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VS下有对策

　　2017上半年的中超联赛伴随着两个主旋律：第一是高层忙着制定和颁布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联赛新政，第二是大多数俱乐部忙着用各种套路对付新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5.24之夜后变本加厉，亏损俱乐部引援要多支付同等费用用于青训和U23球员出场人数与外援等同两政策一出，当晚就有各种钻营高手贴出应对之策，政策被指激进和极端而且事先未经通告，让对策变得理所当然堂而皇之，但过去半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和对策之间的对决，只能让中国职业联赛走向极端，成为闹剧。

　　激进政策并非突袭

　　有人说新政突然，突然吗？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开始，随便就可以找到高层三令五申的证据，其中苟仲文局长上任后，这一情况更为明显。在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之前，部长通道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开启，就在这个部长通道上，新任体育局局长苟仲文回答了有关中超天价球员转会价格动辄上亿，与国足成绩相背离等问题。尤其是在谈到中超天价球员的时候，他表示：“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作为体育总局，我们也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天价球员这件事，我认为是投资足球的人‘有钱就任性’造成的现象。他们意在商业而不是足球，所以我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现在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整治措施，下一步会有更严格的整治措施出台。我希望媒体朋友继续关注足球、支持足球，同时也去谴责这些不利于足球发展的行为。”事实上，早在2017年2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新春体育记者座谈会上，苟仲文局长就提及了中国足球的问题，提及了中国青少年足球基础薄弱的问题，还特别指出了中超方面存在严重的“花钱买繁荣”现象。同时指出，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必须持续走改革之路，不止是中国足球，而是整个中国体育圈的改革之路都势在必行。

　　新任体育总局局长的两次发言，都明确指向了引援和青训，并不断强调“下一步会有更严格的整治措施出台”。而当所有人都因为足管中心撤销和管办分离，忽略了这些定调性讲话时，2017年1月16日中国足协直接颁布了取消亚外，直接三外援，外加必须首发有U23球员的规定。这和此前足协下发的“征求意见函”提到的外援报名人数由“4+1”改为“3+1”，有着本质区别，让中超陷入震惊无法适应。

　　中超的毫无敏感性，可以从当时的引援情况看得出来，在1月16日前后，奥斯卡、特维斯先后官宣，一个是天价转会费，一个是天价年薪；随后还有权健买维特塞尔、帕托；亚泰引进伊哈洛这些2000万欧左右的大单，国内球员转会，张呈栋、王永珀等球员的转会，也被指创下中超本土球员身价新高……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可以说2017年的中超依旧延续着几年来的愈发疯狂的状态。

　　钻营对策我行我素

　　外援上场三人次新政，并没有有效限制各队引援，二次转会还远，但在外媒的报道中，已经有天价外援在路上，奥巴梅扬、迭戈科斯塔、甚至鲁尼这两天还被曝出拒绝中超两队开价，而这并非空穴来风。急于保级和急于追求成绩的球队，都在酝酿中期大单。

　　在U23球员的使用上，很多球队毫不顾忌足协的尴尬，将自己的对策进行到底。联赛首轮就有U23球员开场15分钟被换下，随后这个时间不断被缩短，目前中超最短U23被换纪录是8分钟，十几二十分钟的出场时间是常态，稍好一些的是半场左右，只有极少数球队坚持用U23打完全场，像河南建业这样坚持大批量使用U23年轻球员的，完全是一个异类。连一直在中超考察球员的国家队主教练里皮都忍不住批评这种“对策”不利于年轻球员的培养，并希望足协出台补充规定，要求俱乐部用U23换U23。现有U23球员达不到上场要求、成为球队被对手主攻的软肋，固然是各队我行我素的理由，但年初U23新政执行效果堪忧，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没有沟通，最终导致的是，更激进的U23新政出台。

　　5.24新政发布后，关于U23球员和外援的绑定，已经有不少人在其出场时间上“出了不少主意”，而如何逃避引援“奢侈税”，也有人想好了办法，在国外有卫星俱乐部，通过免费租借模式就能规避“奢侈税”，还能继续买天价外援。

　　新政制定者不管下面的声音如何，只是根据自己看到的中超不合理现象去纠正，至于尺度力度，统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新政下来后，作为执行者的俱乐部往往总是埋怨新政制定者“霸道”，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对待新政敷衍了事。制度制定者因为缺乏调研造成的政策漏洞，就成了制度执行者可以钻的空子，而这样的钻营造成的，是更激进的政策补丁，如果双方之间不能为中国足球整体利益坐在一起来真正落实可以很好实施的政策细则，那么新政和未来新的钻营手段，又将成就中超新一波的乱象。

　　记者贾岩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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