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小夏的姑娘

　　那一年春天，我租下朝阳公园东面的一套单间小公寓，用墨绿色的法兰绒做成窗帘。窗帘很厚实，密不透光。可是房间朝东，似乎能感觉到太阳升起的热度，清晨总是会醒过来。惶惶地坐起身，一时不知自己是在哪里。暖气刚停，寒冷的空气长满棱角，如同幼细的兽齿啃噬着我。屋子里黑漆漆的，那块幽绿的法兰绒悬垂在眼前，如同即将拉开的人生大幕。它的四周镶着一道渺远的金边，好像昭示着什么神秘的希望。

　　那是2005年，我还在新加坡读大学。学业并没有结束，可我已经与那座城市交恶，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不断旷课逃回国内。不过回国以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因为不想回爸妈家，就一个人呆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写小说。到哪里不都是一张书桌吗？我的朋友问，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我非要回国。事实上，旅馆的桌子还要更小一些，几乎是局促的，可是这座城市能令我感觉到自由。

　　晚上走很远的路去买一盒牛奶，几个水果，好像非得往那只镶嵌在电视柜里的小冰箱里塞点什么东西，才能让那间太过标准的标准间有一丝家的气味。

　　为了不再像一个过客，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去处，我租下了这套公寓，买来沙发和落地灯，将纸箱里的书一本本放在书架里。当咖啡机隆隆地响起，洗衣机滚筒飞速旋转，送水的人按响了门铃，它看起来真的有一点像个家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社区很新，后面有一些楼还没有造好。周围一片荒凉，不远处就是堆满沙石的工地。出租车很少到那里去，大门外泊着一排黑车，后视镜上挂着鬼森森的红灯。司机伏在方向盘上打瞌睡，等待着夜晚的来临。天黑以后，人们才陆续出门。

　　在那座社区，“正常”好像是一种罪过。住在里面的人昼伏夜出，以健康生活为耻。他们都很年轻，当中有尚未走红的小演员，还有歌手和模特。

　　有时候晚上下楼散步，就能看到她们，那些穿着纤细的高跟鞋在街头踯躅前行的女孩们，浓冶的妆，一身亮闪闪的衣服，欲望像夜风一样撩拨着裙裾。那一截露在寒冷空气里的小腿，微微地战栗着，却又如此坚定，好像真的知道它们该往哪里去似的。

　　那和下午遇到的她们完全不一样。中午过后下楼，就能看到女孩们穿着肥大的连帽衫，随意挽起蓬乱的发髻，睡眼惺忪地瑟缩着肩膀，站在春寒料峭的风里遛狗。素一张乏暗的脸，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她们的样子都很像，有时候要靠手里牵着的小狗来区分。泰迪和比熊，小心翼翼地走过彼此，保持着令它们的主人感到满意的距离。大风扬起来，灰鸷的天空里布满沙尘，新栽的树迟迟没有绿。我裹紧外套，穿过楼群中央的石子路，去唯一一间小卖店买烟。

　　第一次见到小夏，就是那样一个下午。我买完烟回来，上了电梯，就看到一个女孩站在对面的门口，弯着腰，长发遮脸，正稀里哗啦地翻着一只硕大的拎包，寻找开门的钥匙。对面的房子一直空着，她大约是新搬进来的。她手里牵着一只咖啡色的泰迪犬，看到我朗朗地叫了几声。脖子上的项圈太大，它不费力地甩了几下就挣脱掉，朝我这边奔过来。

　　薄荷，薄荷，女孩唤了几声，气急败坏地冲过来，拎起围着我的腿乱转的小狗。我们看着彼此，点了一下头。这样，我和我的新邻居就算认识了。

　　她是那种让人难忘的漂亮女孩，有一双空净的大眼。

　　隔天傍晚出来倒垃圾，又看到她在门口找钥匙。这次包里的东西全部被倒出来，摊在地上。唇膏、睫毛膏、粉盒、梳子、药盒、隐形眼镜盒、黑色丝袜，缠成一团的长珠串首饰和一个记事本。她蹲在一旁，有气无力地拨拉着那堆东西，好像已经忘了要找什么。

　　这次小狗在房子里面，隔着门呜呜呜地哀哼。

　　她抬起眼睛看看我。一副别管我，就让我一个人呆着的表情。我拎着垃圾袋走进电梯。

　　她总是很晚才回家。凌晨一两点，高跟鞋叮叮踩过门外的廊道。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关门的声响。在当中那段间隔的时间里，我猜想她大概又在找钥匙。好几次在睡梦中，我总是听到哗啦哗啦拨弄钥匙的声音。也许是幻听。

　　她叫小夏，湖南人，喜欢白辣椒和腊肉，刚来北京一年。她有很多衣服，两只衣柜塞得满满当当。但在家里却常常什么都不穿，光着身子在没有拉上窗帘的屋子里走来走去。除了睡觉的时候，她从来不拉窗帘，可以透过大片落地窗随时看到外面，虽然外面什么也没有，除了灰蒙蒙的大片工地。她通常睡到中午才醒，翻看桌上的一摞送菜单，给外卖打电话。晚上匆匆化好妆，才出门去。

　　她在夜店上班，做女侍应。她在努力赚钱，梦想是自己开一家小咖啡馆。她还在学英语，教材摊开放在床头柜上，永远是开头的那几页。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钟点工王姐。她一三五的下午呆在我家，二四六的下午会去她那里。她最初对我讲起这位美丽的邻居，是因为觉得她很怪。有一天下午她正在小夏家干着活，小夏忽然对她说，别干了，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吧。工钱我照旧给你。王姐从沙发上坐下来。自始至终，她几乎什么也没有说，都是小夏一个人在说。小夏讲了一些自己的事。有个男人在追求她，说是要养她，给她钱开咖啡馆。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答应。她说有时会忽然一阵心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末了叹气说，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来北京。

　　从那之后，王姐工作的时候，常常被小夏打断，请她坐下来陪她聊天。确切地说，是听她倾诉。王姐不喜欢把听来的一肚子话关在心里，觉得那是负担，就常常要对我讲出来。我虽然好奇，却觉得这样不好。但后来发现，她应该也会对小夏讲起我。或许没有那么详尽，但大抵的情况总是会说。因为再在楼下遇到小夏的时候，她对我微笑了一下，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

　　作为公平的交换，我也开始向王姐讲起一些我自己的事。比如我千方百计地逃避学业，躲在这里写作。我猜这些小夏很快也会知道。后来我们再在社区里遇到，就会点头微笑，好像已经很熟悉。

　　多奇怪的交情，靠一个钟点工连接着。在那些王姐来我家的日子，我总是会问，这两天小夏还好吗？如同是在问一位老朋友。我想她是我到北京认识的第一位朋友。

　　后来小夏辞去了工作，长日呆在家里。一个男人时常来看她。但是咖啡馆却成了没影的事。那个男人离开她之后，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常常在晚上来找她。她变得很少出门，除了带小狗去医院。那只小狗总是在生病。她变胖了一些，已经不再学英语了。

　　因为婆婆死了，女儿无人照看，王姐决定回四川老家。她离开的时候我很难过。对着她挥手，告别的却好像是小夏。我和她那层虚弱的交情，大概从此就要断了。

　　从那之后，我和小夏好像忽然不在一个频道上了，廊道、楼下、大门外、小卖店，在从前所有遇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有遇到过彼此。她究竟是几时搬走的，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在走廊里，看到有人搬着一张沙发向那扇门里走，才知道有新人搬进来。我一阵失落，重重地关上了门。我恋旧，对新人没有兴趣。

　　我果然再也没有见过小夏。

　　当然没过多久，我就有了很多新朋友。有很多是实实在在的友谊。晚上我们常常去巷子里的酒吧喝酒。那时候，后海还没有彻底没落，烟袋斜街的几家酒吧尚有一点灵魂。南锣鼓巷的巷子还很窄，没有如织的游客。我们出了酒吧，走到寂黑的大街上。整座城市好像还很空旷，正等着那些新来的人用发烫的欲望将它填满。

　　看到过一些回忆北京从前时光的文章，80年代的北京，90年代的北京，2000年的北京，无论是谁，都觉得自己追忆的那段是北京最好的时光。这大抵因为有自己的青春在里面。最好的时光有很多，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在里面。所以对我而言，2005年可能也是北京最好的时光。城市陷于疯狂建设之中，到处是施工的工地，每天都有很多高楼建造起来。奥运倒计时牌被竖立在广场上，上面的数字闪闪发亮。人们在一片晕眩的阳光里奔忙。一切都好像在冲刺。仿佛2008年以后，这里将会是一片难以想象的新天新地。

　　2006年末，我终于结束了在新加坡的学业，彻底回到北京。次年春天，我搬了家，住进另外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和之前住过的那个出奇地相似，住的也都是昼伏夜出的年轻人。

　　有一天看到对面的门口站着一个女孩，正将手伸进包里掏索着钥匙，弯着腰，长发遮脸。我的心一紧，险些失声唤出来。

　　她甩了甩头发，露出红彤彤的小脸，额头很光亮。

　　不是小夏。

　　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小夏。

　　这城市里有许许多多个小夏，她们满怀希望地来到北京，如同被吞入鲨鱼之腹，在一片漆黑中寻找着微茫的机会。她们努力地追赶着什么，却以更快的速度向下陷落。

　　（丁丁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茧》）

　　◎张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