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培”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以下简称“专培”）有了新进展。6月12日，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3个试点专科（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病医学和心血管病学）的培训基地。

　　公告一出，立刻“火爆了”社交网络的几乎所有医生群，如潮恶评纷至沓来：“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美国的培训标准、非洲的待遇标准”……

　　“专培”究竟是何物，为何饱受诟病？“招黑”的这一制度有何良苦用心？该如何执行才能收获良好效果？

　　旨在培养让老百姓满意的好医生

　　郑玉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育处处长）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国建立了“专培”制度。新制度的最大亮点就是使临床医师的培养成为国家制度，由国家从政策、制度和措施等全方位进行指导和督导，使医师培训“规范化、同质化”成为可能，也为我国医改深入推进打下良好基础。

　　“专培”政策出发点很好，落实到位更加重要。

　　首先，宣传要到位。推行一项新制度，顶层设计先行，但政策的宣传、引导也很关键，否则很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从政策发布前预热、政策发布后舆情分析引导、政策解读到政策落实情况等不同阶段，宣传工作都应起到推动和桥梁作用。

　　其次，培训基地要重视培养对象的利益。除了提高专科医师的福利待遇外，教学软硬件上也应加大投入；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并结合国情，强化过程和精细化管理；要处理好“教”和“用”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临床技能操作机会和能锻炼专科医师能力的平台，并将培训的人文关怀贯穿在整个培训过程中，从根本上提高临床医师整体水平，培养让人民满意的好医生。

　　再次，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上海专科医师培训最大的改革创新，就是医教协同，在认真总结住院医师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结合的基础上，探索尝试将专科医师培训与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相结合。

　　2016年，上海在前期的试点工作基地上，又有100个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与“专培”相结合的指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有38名满足条件的专科医师报名。这都标志着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与国际接轨，形式重要内核更重要

　　洪鹏（神经外科医师）

　　在医疗行业内，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医学类院校教育产出的合格医学生仅处于医生的“半成品”阶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产出的是“成品”，“专培”产出的才是“精品”。

　　随着社会大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专培”出“精品”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初印发的《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力争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初步建立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目标。2017年刚开始，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心血管内科成了“专培”试点的“排头兵”。

　　“专培”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有助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

　　但我们担心和关心的是：有关文件和权威部门强调“专培”是自愿的，但是否会成为高级技术岗位聘用的变相必备条件？其二，培训业务标准由谁来定？其三，各地的培训是否会标准各异，甚至互不承认？其四，参加培训的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待遇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与国际标准接轨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接轨应该是全面的接轨，精神品质的根本接轨。医学院校教育必须回归精英教育，但薪酬制度如果不及时跟进也很难持续，必须将坚持标准和改善福利待遇双轮驱动并举。

　　现实的情况却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所说，“即使中央财政（每人每年3万元）足额下发到学员手中，再加上地方财政补助，比起国际的通行标准依然是不够的。”

　　好经要想念好，配套制度要跟上。切莫因此伤害有志于从医的学生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医护资源的供给。

　　要在提高培训收益、降低培训成本上做“加减法”

　　解伟（山东省枣庄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专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医生和“准医生”们吐下苦水也可以理解，毕竟可预期的收益增长并不确定，硬支出增加却显而易见，于是激活了“损失厌恶”的心理防御机制。

　　可见，推动该制度成功落地，必须重视医生的“获得感”，在提高培训收益、降低培训成本上做对“加减法”。

　　加法方面，首先要保证培训的规范性，让学员学到真东西。“专培”与博士专业学位挂钩，意味着基地医院具备了正规医学院校的职能，带实习生式松散“一对多”、随意性大的带教方式明显不符合要求，必须探索建立相对标准化的带教模式，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检验带教效果。医师带教不应单纯强调奉献和境界，而应纳入绩效考核，与绩效工资、带教补助等“硬激励”和学术机会等“软激励”挂钩。

　　其次是“培”与“非培”人员职称评聘等方面的区别要明确具体、拉开差距。如果经过2到4年“专培”后晋升职称却只能提前1年，或者根本没有具体规定，要按地方或单位的“土政策”执行，“名惠实不至”何谈激励？

　　减法方面，首先要尽快实现“住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医学硕士、“专培”与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并轨”，避免“分道”运行额外损失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其次要通过成本的合理分担减轻个人压力。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应发放至学员个人账户，避免少数医院克减、占用或借机混淆、回避自身义务。当然，也要考虑承担培训任务对医院运营的影响，不宜过度增加其义务，最佳解决办法是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受训学员、带教师资的合理补助。

　　“专培”当以自由执业为前提

　　刘晔（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医学律师）

　　举目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医师的培养模式都是大学（4~6年）+住院医师（或全科医师）培训（3年左右）+专科医师培训（3年左右）制度。

　　通过此种规范化培训，一方面，医师无需再经医疗机构的特别训练，即可取得处理常见疾病的独当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医师有大致相同的医疗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公平保证所有国民获得基本同等的医疗服务。

　　如此先进、既保障医师利益也保障患者利益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医师培养模式为何迎来中国医师和医学生的骂声一片呢？

　　国家为何要进行医师的规范化培养？一是国家或全体国民的需要——保证不同地区的医师，哪怕是边远贫穷地区的医师亦有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的水平；二是医师职业团体的需要——通过高标准的准入门槛淘汰不适宜从业的人群，实现优胜劣汰；三是医师个人发展的需要，未经过规范化培养者，难以适应竞争化的医师执业环境，既难以被患者认可，也难以被同行认可。

　　上述三个导致规培制度产生的需要，前提都是医师可自由执业，如果不放开医师自由执业，就不会产生这三个需要，属于无效需求。

　　所以，实施国家规范化培训的基本前提是医师自由执业的推进。要允许现有在职医师自由开办诊所、与医疗机构签约、组建医师集团，此后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规范化医师培训制度，并且这种规培基地将不限于公立医疗机构，在私立医院、在医师集团都可能出现，甚至可能有资本专门投资组建医师规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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