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深圳？

　　中國人對“國際化”這三個字可以說是刻骨銘心，感情複雜。我認為，近代中國經歷了三輪“國際化”，結果卻大不一樣。

　　三次“國際化”

　　和今天“國際化”成為一個時髦概念不同，一百多年前，中國近代的第一次“國際化”是被逼出來的，是歐美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出來的。近代第一次“國際化”差點讓中國土崩瓦解。而第二輪“國際化”開始於國民政府時代。經濟上以“買辦”為主要特徵，民族資本萌芽；文化上以否定過去為主要思潮，各種西方學派在中國百花齊放。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中斷了這一進程。當然，以國民黨軟弱的統治力，這次“國際化”即便不中斷，也很難給予樂觀預期。

　　第三輪“國際化”開始於1977年左右。中國大陸“四人幫”倒臺，計劃經濟走不下去，中國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於是，中國劃定深圳經濟特區，並用鐵絲網圍起來，以香港、澳門為對外溝通管道，開啟了中國經濟開放的序幕。從80年代設立五大特區，到90年代初沿海全線開放，再到中國腹地全面開放……一直到今天設立各種自貿區，本質上還是在延續第三輪“國際化”的進程。如今，深圳的鐵絲網早就不見蹤影，“小漁村”深圳的經濟總量居然相當於葡萄牙整個國家。這滄海桑田的變化，讓人不勝唏噓。托第三輪“國際化”的福，中國經濟總量傲倨世界第二。

　　當然，“國際化”還有不同的理解維度，比如思想上的國際化、生活方式的國際化、企業的國際化等等。但所有這些國際化都要依託於國家經濟實力的“國際化”。

　　而對於城市，國際化有兩種模式：一種叫馬爾代夫式的國際化。這是一種以旅遊、文化、觀光為主的國際化。由於接待世界遊客，所以城市的規劃佈局發展都適應這一要求。第二種叫紐約式的國際化，以“經濟主宰力”為核心，通過鞏固自身對全球金融、科技、貿易等不同領域的支配地位，而產生的國際化。

　　事實上，不是所有城市都一定要國際化，國際化不是必答題。每一個城市都可以根據自身的定位和稟賦，可以選擇不同的道路。既可以國際化，也可以不追求國際化，而非要一刀切全部發展成為國際化城市。

　　談到中國的國際化都市，北京、上海、深圳這三座城市已經被標籤為代表，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三者也代表著中國的三種前途和未來。在一次研討會上，有一位研究人士曾這樣說，北京、上海、深圳誰能發展得更好，會反映出中國到底在選擇什麼道路？他說，北京是“官僚資本主義”代表，是所有央企的大本營，依靠壟斷地位和權力供養的城市。上海是“買辦資本主義”代表，世界500強企業最多的地方，與國際接軌最充分的城市。深圳是“民族資本主義”代表，華為、騰訊、平安、中集、萬科、順豐快遞、大疆……幾乎大部分影響當代中國的民族企業都誕生於這座城市。將來，哪座城市最繁榮，就最能說明問題，而不要看專家怎麼說。

　　雖然這種觀點有些偏激，但對於理解中國城市的豐富性卻有幫助，也可以讓大家以生動的方式來理解深圳。

　　當代矽谷，引領中國

　　如今的深圳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矽谷”，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確定的“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擁有超過8000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在中國，可能要七八個省加起來才有這種高科技企業數量。

　　外界都在拼命解讀深圳的“創新密碼”，特別是這兩年，深圳正收穫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次關注的規模和範圍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英國金融時報刊出專題報導《為什麼是深圳》，美國商業週刊登出封面文章《深圳中國矽谷？》，日本經濟新聞確定性的刊文《深圳才是中國矽谷》，台灣的媒體甚至驚聳地斷言《一個深圳打敗台灣》。曾經因唱衰中國而在西方名聲大噪的美國華裔專欄作家章家敦，最近也在福布斯雜誌發表文章，分析深圳為何能取代香港成為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城市。他也在驚訝，為何在他最不以為然的中國體制下，能夠竄出深圳這麼一個富有創新活力的城市。

　　過去十年，中國申請專利量世界第一。其中在國際專利申請（PCT）上，一半來自於深圳。全國公佈的十大創新人物有五個在深圳；全國公佈的十個創新型企業有五個在深圳。在創新上，深圳這種故事還可以說出很多很多。

　　在創新上，特別是科技創新上，深圳成功的原因是複雜的，很難歸結為一兩點。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是依靠一兩個厲害角色或者政策導致成功，而是一大批人前赴後繼的結果。

　　對於創新，深圳“基因”好。我覺得外界對深圳一直有“誤讀”，比如認為深圳是“山寨之都”。其實，深圳天生就有與市場接軌的高質量生產能力！這是深圳創新製造能力強的關鍵原因。因為深圳企業當初主要做外銷，做貼牌，它的產品必須符合歐美品牌廠商的品質標準，才可能出貨，才可能收到貨款。這些歐美企業對產品品質是比較苛刻的，所以深圳一批企業家和加工實力是在這種環境下培養出來，戰鬥力自然彪悍。

　　對於創新，深圳地方政府的導向好。首先，對中國內地城市來說，沒有市場化機制，就沒有創新。深圳創新經濟的第一步是在90年代邁出的。李灝、厲有為這兩任深圳市委書記，重點完成了深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深圳由此有了股份制、有了證交所。這些為深圳創新發展奠定了環境基礎。第二步是進入新千年前後，1999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將每年一次的深圳“荔枝節”，變成了首屆“高新技術產品交易會”。由此，深圳以“科技創新”為主要特徵的城市發展脈絡逐漸成型。第三步是2004年後，深圳在宏觀佈局上被某種程度的“邊緣化”，比如深交所新股發行暫停、企業總部有外遷跡象。這些“壞事”最後變成了“好事”，由於當時煤炭、石油、金融等壟斷領域和最賺錢的領域，深圳企業家和深圳金融資本根本進不去，不夠秤。所以只能坐下來“抱團取暖”，一起去走“科技創新”這條唯一沒有被封死的路。

　　現在，深圳的主政者是兩個博士，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是“力學博士”、“航太少帥”，就在12月30日，剛升任廣東省副省長和代理省長。市長許勤也是博士，理工科出身，曾任國家發改委高新技術產業司司長。這種背景有利於深圳科技創新邁上新臺階。

　　到了今天，深圳上上下下以科技為尊。萬科創始人王石曾經對我說，他現在在深圳“拿土地”根本搶不過科技型企業，有一塊鹽田區臨海的土地他看中好久，結果地方領導很不好意思地跟他說不行了，一家生物公司“華大基因”看中了這塊地。在土地出讓這種重大問題上，深圳地方各層級領導能保持這樣清醒的頭腦，不容易。

　　深圳的創新密碼被總結為“六個創新”：政策創新、能力創新、產業創新、開放創新、全面創新、機制創新。這六個創新中沒有一條是說靠優惠政策創新。有一個小例子，在2014年深圳富豪榜排名前十的富豪中，基本都是科技、醫療、電子、裝備製造等科技密集型、市場競爭激烈的產業，基本沒有資源壟斷性、權力獨佔性的領域。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深圳的創新活力和市場活力。

　　深圳對於全國的啟示也在於此。讓權力遠離產業，需要全面從嚴治黨；讓創新者的日子比抄襲者舒服，需要全面推行法治；讓創新者能夠得到想要的資源和服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言尤至此，但深圳在創新驅動上還遠沒有到驕傲和自大的時候，對比矽谷、紐約、東京等國際頂級創新地區，深圳的綜合創新能力和水準還有差距。對比國際一流的城市群，珠三角在協同發展、形成合力上，還有漫道雄關。要想幫國家分憂，為全國老百姓的福祉闖出一條康莊大道，深圳仍需再加把勁。

　　有人半開玩笑地說，深圳正滿身大紅花地站在世人面前。但是和外界的熱烈反應相比，深圳特區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錨之地，正顯示出一種格外的冷靜。因為深圳的成長歷程中經歷過不少的追捧表揚，也承受過許多質疑責難。從80年代“姓社姓資”，“吸血論”，到90年代“特區不特”大爭論，再到2000年初《深圳你被誰拋棄》，深圳似乎從來不缺話題。不過，我觀察到，深圳今天的冷靜並非刻意低調，而是日益濃烈的憂患意識。

　　的確，在2014年城市經濟綜合競爭力上，深圳超越香港排在中國地區榜首。但是在可持續競爭力排行上，深圳位居第五，排在前面的是香港、北京、上海、澳門。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所謂綜合排行是根據城市年度經濟數據、經濟結構、營商環境等指標測算的，是結果論。但可持續競爭力是要根據你的家底，也就是土地儲備、人才儲備、國家政策地位等因素進行的趨勢統計。哪怕再樂觀於深圳創新能力的專家，當看到深圳有限的可建設用地，屈指可數的高校，在全國發展中配置資源的地位時，誰都不敢給出一個高分。在全國棋局和資源分配的地位上，深圳不如北京、上海；在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上，深圳和香港、澳門，特別是國際一流名城相比差距同樣明顯。就深圳自身來說，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城市管理，還是法治環境、民生改善，都還有不少短板，這就是深圳的現狀，可能就是深圳下一步會發力的方向。

　　教育改變深圳

　　一座城市的國際化自然離不開人才，深圳陸續引進國內重點高校在深圳設立分校，動作頻頻。北大、清華、人大、哈工大、武大、中大已經來了，未來可能還有上海交大，這些中國排名經常在前十的大學已經快在深圳聚齊。再加上莫斯科大學、美國伯克利、墨爾本大學等一批中外合作大學，以及本土南科大、深大等學校。按照年輕人流行的說法，這叫海內外龍珠都搜集得差不多，可以召喚神龍了。

　　有學者經常說，深圳氣候和矽谷相近、環境優美宜人。深圳和矽谷之間好像就差一個斯坦福。現在，這個短板正在被快速補齊，實現跨越式發展、爆發式增長。對於這些新增大學，深圳有一個標準，國內大學必須是全國前30名或專業排名前5名，境外大學原則上應居全球綜合排名前100名或專業排名前20名。到2020年，深圳將有20萬在校大學生。這裏面不僅是中國學生，還有大量外國學生。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深圳每年臨時居住的外國人超過百萬人次，常住外國人兩萬六千多人。這些外籍人士來自全球127個國家和地區，人數名列前五位的國家是日本、韓國、美國、印度和加拿大。眾所周知，我們中國是一個非移民國家，所以長期以來我們儘管很尊重外籍人士，但只是將他們作為過客來管理，而沒有把他們當作城市的一份子。今年以來，深圳推出了一系列國際化舉措，包括大量開通國際直達航班、開通服務外籍人士的（政務）門戶網站，都是在開始把外籍人士當作城市人口來認真對待，都是希望他們能在深圳住得好，出行方便，給這些外籍納稅人士以相應的國民待遇。

　　當然談到人才吸引，當地房價必然會被拿出來熱烈討論。如今深圳房價全國最高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人說房價已經影響了人才來深圳。要說有沒有影響，當然有！但我想，對人才而言，最關鍵的還是有沒有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和成長空間。

　　有一句話，可能有些殘酷。房價就是一個城市的門票，高與不高，就看值不值！如果不值，再低的門票價格，也乏人問津；如果值回票價，那就是價高者得。當然，不能讓金融等投機手段讓深圳房價“非正常上漲”，當地政府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另外一個消息，也表明深圳對房價問題也是動了真格。比如斥資1000億組建人才安居集團。這個投資集團在未來五年會提供至少30萬套人才安居房。這個數據很可怕了，已經超過未來五年深圳全市商品住宅的供應量。這些房子將會以低於市場價格一半的水準，租賃給深圳各領域的年輕人和家庭。效果如何，還有待持續觀察。

　　創新實踐的一代人

　　當然一切的吸引力，終究要回歸到“青年一代”的身上。由於互聯網的普及，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會具備先天的國際觀。因為和世界其他地區青年，看差不多的娛樂電影、吃差不多的食品、關注相類似的國際新聞，這種共鳴點就會很多。中國青年和世界其他國家青年在交流上幾乎不存在盲區。

　　在這樣的全球浪潮中，學好英文很重要，但並非國際化的全部，只是一種手段和工具。年輕人可以選擇遊學、旅遊等多種方式拓展自己的國際視野。不過，短時間的熱情有時並不可靠。最終的國際視野還需要在工作中建立，因為只有和不同國家的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打交道，才更有利於建立更加全面的國際視野。

　　說到創新實踐的一代人，就不能不提一個新生代偶像深圳大疆CEO汪滔。這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在深圳創業，七年做到無人機銷量全球一半，身家279億。他的“創新態度”特別值得關注。回顧大疆創業十年歷程，他說：“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非常單純，就是埋頭苦幹，一門心思做出卓越的產品，踏踏實實創造社會價值。這種做法要耐得住寂寞，很多人覺得這個是個窄門，不願意走，從我們的經歷來看，我們的做法是對的。相反，有不少的創業者喜歡趕風口，炒概念，投機取巧，這些做法門雖然寬，路雖然大，但是機會很小。”其實，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不變的，年輕人有時候還是要走“老路”才可能成功。

　　近來有人擔心，在全球化遭遇挑戰之際，中國在國際化上是不是會放慢腳步，甚至反向收縮。我個人覺得不會，因為在國際化上，中國經濟結構決定了，一定要跟世界同步，不但不會收縮，甚至不會慢。因為，慢了，就會出問題。

　　當然，當前世界上的“國際化都市”並非都是好榜樣，有的問題多多。涉及族裔、信仰等多方面的問題，在城市規劃層面並沒有得到好的解決，族裔之間形成各種聚集區，在公平分享政府福利上有很多分歧。有的城市缺少一種大文化觀念能夠同時駕馭不同信仰和種族。從歷史和現實看，中日韓等東亞國家在包容國際移民上，也似乎天生就不是一個積極的角色。

　　我覺得，這恰恰也是深圳這種城市的機會，當你的經濟結構引來四面八方的人，怎麼探索一種城市空間的安排框架，怎麼形成一種各族裔信仰認同的文化理念，怎麼在政策安排上做到普惠公平，我想都是需要大膽創意，勇於且善於實踐的一批人來完成。

　　未來“變化”的路徑

　　未來深圳怎樣走特色國際化之路呢？我覺得首先要把握大勢，特別是中國開放的大勢。在我看來，中國的開放正在呈現“五個變化”，並將深刻影響自身和全球。

　　首先是從區域開放到領域開放。當年中國的開放是從深圳特區開始、到沿海開放城市，再覆蓋全國，區域特點明顯。而當前中國進行的是“領域開放”，主要是以設立自貿區為政策表現形式的現代服務業開放，涉及外商投資准入、人民幣國際化。這種開放無法靠鐵絲網圍住一片區域就可以先行先試，必須有清晰思路，和對後果的清晰認識，必須做好頂層設計。

　　從單向開放到雙向開放。過去的開放，主要是招商引資，以低姿態讓中國參與世界分工。今天的開放，中國則更強調“走出去”與“引進來”並重。大家都知道，過去中國手裏握著巨額美元，花不出去，不能總是買美國國債，要出去投資。但是國際投資有一個對等原則，你能投資我的，我就得能投資你的，所以中國必須把過去不能讓外資介入的領域，做一個科學的安排。

　　從“優惠型開放”到“競爭型開放”。過去我們是靠優惠政策推動開放，靠低廉的地價和稅收吸引外資。今天這種優惠難以為繼，而且轉型升級的中國要參與更高級別的競爭，要跟國際一流地區拼創新、拼服務，所以今天是要從素質出發的、從政府轉型出發的競爭型開放。

　　從“摸石頭”開放到自信開放。中國最早的開放動議源自深圳，當年的逃港風波導致小平同志痛下決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最終建立特區。畢竟當初，香港幹一個月頂得上深圳幹一年，老百姓用腳投了票。但是當初我們為形勢所迫、思想所限，並非明確知道這條路會把我們引向何方，所以才有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著名論斷。但是今天，不能再摸石頭了，中國家大業大，也摸不起石頭了。可以預判，今後的開放將會是更有明確目標的開放，更為自信的開放。

　　最後，從“落後開放”到“大國開放”。過去中國的開放主要針對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和港澳臺先進地區。今天中國的開放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既有發達國際地區，也有新興經濟體，甚至包括非洲等後發展地區。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中亞四國時，倡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他在訪問印尼時，首次公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系列舉動表明，中國新一輪的開放轉向全方位、多層次開放，更加體現大國利益、大國風範。

　　深圳在新一輪的開放格局中其實機遇不少。作為中國第一大進出口城市，深圳外向型程度極高，開放基礎越優越。無論是國家哪一個層次的開放，深圳都有基礎率先對接。當然，新一輪的開放不再依靠優惠政策，而是要看深圳的前瞻眼光和改革銳氣。

　　最後，我認為關鍵還是看法治。當更高水準國際化來臨的時候，人們最擔心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能不能適應。這個法制體系的完善，我覺得還要靠深圳這種敢衝善拼的城市。有人曾經說，中國人沒有法治傳統和基因，搞法治有“先天障礙”。但是在新加坡、香港、澳門這些地方，我們卻看到相反的情況，華人不僅做到了，而且還是當地踐行法治的主要社會群體。

　　比如新加坡，當地法治的成功絕非只依靠嚴刑峻法，而是一項系統工程，這裏既有領導人的果斷抉擇，更有城市發展階段的現實支撐。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在加工製造業的時代，僅僅需要低水準的法治就夠了。新加坡、香港那個時期的法治建設也並非順風順水，黑幕很多。他們真正法治大提升的時代，就是在兩個城市從製造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因為無論是現代服務業還是高科技產業，一個前提就是國際化、要集聚全球資源、要參與全球競爭，要公開公正透明。但是沒有法治化，你就無法國際化，或者說無法真正的國際化。而這個時期，這兩個城市的人口素質、產業結構也支撐了更為高端的法治化。兩個城市在這樣的現實支撐下，實現了質的飛躍。深圳今天也到達了這個關口，要想成功轉型升級，必須邁過法治化這道門檻，深圳也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法之必行需要以身作則。深圳官方在討論法治城市建設這個話題時，幾乎每一個高級別領導都異口同聲地提到，法治建設必須從官員做起。因為不僅是個人是否犯規的問題，更會影響到社會層面的貫徹執行。我想有了這個共同認識和出發點，深圳的法治建設就有了一個好的開始和值得期待的未來。

　　採訪整理/卜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