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化时代生态农业危机与机遇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频繁爆发，大批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兴起，但这些新的农业从业者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如何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建立农产品的信任关系成为农民、农业企业家等必须直面的问题。数据化技术的应用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机遇。

　　2016年，农业部等八部门发布了《“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互联网是一个工具，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对生态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使业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形成新的业态，比如生态信任农业。”国家农村信息化指导组专家李道亮说。

　　期待生态农业的尝试能助推我国农业的转型，盆景将来变成风景。

　　生态农业遇信任危机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的粮食、蔬菜、水果，对很多消费者来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造成了食品农残药残的超标，也引发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呼吁生产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个行业。

　　近年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在不少地方开始尝试。标榜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生态农业模式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吗？谁愿意为这种模式买单？对于这些农业从业者来说，这是最难跨越的一道坎。

　　多重质疑

　　在普通食品屡次陷入食品安全危机时，有机食品、生态食品等也未能独善其身。问题有机食品常被检测机构、媒体曝光，而生态食品则被质疑是滥用概念，打擦边球。

　　2015年9月10日，天津市消协发布了2015年蔬菜比较试验报告，报告显示，有机认证蔬菜样品单项农残检出率高于常规蔬菜样品。13种有机认证蔬菜样品中有9种被检出百菌清单项农药残留，占比为69.23%。北菜园、翠京元、光合谷等知名有机蔬菜品牌上榜。

　　随后，媒体记者在北京昌平的一家宣称有机种植的南地绿都庄园大棚内发现多菌灵、哒螨灵、多氧清、翠贝等农药，甚至还有高毒农药敌敌畏。

　　这些乱象被曝光时，被称为“世界最严”的《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已实施了一年多。在此之前，有机食品的混乱状况更严重，假冒有机产品屡见不鲜。随着《办法》的实施，有机行业进行了一轮整顿，但问题产品依然没有杜绝。

　　据一位认证机构的工作人员透露，一般有机种植机构都做不到完全按照有机的方式去生产，在种植初期都会偷偷摸摸地用农药化肥，或施用一些生物农药，认证机构可以提供规避风险指导服务。

　　有机认证的公信力一次又一次遭到质疑。而有机认证费用也增加了有机农业的成本。

　　“太贵。”提到有机认证的时候，北京平人农场的赵中义这样说。平人农场位于北京昌平区新寿镇，有50亩地。赵中义称农场基本能做到不用农药化肥，但没有进行有机认证。

　　像平人农场这样放弃认证之路的中小型农场很多，不进行有机认证，但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成为很多生态农庄的标榜。

　　信任检测还是信任人？这成为一个问题。可是，当第三方的检测、认证都不可信的时候，人如何取得信任？

　　事实上，满天飞的“生态食品”被很多业界专家批判为“玩概念”，我国的食品等级只有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而生态食品既没有任何定义，也没有任何标准。

　　随处可见的“无农药、无化肥”广告已经打动不了消费者。对于大多数生态农场而言，推销自己的产品便会变得更为艰难，大多数农场是依靠熟人、“粉丝”或者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机构来打开销路。

　　凭什么信你？

　　“日本有机农业教父”、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藤田和芳曾在湖南长沙参加过一场消费者与农场经营者之间的交流活动，会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让他惊讶，“中国的消费者对农业的不信任程度比日本更严重。”他感叹。

　　数据显示，近60多年来，我国化肥用量激增百倍。我国化肥平均用量是世界公认警戒上限225公斤/公顷的1.8倍以上，更是欧美平均用量的4倍以上。而我国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事实上，很多农民已经不相信不用农药化肥还能种地。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耕地退化、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各种直接的或潜在的有害物质进入食物链，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果经常在市场上出现。由此带来的是严重信任危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公众的神经绷得特别紧。

　　在孩子开始添加辅食之后，高玲（化名）经常购买一些有机蔬菜，价格通常是普通蔬菜的10倍。但自去年看到天津消费者协会的报告后，她很生气，“那么贵还不能保证安全！”以后再有人向她推销有机食品，她只问一句：“我凭什么信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钟芳在近期举办的第一届生态信任农业发展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开始从很有名的电商平台去购买我平时需要的一些生鲜产品，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报告，说某著名电商平台上合作有机农场产品超标，我受了一次打击。再后来碰到更多专业人士，说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商平台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于新发地，从此以后我就断了在生鲜平台上购买食物的念想。”

　　信任的误区

　　钟芳曾在农场工作过，了解北京很多小型农场，但她坦言，真正能向朋友推荐的少之又少。她发现北京一些高端市场在向日本学习，在每一个小包装上打上农民的姓名，上面有哪一个基地，哪一个农民负责生产，他的肖像甚至会挂到大的展品上面。但钟芳认为，核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东西我不相信，我不会去买。”

　　她希望以设计的方式来提高在农业领域的信任度，帮助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和更高品质的生活。在研究过程中，她看到了很多农场在传播中的误区，影响了信任关系的形成。

　　比较常见的是自我中心式的传播，钟芳刚进入生态农业圈子时感觉非常明显。“我只要站在我这里就可以，你是来接受我的。这个自我中心式的传播有两类，一类是传播我的情怀，另外一类传播我的理念。”在2008年，食品安全问题爆发导致大量生态农业开始兴起的时候，这种传播非常重要，向消费者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什么是生态农业。但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生态农场还执着于这种传播。

　　还有一种是欺骗式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去掩盖一些事情，比如哪些地是我的，哪些地是农户的，这些东西往往是混淆的，只是告诉消费者这是我提供的产品，这是主动式的欺骗。

　　钟芳看来，只选择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行片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欺骗。比如农场肥料的来源，是来自于大型养殖场还是其他地方？农场的产量是多少，今年一共生产了多少东西，卖出多少东西？这些消费者都有权利知道。“我选择产品的时候，如果他在多个端口出去，看起来东西总是卖不完，我会打一个问号。假如你是亏本经营，告诉我你明年怎么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不下去你如何维持明年的生活。这些东西经常是片面式地传播给我。”

　　数据化助力农业转型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农业不转型，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的话掷地有声。

　　作为国家农村信息化指导组专家，李道亮清楚地意识到我国的农业目前正处于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只是，如何转型，还需要诸多探索。一些新型农民、农业企业家、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跨越技术的坎、信任的坎……

　　一个苹果的数据化实验

　　恩然自然农庄创始人谢明调侃农业是一把杀猪刀。2012年，他和女友辞职到她的家乡山东栖霞种苹果，4年下来，已是满脸沧桑。

　　“当时就是想种出安全好吃的苹果。”谢明说。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012年，恩然农庄栽了2400棵苹果树，直到今年终于有了收获。谢明拍下了树上挂果的照片。“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自己农庄的树长苹果。”

　　而4年来，谢明一直在岳父家的果园里做实验。据他了解，2011年栖霞果农每亩投资在3000元左右，每亩地用复合肥和有机肥各1000斤，一年用农药6到8次，苹果的平均亩产量是6500～7500斤，次果率10%。

　　2012年谢明把复合肥减少90%，每亩只用100斤复合肥，用了2000斤有机肥，农药减少到6次，但这一年的实验几乎全部失败，次果率在50%左右。

　　种出这样的苹果在当地遭到了嘲笑，虽然老人没有说什么，但谢明感到压力很大。他开了一个网店，来帮助卖苹果。

　　2013年他在失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主要调整了农药种类与使用时间，且不再用复合肥，当年次果率下降到35%。2014年他把农药使用限制到4次，彻底杜绝复合肥的使用，对喷药时间做了调整，当年每亩有了6500～7000斤的产量，次果率25%～30%，苹果品质开始往上升。

　　“5年来，我们每年考察苹果的6个指标，酸甜度、外观、脆度、糖度、安全性、果香，差不多前三年苹果综合品质没有任何变化，第四年才开始明显上升，今年达到最好。”谢明说，“2012年做农残检测时，我们有8项检出。去年做检测，差不多是两项检测，今年我们是23项全部零检出。”

　　谢明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其实彻底杜绝复合肥，减少农药使用之后，每亩地的投入反而减少了，只是会增加一些人工成本。“懒人做不了生态种植，要及时控制病虫害，必须勤上山察看。”

　　绕不过的病虫害

　　对所有的农业从业者来说，病虫害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每年的农业病害发生面积大概是70亿亩，防治面积是80亿亩，积极防治起到保粮增产的作用。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中国的农药使用量最高峰是32万吨。进入本世纪以来，年增长8%。其中杀虫剂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每年都有13万吨或者14万吨。

　　“这个数量太多了，居高不下，是我们应该控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礼生说。他认为，农业转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转变病虫害防治方式，要从传统以化学农药为主的防控方式向以生物防控为主转型。

　　从2015年开始，张礼生和一些研究人员在富平创源天津蔬菜基地进行了天敌昆虫防治害虫的研究，“生态农业要让各方接受，一定要有科学的支撑。”

　　张礼生在富平创源基地推出了几个技术，第一是用有益的天敌昆虫来吃害虫。第二是用有益的微生物农药，这个农药对人、畜没有害处，就是让害虫得传染病死掉。第三是物理防治措施，就是空间阻隔，以及声、光调控等，如防虫网，反光绳。“这些技术一定要侧重精简化，变成傻瓜技术，要让我们的农民很快能接受。”

　　对于这些技术的成效，张礼生进行了数据调查。比如，对于蔬菜上的蚜虫，可以100%控制蚜虫的发生。现在黄瓜上还有问题，但是茄子、辣椒都已经可以实现控制。另外可以用瓢虫、通草蛉来捕捉蚜虫。对于昆虫什么时候释放最好，释放的次数是多少，成虫幼虫释放哪个好，都做了测试，形成了一批数据。

　　“我们在优化技术方案，希望能够给富平基地之外的京津冀鲁这一块提供支持。”张礼生说。

　　实时生产记录

　　去北京推销自己农场的产品时，河北怀安一墩青永续农业农场的创始人成鹏飞庆幸自己做了生产记录，这些记录让他取得了经销商的信任，顺利地打开了销路。

　　“有一些客户会质疑你的产品及它的安全性，从这一点看，做生产记录很有必要。”成鹏飞说。

　　从最初的尝试性记录，到后来多种方式的记录，成鹏飞在自己的农场一直坚持这个习惯，并且组织农户做农耕记录。

　　成鹏飞做过一个产品的标签，在标签上面标注了产品的品种怎么样，谁来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有一个客户对这个标签特别感兴趣，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业界到处说，使我们一墩青的产品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多年来，成鹏飞尝到了做生产记录的甜头。“我们通过生产记录获得了更多的客户，获得更好的口碑，获得更多的‘铁粉’。另外这个记录也可以让你的客户或同行了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产，更具有透明性，能把你的诚信传播出去，让大家知道。而且你如实去做记录会得到客户的理解，比如你的洋葱为什么会烂掉等。”

　　做出来的记录除了给客户、第三方认证机构看，成鹏飞自己也常翻看过去的生产记录，回头看自己成长的路程以及需要改进的方面。

　　记录的方式让他有些困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记录，做出来的记录是纸质的，给别人看的时候，它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局限。他做过一些改变，比如用微信和微博来发一些记录，“这种记录有及时性，当你想改这个资料的时候很难改。”

　　近几年来，农事宝、农管家等农场管理APP涌现，都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提升农场生产效率。最近，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推出了数字化生产记录平台“可信农场”，能对生产者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还使农场信息与消费者实时同步。成鹏飞成为这个平台首批合作生产者之一。

　　“日本有机农业教父”、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藤田和芳表示，“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来联系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让农业变得更加现代，让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稳固。”

　　编辑：郭梁 美编：陈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