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全球贸易和气候变化难题

　　最能体现全球化复杂性的问题，就是全球气候问题及相应的联合行动。

　　最能体现全球化复杂性的问题，就是全球气候问题及相应的联合行动。气候问题作为全球议题被提上议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大洲的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主要的经济组织都参与到这其中。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署，之后又有了《京都议定书》等合作协议。而在这期间，科学界更加清楚的解析了造成全球气候危机的原因，并不断提交人类活动改变气候的科学证据。

　　最近几年，世界部分地区频繁遭遇极端气候变化的冲击，例如，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强度加大，亚洲东海岸地区遇到的夏季季风更加不稳定，海洋加速升温已经使得格陵兰和南极的冰盖加速融化。至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则更加频繁的遇到森林山火。另外，部分地区在夏季的最高气温看上去失去了控制，以至于死于高温的人不断增加。

　　可以说，包括频频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提出异议的美国在内，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性、成因和解决方案，有着广泛的共识。这也是多个国际框架公约和议定书得以签署的原因。但究竟应当如何划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减排份额，是按照世界人口数量确定排放额度还是依照现有排放总量确定减排比例，需不需要考虑到一些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有过的严重污染记录，这一系列的争议迄今没有得到确切解决。

　　澳大利亚、美国哲学家、国家伦理学学会前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在其所著的《如何看待全球化》一书中，讨论了当前全球化最为核心的几项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贸易进程、国际法与国内法、对外援助与慈善。彼得·辛格以世界级伦理学家的视角，超越单个国家的狭隘视角，基于促进全球和平、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彼得·辛格详细讨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展开的行动，所需遵守的伦理法则。首先，历史原则即污染者付费原则不可忽视，无论是洛克的观点还是斯密的理论，都没有为富人、富国工业化过程中滥用大气排污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彼得·辛格认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就制约气候变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相当公平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国家需要为过去的工业化、更长时间的、不受节制的污染排放承担历史代价。其次，即时原则也同样重要，这需要换算出气候变化带来重大危机的污染程度，以及对应的排放存量，然后按照人均相等的原则算出各国份额。

　　当然，彼得·辛格主张的上述两项原则，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气候变化行动上的立场是完全相悖的，后者更希望依照国家排放总量、不考虑历史存量来计算份额，并且要建立排放份额的交易市场，这样一来，富国可以通过向穷国购买份额的方式来维持生产、生活水平不变。另外，还有经济学者主张依照经济规模、生产效率确定排放总额。在彼得·辛格看来，发达经济体的主张存在严重缺陷，他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考虑到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巨大资源差距，要尽可能改善最弱势群体的境遇，由富国来承担必要变革的主要成本。

　　《如何看待全球化》书中在讨论国际贸易时，列举了反对经济全球化、要求限制国际贸易的几种主张（经济全球化将对经济的考量置于环境等关怀之上，经济全球化侵蚀了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富国集团操控的，经济全球化助长了不平等）。彼得·辛格分别解析了上述几种反对主张。在他看来，宣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会破坏环境的说法，实际上罔顾了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才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实现了环境保护，并且使得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去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当然，经济全球化议题往往确实会涉及到国际法、国际道德义务与国内法的抵触，需要依照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原则进行必要的调适。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秩序目前存在的最突出问题，的确在于少数国家和地区掌控着制定标准及裁量冲突的主导权，而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只能被动接受。彼得·辛格提醒人们，时至今日，要在WTO内部听到最贫穷国家的声音仍然非常困难。而经济全球化是否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这一问题并无权威答案，因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如《21世纪资本论》等著作指出的那样，使得全球范围内顶级富豪的财富进一步加速积累，贫富悬殊拉大；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增强了全球扶贫济困的能力，极度贫困人口总量近年来发生了下降。

　　当然，作为伦理学家的彼得·辛格，认为WTO及主要的贸易大国都应做得更好。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述后指出，自由贸易在促进创新、增加消费者选择权的同时，确实也会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行业秩序，在监管失当的情况下，还可能加剧污染、造成工人权益得不到保护。书中提出建议，希望主要的贸易大国要在降低上述冲击和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继续遵照市场的力量创造价值。

　　《如何看待全球化》书中还提出，要以地球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增强对于世界部分地区极度贫困人口的援助，而这也是全球化进程所应当承担的道德使命。

　　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