、技术官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既得利益集团承担，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

　　相比之下，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普密蓬国王所倡导的“充足经济”道路，要求遵循保守性的改良道路，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知足常乐”宣传引导弥合社会裂痕，规避全球化和市场化风险，自力更生而不是依托外力稳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3]2006年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将“充足经济”的指导原则写入新宪法。但2007年上台的沙玛政府以及2011年上台的英拉政府，都是他信派系主导的联合政府，奉行的依然是“他信经济”道路。

　　国家发展模式选择事关各派权力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很难达成让步与妥协。于是，他信派系为掌握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的政治主导权，以“草根政策”为手段对中下层农民进行了政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促成新资本集团“资金”与农民群体“选票”的有机结合。从2001年开始，他信派系在先后四次众议院选举中不仅连选连胜，而且始终保持压倒性优势，成为民选体制下的主导力量。

　　2014年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对他信派系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政治打压，不仅禁止英拉等他信派系主要成员从政，而且在新宪法中对众议员选举进行了新的制度设计，旨在抑制他信派系的选票优势。但是，普密蓬国王逝世，很可能会使“反他信”阵营在技术层面获得的政治优势付之东流。因为，依托“红衫军”的动员机制，以及“草根政策”的政治信用，他信派系很可能填补“农业国王”留下的法王权威真空，从而进一步强化新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盟，并在军方“还政于民”后的众议院选举中再次上演“王者归来”的政治戏码。

　　中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中泰关系而言，普密蓬国王逝世将会产生相当深远的政治影响。从短期来看，中泰关系发展将会有所放缓，特别是战略决策的合作项目很可能会受到影响。围绕普密蓬国王留下的权力真空，泰国各派力量将会展开或明或暗的政治权力博弈，以争取在后普密蓬时期占据更有利的优势地位。因此，短期内泰国的政治关切点将聚焦国内，对于外部事务的兴趣度将会下降，即使有所关切也分身乏术。

　　从中期来看，中泰关系发展将会有补偿式增长。对华友好是泰国基于传统的大国平衡战略形成的重要国策，得到政坛各派力量普遍认可与支持。随着后普密蓬时期泰国政坛权力分配的初步形成，无论是否还存在权力争议与分歧，赢得执政权的派系力量都会将视线转向国家改革与发展，以争取民心民意，夯实政治根基。由于泰国近年来面临存量改革难题，要在不引起既得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推动改革与发展，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来自中国的发展资源与产业动力，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区投资。

　　从长期来看，中泰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美日战略博弈。作为泰国保守阵营的掌门人，普密蓬国王拥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危机意识，对外部大国可能的影响力渗透，始终保持着警惕与防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亲美派与亲日派在泰国的政治渗透。得益于美泰军事同盟关系，亲美派在泰国军政两界拥有深厚影响力；而日本经过三十多年深耕细作，亲日派在泰国官产学各界拥有广泛话语权。与此相比，中泰关系虽然充满活力，但在文化、社会、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还很难与美日相提并论。

　　尽管泰国传统的大国平衡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使得中泰关系的基本面不会翻转，但是，随着亲美派与亲日派的影响力提升，中泰关系在战略层面的进一步提升势必受到牵制和阻碍。这就意味着，长期来看，中泰关系保持既有水平相对容易，但推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当困难，势必面临与美日的战略博弈，不仅考验中国国际布局的战略眼光，更考验中国对外工作的战术水平，否则就有可能因为战术问题而在战略层面失去“一带一路”建设的泰国支点。（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1]周方冶：《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第18-20页。

　　[2]李峰：《他信经济学及其对后他信时代泰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载《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40页。

　　[3]周方冶：《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载《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第37-39页。

　　■周方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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