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中西,视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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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7-01-06 14:37

  中国古代文论历史久远、含蕴深刻,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学宝藏。随着时代发展,国内文艺理论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观点和批评实践,而更加侧重从“当下视域”对古代文论进行再阐释,以期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视域融合”。李凤亮先生所编著《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关照的海外视野》一书,立意于海外视野,尤其是海外及台港华人学者的文化立场、思维方式和阐释角度,为读者集中呈现和解读一批以新方法和新视角诠释中国古典文论的海外名家名作。海外华人学者,由于其文化身份的特殊性,通常具有“自我”与“他者”,“看”与“被看”兼而有之的色彩,他们能将中国古典诗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放到中西比较的大视野之下,以西方最新的理论为参照进行解释与阐发,因此,从海外视野着眼,将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另辟蹊径。早在2012年,该书就曾在大陆以《移动的诗学》为名出版发行,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如今,这本著作于台湾再版,作者以近乎严苛的态度,对原书格式、文辞和部分错漏进行了修改,可以说,每一部优秀的著作,都是这样“千锤百炼”的结果,相信台湾版的发行,将在学界再掀学术狂澜。

  《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关照的海外视野》一书共五个专章,层次分明、类别明晰,集中介绍了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典型阐释路径及理论构型所做的重新解读与阐发,以推动建立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全球视野与整体观念为旨归。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都呈现出紧密的不可割裂的关系,甚至可以将现代中国与传统的关系理解为阐释学的关系,要实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必须使传统与现代保持一种有意义的联系。

  第一章从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着眼,选取刘若愚、叶维廉作为代表人物。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致力于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兼采中西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对艾布拉姆斯的框架做了创造性的调整,以“求同”为目的来实现体系的重建。虽然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在后来颇富争议,但它真实地展现了海外华人学者致力于新观念、新方法所做出的努力。与刘若愚不同之处在于,叶维廉力图构建以“见异”为旨归的“文化模子”原型,他对道家美学进行再阐释,认为中国诗学侧重“以物观物”的美感经验,而西方诗学侧重“以我观物”的美学感应,通过“观物方式”的不同,对道家美学与现象学的沟通做出了独到的阐发。无论是刘若愚所关注的比较之“同”,还是叶维廉所致力的比较之“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第二章主要介绍港台及海外新儒学语境中的学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关于中国艺术精神,主要有三位学者先后对这一重要命题进行过探讨。唐君毅是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提出“游、生、化”这三个核心范畴,并将其作为厘清中国艺术精神的切入点。然而,由于唐君毅的儒家本位立场,使得他对待儒、道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偏执,更令其哲学体系充满矛盾,当然,也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将“中国艺术精神”引向了更为深层次的讨论中。徐复观是第一个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系统建构的人,他将治思想史的方法与“追体验”的方法相结合,从对儒、道艺术精神的分别阐述中,提炼出诗歌关键词: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即是由人格修养的工夫所呈现出的本心。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从孟子的修身观念中解读出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特征与生态美学精神,从而标举出新儒学美学的全新生态转向,也意味着港台及海外新儒学语境中“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终结。整合儒、道以凸显完整的中国文化,会通中西以构建融合古今的新的中国文化,这是后来学者致力的目标。

  第三章着力探讨“中国抒情传统”的海外建构。中国文学传统中,“抒情”传统由来已久,然而“抒情”一词在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前并没有得到太多阐发,因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海外华人学者开启了“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参与其中的学者众多,陈世骧提出了以标榜文化独特性为宗旨的“中国抒情传统论断”,高友工从哲学思辨的“本体论”高度建立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的研究体系和价值观念,极大地提升了将“抒情美学”运用于批评实践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还率先引入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语言学批评方法,赋予“形式与意义”这一古老命题以现代生命力。此外,蔡英俊、吕正惠等亦对中国抒情传统作了进一步探讨,“抒情”俨然已成为超越具体形式和情感类型的文化符号。

  第四章对中国文学传统在海外的发扬进行了介绍。海外华人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海外传播和研究,尤以叶嘉莹最具代表性。叶嘉莹的古典诗词教学和研究成绩突出,她以坚毅的精神致力于诗词的传播和研究,重视发掘诗词的感发生命,注重薪火相传,让古典诗词走向世界。其“兴发感动”说,体系完整、中西合璧,重视诗论中读者的“在场”,创立了诗歌新的批评标准,不仅如此,她还致力于词学理论的建构。叶嘉莹将中国古典诗词介绍给了世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丰富多彩。

  第五章题为“传统文论话语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国传统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换,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实践,即将古典文化应用于现代批评,从而彰显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以夏志清、王德威、黄维樑、张错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批评家,置身于西方批评理论的现场,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达方式和理论话语运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将中西批评方法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虽然,这些海外华人批评家在阐释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区,但它们正好可以作为我们借鉴和反思的起点。

  在分专章对海外华人学者进行介绍之后,作者以“传统话语、现代意识、比较视野”三个关键词收束全书。从某种角度看来,海外华人学者具有一定的“边缘身份”,同时又与其文化母体具有紧密的关联,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境遇,使得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意识和独到的观察视野。在研究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侧重文化及文学意义上的中西比较,为其文论研究增加了一层比较文学的意味,他们力图对传统进行重建,从而推进文明的对话和文化的反省,这些努力,最终都指向了对文化“现代性”的探求。海外华人学者的实践表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需在阐发全球性价值和参与全球性对话中开辟新的途径。

  海外视野与国学基础,这是海外华人学者所具有的最为典型的两个特征,正是中西不同视域的交流与融通,产生了思想的启迪与智性的火花。《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关照的海外视野》一书在台湾的出版,与其说是一场因缘际会,不如说是时代使然、历史使然。书中论及的华人学者与台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在台湾求学或居住,台湾的文化氛围与学术气质对这批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更加熟悉这批学者及其思想成就的台湾读者而言,本书或许能提供一份别样的思想清单。大陆与台湾虽在空间上受一道海峡阻隔,但两岸的人文交流从未停止,既有观点的交锋,又有视域的融合,只有摒弃单向的、片面的批评观点,才能够真正实现有效的、双向的阐发,在现代性的反思和文明的对话中深入挖掘中国古典美学的世界意义和价值,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亦使得构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成为一种可能。

  汪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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