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心阅读 体味美丽——《纸上民国》的启示

　　真正的阅读是眼睛与心灵同时抵达文字的阅读。一个合格的读者，应该有一双罗丹所说的“发现的眼睛”。这样一双眼睛，不但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还能毫不含糊地从作品的语言、情节和细节当中找出其间蕴含的全部意思。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什么叫“内在听觉”，什么叫“活力充沛的心灵”？它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它是一种情怀，是智慧，是艺术的自觉；是阅读者跟随作品进入情境之后，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体验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读者耐心地，一丝不苟地，用心去体会、去发现，需要读者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这样，作为读者的你，才能够像蜜蜂采蜜那样，采到于自己有用的东西。这便是会心的阅读。

　　郭娟女士的新著《纸上民国》，为喜欢阅读的尤其是那些对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有着特殊兴趣的读者，打开了一个新视界，筑起了一条通往会心阅读、获取真知的美丽的路径。

　　作者身为《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多年浸淫于新文学史料和作家作品当中，组稿、选稿、编稿，是她日常的工作。新文学史上的人与事，在她心里都十分稔熟。她好学深思，勤于钻研，每有会心，便会把笔为文。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研究与思考遂有真知卓识。写起文章来，往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由这个作家联想到另一个作家，由这件事牵扯出另一件事，触类旁通，而举重若轻；年深日久，集腋成裘，便有了这本《纸上民国》的问世。

　　《诗人牛汉》，是记述《新文学史料》老主编牛汉先生的一篇。作者多年在牛汉身边工作。近闻謦咳，面获亲炙。她曾亲眼目睹这位经过“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汉子，怎样“在人群中忽然焕发出诗意的光彩，照亮庸常的生活”。她说，了解了诗人的经历就懂得了牛汉诗中的血泪。面对命途坎坷的前辈，她在文章中深情感喟：“什么人，抗得住二十五年的折磨与销蚀！”

　　与一般人提到牛汉的创作，多从“诗人牛汉”的思维定式出发，只论及他的诗不同，郭娟对牛汉有更深层的了解，对牛汉的创作有更完整的认识。她说：“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牛汉的散文。”她说，牛汉那元气充沛、浑然天成的散文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世界”，是从简净的文字里诞生的“一个诗意的美学世界”。她认为，作为散文家，牛汉是“应该可以进入由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冰心、沈从文等组成的文体家、美文家之列”的。

　　对于读者熟悉的萧红，在《对于萧红的忆念》一文中，作者也有自己的解读与发现：“书架上，一大排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集，千辛万苦，萧红站在其中不容易。从文学品质看，她比冰心有力度，比丁玲纯粹，让张爱玲以冷冷地理性傲人吧，萧红有温暖的悲悯。”如果不是对萧红其人其文的熟稔，如果缺少了那么一点人间情怀，如果没有心的光明，是断然写不出这样深情的带有生命温度的文字来的。

　　《好的故事》写了几位作家的故事。文章由鲁迅写起，款款道来，以轻松的笔墨揭示出鲁迅一生并不轻松的真实：“与中国一切乌七八糟的人与事搏斗”，收获的只是“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而“含着金匙降生人世”的徐志摩，前半生锦衣玉食，“行云流水地留学、当教授、做诗人”，后半生却“生活逼仄——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前后的生活与命运，判若云泥。写郁达夫的出场，绘声绘色，如在目前：这位“喜欢闹中独静，呆看星空”，追求“物我两忘”境界的作家，在生命的最后“与爱妻长别离，远离祖国……隐姓埋名，与日寇周旋”，在困苦绝境中“他却吞声隐忍，不复像早年‘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既然写了郁达夫，又怎能忘记同是创造社中人的郭沫若呢？作者写道：当丁玲向郭提起当时的作家的时候，“郭沫若即仰天大笑，笑得丁玲莫名其妙”。“天马行空，无可羁绊”、“干什么都风生水起”的青年才俊郭沫若，“是有资格目无余子”的，“五四的青春创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生动”。但是，作者笔锋一转，接着写道，他的晚年“在‘天庭’中活得多么规矩，连爱子不明不白的死亡也默然承受，更不要提那些应景的诗作多么糟糕”。

　　《作家们，母亲们》，是写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和他们的母亲的。其中，写了胡适的成才，与他有一位“既是慈母又是严父”的母亲之密不可分的关系；写了“没有经历过青春的飞扬”的鲁迅，对于他的母亲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他们“对母亲最大的服从是违背自己的心愿，接受了旧式婚姻”。尽管他们都曾写文章猛烈抨击旧道德，非“礼”，非“孝”。然而，同为母亲，在年幼的张爱玲眼里，那却是一个“辽远而神秘的”存在。因为，当她刚满四岁的时候，其母便抛下这个孩子，出洋去了。行笔至此，作者仿佛见到了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张爱玲，她设身处地的写道：“那时想起漫游世界的母亲，该是多么遥不可及的绝望。”

　　在一篇短文中，能让几位各不相关的作家和他们的母亲联袂出场，文笔是那么跌宕有致，读来又是那么饶有兴味，且能从一桩桩好看的故事中拎出其间的要义，使我们由此感悟到成长环境与作家性情的关系，乃至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等等，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然而，此文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还有作者独特的发现与创见。文章从张爱玲关于母亲的纠结，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得到艺术的表现，进而高屋建瓴地指出：相对于善良无私的母亲形象，《小团圆》中张爱玲母亲的“另类”，就具有了一种开拓性的意义。

　　与《作家们，母亲们》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乘火车去旅行》。文章从老托尔斯泰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乘坐的火车写到我国的中东铁路；从萧红《一条铁路的完成》，写到张大帅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附近的火车上。接着，又写了李鸿章命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交通大学等等。既写出了民国时期铁路建设的成绩，也写到了铁路在内地如何成为“一场革命的导火索”，并最终在推翻满清、取得革命之胜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者以一支信马由缰般的妙笔，不仅写出了影响巨大的“保路运动”在《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等几部作品中的反映，而且告诉我们，郁达夫那脍炙人口的《钓台的春昼》等几篇散文游记的写作，就是当年杭江铁路（从钱塘江经萧山到江西玉山）通车之际，应铁路局邀请，先乘为快，写来为之作广告的。接下来，又写到了张恨水的小说《平沪通车》，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中主要人物站在车头上的形象；写到了表现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电影《风暴》中火车的鸣叫，“样板戏”《红灯记》中的铁路工人和信号灯，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森林小火车，和以火车为背景的电影《铁道卫士》、《戴手铐的旅客》等等。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从外国的火车写到中国的火车，从前清写到现代，纵横捭阖，有条不紊，洋洋洒洒，如数家珍。当作者写到哈尔滨街景的时候，那活泼多彩的文字，会让你误以为进入了新感觉派小说的场景。毕竟是作者熟悉的家乡景致，在依然生动精彩的叙说中，不自觉地便多了一些感情的色彩。

　　由于对作家作品、人物事件和文坛旧事的熟悉，作者总能将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身上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聚合于一处，令其各展风姿、各具特色地呈现出来的。几十篇文章，譬如几十样菜品，合起来就是一桌子丰盛的筵席。

　　一向被作家们敬若神明的韦老太，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失语，说不了话，没有一点‘神奇’气象，只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有像吃惊的鸟那样的眼光，灵活地转动着。……犹如收获后的田野，静等冬天降临——韦君宜已接近她生命的终点了。”这是作者在《神奇韦老太》一篇中对病中的人文社前社长韦君宜的描述。还有《日记不秘》一篇中对郁达夫的描述：“对比鲁迅在日记里的不动声色，郁达夫日记则是另一类的极端代表。”郁达夫从遇见王映霞，就开始“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一日不见，上蹿下跳。情绪波动，呼天抢地”，“在日记里就闹腾不止”。此外，本篇还写了自小被寡娘拧肉教训，要做人上人的胡适，却是经常在日记里，“吾日三省吾身”，“记日记也预备着有一天给后世瞻仰”。还写了朱自清，而看朱的日记就会觉得“这个圣人太‘食色性也’”。接着，作者写道：“其实，圣人也有凡人的一面。”

　　《三哥巴金与二叔张中行》一篇中，对张中行的描写也十分精彩：

　　也许先生“负暄”琐话、一话再话暴得大名之时已是暮年，早已过了少年听歌、中年看剑那种阶段了。不过因为“余永泽”附体，让人即使是遥想中行先生的青年时代，也还是望见一个老成少年——他温和有礼，言语不多，一双小眼总带着三分“疑”，打量着这个世界，谨慎度日。

　　此文最后的几句，是从对巴金、张中行一生命运的观照中升华出的感悟：“热情冲动时看不见人生的底色与真相，看透一切时又早失去了生命的热情。”这是人生“最惯常的悲剧”。只不过，我们身在其中，难以自知而已。作者不仅由巴金、张中行的人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又能以此反观巴、张二人：“热情的理想主义的巴金在遭遇冰冷酷寒之后回到朴素的‘讲真话’。张中行拘谨了大半辈子之后晚年逸兴遄飞，他们这一生都贯彻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对于巴、张这两位完全不同的作家，作者若非熟知，岂敢比较，又岂能在这区区不足千字的一篇短文中，如此传神地勾画出两位大家的速写来。

　　《纸上民国》写得这么厚重而精彩，不是没有缘由的。作者本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才女，加之多年做现代文学编辑工作，主编《新文学史料》杂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送往迎来，耳濡目染，都是学问。对于新文学作家作品、人物事件，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但凡把笔为文，总能随心所欲，左右逢源。

　　读书人中不缺少学问家，能够妙笔生花的作家也有很多。但是，二者兼擅的作者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然而，《纸上民国》的作者，除了学问好、文笔也好之外，更其重要的是，她还“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李健吾语）。这是一个批评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批评者，批评之所以能够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批评者，要完成《纸上民国》这样一本书，她就得像探险者那样，除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之外，也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她要能够以自己的“一个富丽的人性”，钻进作者的另一个人性。这是作者能够写出《纸上民国》的一个根本原因。

　　（郭娟：《纸上民国》，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岳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