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调解老人很受伤

　　近年来，电视情感调解节目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把普通人的家长里短搬上荧屏。当事人现场讲述，嘉宾、心理专家现场调解，矛盾在现场爆发，甚至当众争吵，痛哭。调解是好事，但有些过于隐私的事一旦赤裸裸地暴露在左邻右舍的视线里，或者为了“好看”，故意把当事人的矛盾突出化、加大化，这也许不仅不能挽救一个家庭，反而会毁了一个家庭。

　　北京老太吴翠萍因婆媳不和，便参加了一档情感调解节目。哪知，节目播出后，吴翠萍成了众人眼中的恶婆婆。电视调解不仅没有调解好婆媳矛盾，反而使得老人得了抑郁症，以致生活不能自理。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节目制作方天地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合计20.1236万元。

　　为调和婆媳矛盾，老人求助电视台

　　吴翠萍于1945年出生，家住北京市丰台区，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张丽长期待在河北，儿子张雪峰一家三口跟他们同住。为了让儿子早点买上新房，吴翠萍老两口承担了孙女的一切开销，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让儿子儿媳操心，只叮嘱他们好好工作，多攒些钱。老人的思想观念和年轻人总是有所区别，有时见儿子媳妇外出聚餐，或者买回来一大堆零食，吴翠萍总是忍不住唠叨几句：“会挣钱也要会攒钱，多攒1分，买房子的钱就多1分。”老人虽是好意，但说多了媳妇不爱听了。两人开始为一些闲杂琐事争吵，婆媳矛盾日益严重。

　　2011年5月，居委会主任得知了吴翠萍家的情况，问她：“你愿不愿意参加电视台的一档调解节目？这一档调解节目专门帮人调解家庭纷争，你不总是说跟媳妇之间的心结没人解开嘛，去了之后让心理老师帮你们疏通疏通，可能就好了。”回到家，吴翠萍找出之前录制的节目，看到几乎每一对前来调解的当事人，到最后都是和平收场，无不相拥而泣，互相道歉，吴翠萍有些心动。她想自己和媳妇之间的矛盾，确实需要一个中间人从中调停。思来想去，吴翠萍拨打了节目组的电话。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儿子儿媳也同意去。

　　2011年5月13日，吴翠萍和儿子儿媳一起去录制节目。录制前，双方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让双方把问题摆出来。吴翠萍便说了自己的困惑和委屈。老人原本话就多，难免啰嗦几句，加上媳妇在一边偷偷抹泪，观众的情绪不知不觉地向媳妇靠拢。节目录制到一半，吴翠萍就感觉到有人故意引导她说一些过激的话。她对编导说：“我怎么感觉你们把我们家的矛盾放大了？你们让我说真心话，我说了，可是我媳妇听了会怎么想？我来只是想跟媳妇握手言和，不是把矛盾闹大。”对方安慰她：“老人家，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为你们调解。”哪知录制到最后，吴翠萍和媳妇依然没能握手言和，她反而落下了“恶婆婆”的骂名。

　　回到家，吴翠萍心里七上八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她也不是恶婆婆，如果这期节目播出去，她和儿媳之间或许永远都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刚好女儿从外地回来，吴翠萍便跟她说了这事。张丽安慰母亲：“妈，你别担心，我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不要播。”第二天早上9点多，张丽就给电视台打去电话，称录制完的节目和他们想象中有所出入，而且对他们家庭关系的改善也没有多大作用，希望不要播出。工作人员回复他，会好好剪辑，尽量让当事人满意，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节目如期播出。

　　2011年6月3日，吴翠萍和往常一样来到离家不远的公园散步。走在路上，她总感觉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这时，邻居赵大妈把她拉到一边，悄声说：“妹子，你上电视怎么能说那些话，现在别人都以为你是坏婆婆，以后可怎么办？”从别人的描述中，吴翠萍得知自己那天录制的节目还是播出了，不仅如此，剪辑师的“神剪辑”越发凸显了她这个婆婆的恶和媳妇的委屈。

　　吴翠萍掩面跑回家，大哭了一场。为了洗清冤屈，吴翠萍写了个大大的“冤”字挂在胸前，在小区里到处跟人解释，自己不是恶婆婆。媳妇不乐意了，觉得婆婆这样一来，是打自己的脸，让家丑外扬。家里战争不停，外面风言风语，双面夹击之下，吴翠萍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严重失眠，电视也不敢看，嘴里只重复一句话：“我不是坏人。”医生检查后说：“这是抑郁症的典型征兆，继续下去，后果很严重。”

　　“恶婆婆”骂名不胫而走，老人身患抑郁症

　　听医生这么说，女儿张丽吓坏了，赶忙安慰母亲：“妈，你放心，我去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张丽拨通了节目编导的电话。对方承诺她，会好好处理这件事，不再让老人继续受到伤害。

　　2011年6月8日，张丽带着母亲来到电视台，希望他们能重新做一期节目，呈现他们家的真实情况。节目组同意了。吴翠萍感激地跪倒在地：“谢谢你们，谢谢！”张丽原本以为这样，母亲能放松一些，哪知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6月9日，张丽正陪母亲吃早饭。吴翠萍叹口气，叨咕道：“不知道他们承诺的事能不能办到。如果再做一期节目，和上期一样，不仅没效果，反而更严重怎么办？到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吴翠萍说着说着，忍不住伏在桌子上大哭不止。哭着哭着，吴翠萍嚷着头晕头疼。张丽忙把母亲扶起来，哪知，还没到床边，吴翠萍一下子瘫倒在地。经过急救，老人被诊断为突发性脑梗塞。幸好抢救及时，病情得到控制，医生说这是因为病人情绪长期受到刺激，加上睡眠不好造成的，如果再不注意，随时都有偏瘫的可能。为了避免加重病情，家人只能骗老人，节目组打来电话，会尽快录制节目。可是等了半个月，电视台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无奈之下，张丽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说了家庭现状。之后，节目制片人带着心理专家、编导来看望吴翠萍，进行第一次交涉。吴翠萍一见到电视台的人，情绪激动，嘴里直流口水，嚷着要去上厕所，到了厕所之后，却不知道要脱裤子。见老人情况如此严重，对方一再表示会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商量来商量去，节目组的意思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事就算了了。张丽不同意，钱是小事，母亲的清白是大事，电视台必须站出来，把误会澄清。母亲心结解开，才有可能康复。对这一要求，电视台始终没有让步，事情陷入了僵局。

　　此时，吴翠萍已经康复出院。怕别人照顾不好母亲，张丽丢下工作，在家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推着母亲出去晒晒太阳。可老人见到陌生人就害怕，使劲往女儿怀里钻，有时别人说话，她都以为人家是在议论她，情绪很不稳定。

　　回家后，张丽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建议她通过法律渠道为老人讨公道。张丽于是找到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的黄国绪律师，由他全权代理母亲的案子。经过调查，该节目虽然是由某电视台播出，但却是由北京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天地公司）承包下来的，所有的制作和后期剪辑，都由该公司负责。2011年9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

　　是调解还是“挑事”？健康老人精神受伤

　　2012年9月11日，吴翠萍与被上诉人北京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

　　天地公司称，原告所患反应性精神病症，跟当事人性格任性倔强有直接关系。播出的节目，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造成多大影响，没有定性标准，也无从考证。而且，在节目录制之前，天地公司便和当事人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该协议第七条规定：“本人在参加录制后，节目播出前或节目播出后，不同意播出已经制作完的的节目或因本人原因导致节目不能播出，本人愿全额承担节目组因此已经支出的制作费用；如对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有其他特殊要求，本人亦愿意承担因此所增加的节目制作成本。如果本人未能在节目播出前（或重播日）前支付前述款项，节目组有权按原计划安排播出，且无须为此向本人承担任何责任。”

　　之后，此案一直没有结果。3年的时间，吴翠萍从一个健康的老人，变得精神受伤、生活无法自理。看着母亲一天天崩溃，一天天糊涂，张丽心里难过极了。

　　2015年11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天地公司与吴翠萍签署的节目录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该节目录制不是有偿的契约关系，录制节目没有支付被录制者相应报酬，在这种情形下，节目的录制公司在被采访者提出不同意播放节目的请求时，应该终止节目播出。因节目不能如期播出的损失可以另行依约定主张。故天地公司和吴翠萍都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同时，法院认为，吴翠萍的精神疾病跟自身原因有一定关系，节目的播出只对她之后的身体状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占吴翠萍发病50%的原因。最终，法院判决由吴翠萍和天地文化公司各承担25%责任，天地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合计201236元。

　　张丽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看着终审判决书，再看看一直住院的母亲，张丽欲哭无泪。一场电视调解，不仅改变了活泼、开朗的母亲，也毁了这个家，未来的路她真不知道该怎么走。

　　近几年来，各大情感调解节目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为了让当事人情绪更真实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主持人或节目制作者会进行相关的有意引导，深度剖析双方矛盾，心理专家也会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当事人的心理想法，会更加真实地展露在观众面前。可面对生活杂事，谁都很难辩驳出一个错与对，面对“神剪辑”，受伤的只会是当事人。对制作方来说，当事人托付的是一份信任；对调节者来说，抱着的是一份希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希望每一个制作方，或者每一位当事人，录制节目前都能谨慎再谨慎，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所涉公司也是化名。未经作者同意，本文禁止转载和网摘）

　　文/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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