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何时落实到位？

　　尝试垃圾分类还不到两年，退休教师张丽曼已经可以做到自家生鲜垃圾不出门，她用垃圾做成的环保酵素擦洗地板、浇花甚至洗头。家里的废旧电池、废旧灯管、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她也会收集起来投放到社区家庭危险废弃物回收处。

　　张丽曼居住的金榜园小区并非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居民分拣出来的有害物品只能在小区集中存放。过期药品的下一个去处在哪里？废旧电池如何送到工厂熔化分解？无处安顿且日渐壮大的废弃物堆场，成为小区最头痛的事。

　　作为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城市，2015年北京制造了790.3万吨生活垃圾，其中近四成焚烧处理，约三成生化处理及填埋，只有少量采用其他处理方式。

　　推行垃圾分类多年，北京与许多城市一样，基层实践不断涌现，市民意识大大提高，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却一直没有建起来，城市垃圾分类始终“血脉不通”。

　　社区黏合剂

　　金榜园小区尝试垃圾分类有相当的偶然性。“物业成本在增加，但物业费不能涨，物业公司只能减人，造成服务质量下降，业主和物业的矛盾日益尖锐。”作为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的生态学者，张丽曼一直研究社区治理，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是近年很多老旧小区出现的共同问题。

　　建成于2001年的金榜园小区就曾经是个“问题社区”，业主与物业公司打了多年官司，业主拒缴物业费，物业公司无心管理小区，双方关系剑拔弩张。

　　为了缓解矛盾，也为了减少物业支出，金榜园小区开始倡导垃圾分类。首先做的是落叶堆肥。以往，小区落叶都是作为垃圾由环卫工人运走，仅清运落叶的费用每年就要两万元。

　　如今，物业公司将落叶收集到一片空地，加入菜叶果皮等厨余垃圾制成的环保酵素，层层堆积，最终发酵成肥料。这些肥料不仅可以用于小区绿化，还会分发给养花种菜的居民。

　　目前，金榜园小区已经可以做到可回收废物不出社区，小区垃圾量明显减少，物业也节省了大笔垃圾清运费。但是，对于居民分拣出来的废旧荧光灯、废旧电池、废旧小家电、过期药品、过期化妆品等危险废弃物，还只能存放在小区专设的家庭危险废弃物回收处。

　　张丽曼介绍，通过不断沟通，有些废旧危险物品他们已经可以送到专业的处理厂分解处理，但过期药品还是无处运送，只能暂存在小区。

　　尽管金榜园小区的垃圾分类只实现了小区内部循环利用，但已经带来了巨大改变：小区环境日益美化，居民与物业的矛盾大为缓解。

　　“我们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共同点。推行垃圾分类后，业主看到社区环境美化，双方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样紧张了，物业费缴纳比例从最低时的23%涨到了80%，下一步会倡导居民主动在家中做好垃圾分类。”张丽曼说。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赖伟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据他观察，开展垃圾分类就是让社区居民共同做一件事情，可以拉近日益冷漠的人际关系，垃圾分类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社区居民的黏合剂。

　　农村同步进行

　　2016年12月3日，北京已进入隆冬，而在昌平兴寿镇的桃林村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千人净村行”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人士和志愿者来到这座京北小村庄，为农村环境治理助力。

　　同时启动的还有桃林村垃圾分类不落地工程。当日，在桃林村村干部的带领下，参会者一同喊出“垃圾不落地、地球更美丽”的口号，随后，志愿者们开始亲手捡拾垃圾，为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及环保酵素制作方法，村里也计划拆除垃圾回收点。

　　事实上，桃林村的这一做法借鉴自相邻的辛庄村。在辛庄村，垃圾分类在7位倡导者的带领下早已开始，村庄环境大为改善。

　　相比城区，“垃圾围村”现象近年来尤为突出，且由于清运和末端处理设施严重不足，乱倒、乱埋、乱烧的垃圾对农村土壤、水源、大气造成严重危害。

　　针对很多地方“先城市、后农村”的垃圾分类思路，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认为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应同步进行，“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垃圾强制分类更为迫切，更需要通过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来缓解压力。”

　　“北京农村垃圾分类有好的样板可循，较早开展起来的优秀示范有门头沟区的王平镇，最近涌现的有昌平区兴寿镇的辛庄村、桃林村。相关部门应该尽早将这些农村垃圾分类的示范经验进行总结，在继续给予有力支持的基础上，推广到更多的地区。”

　　农村推行强制分类有不少有利条件，厨余垃圾更容易就地处理，喂养动物或堆肥还田，成本较低。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农村处调研员孔源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农村垃圾分类的优势很明显，比如农村可利用空间大，而且属于熟人社会，便于动员和监督。

　　何时是适时？

　　2016年9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外宣布，“十三五”期间，北京将研究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何时是“适时”、怎样推进，引起环保人士及公众的普遍关注。

　　渠成水到，赖伟杰用这4个字概括台湾推行垃圾强制分类的经验所在。在他看来，政府层面垃圾分类、自愿回收制度建立起来后，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已经很难称其为“强制”，其实是居民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

　　然而，对于北京等城市“箭在弦上”的垃圾分类工作，毛达则认为应体现强制原则：“强制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承担垃圾不分类的法律责任，而只要有法律责任存在，就必须清楚设定问责的界限和标准。垃圾分类的强制性应体现在清晰的管理目标、实施范围、规范对象和问责制度上。”

　　他认为，首先要设定垃圾减量目标。垃圾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量，从而提高资源化利用率和减少末端处理产生的二次污染。只有明确“十三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时间内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减量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指导强制分类的方向和进程。

　　“5年后，北京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总量应较2015年减少35%。当然，未来北京的总人口可能会继续增加，给目标实现带来压力，但垃圾减量还可通过按量收费、禁用或限用一次性物品、强制回收、倡导节约等手段实现。如果措施得当，可以抵消人口增长带来的垃圾增长量。”

　　其次是公布强制分类目录。在毛达看来，经济价值高、易于回收的废弃物不需强制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回收利用。“应纳入强制分类目录的是那些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分类回收的垃圾。”

　　此外，明确责任主体及其法律责任也至关重要。在毛达看来，垃圾强制分类管制的主体对象必须同时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单位和市民个人。

　　“垃圾强制分类从长远计，一定会减少整个垃圾管理系统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但短期内意味着整个城市垃圾运输和处理体系都要改革，其转换过程需要资金投入。”毛达说，推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是促进产品生态设计、预防垃圾产生以及清洁回收利用资源的重要制度，也能为分类回收利用体系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他建议，北京应在全国率先设立垃圾分类回收基金，凡纳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生产企业，若不能建立起自身产品的回收体系，都应该向基金缴纳委托处理费。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