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艺术磁场德国 8：德国艺术在中国

杜塞尔多夫学派印记

作为培养了战后德国当代艺术诸多核心人物的主要阵地，战后德国艺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艺术家都或多或少与杜塞尔多夫学院有关。博伊斯、波尔克、里希特、基弗等大师都曾在该学院学习或任教，在此次“德国 8”展览的作品中都留下了与杜塞尔多夫有关的印记。透过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和红砖美术馆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到，无论是绘画、摄影抑或是其他的创作方式，自杜塞尔多夫学派出现以来，德国的艺术创作思路就出现了整体变化并且始终激荡着多变和冲突的不确定性。

红砖美术馆以“先导 — 德国非定形艺术”为题，聚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抽象艺术流派“非定形艺术”。1950 年代之后，自由主义盛行的德国开始了关于“艺术的位置”的激烈的哲学和社会学争论 ：艺术的自由存于何方？艺术家是应该从现实中“解放”自己，还是应该如实地描述现实世界？这一时期许多艺术家在面对个人艺术理想时所作出的不同探索与选择，成为德国“非定形艺术”的雏形。此次红砖美术馆的参展艺术家布吕宁和胡美都是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教授，高度的个性化和自主化的视觉语言也让他们成为这新一轮艺术对话的先驱。

同样，民生现代美术馆则直接以“摄影的语言 — 杜塞尔多夫学院”为题，以此体现杜塞尔多夫学派对于德国摄影艺术的重要影响。民生现代美术馆在“德国 8”中专注于摄影作品的呈现，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出现使作为媒介的摄影不再是对现实的直接表现，而是成为一种观念性的手段与方法。伯恩·贝歇与希拉·贝歇夫妇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使摄影艺术进入了复兴。民生现代美术馆此次展出的作品均来自于贝歇夫妇及其得意弟子，展览中作品在体现摄影语言多样性的同时，也分别针对构图形式、建筑物内部空间、权力和肖像进行了充分讨论。

其中，托马斯·施特鲁特和卡特里娜·西弗丁的摄影作品以沉稳简洁的分析视角观察世界，同时对自我与个人身份以及当下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无论是摄影还是抽象派艺术，都经历了德国艺术史上自 1980 年代以来最激烈的变革。作为致力于视觉传达的抽象哲学的杜塞尔多夫学派，它对社会图景的不断探索和描绘，使公众更加真实地感知到德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对战后德国艺术产生的持久影响。

战后艺术的思考方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此次以“艺术之规 ：德国当代艺术”为题命名了展览，其作品的主要特征便是“打破常规”，这也是战后德国艺术家及其创作的重要特征。他们尊重日常经验、超越表象再现以及注重精神内涵和哲学思辨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艺术家大多不止于传统的架上绘画或雕塑，而是将创作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多样化的材料和更加宽泛的媒介，并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完成对材料和媒介的探讨。然而打破常规的不仅仅是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基于这些媒介和材料的艺术创作实验。透过这样的创作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战后的德国艺术家关于人类社会和艺术的思考。

此次“艺术之规”的参展艺术家大多数生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太庙艺术馆的《德国当代艺术先驱》中以基弗、波尔克、博伊斯为代表的艺术大师一道，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自“85 美术新潮”以来，德国的现当代艺术始终是中国艺术家的课程之一 ：具象与抽象、绘画与新媒介、艺术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是德国当代艺术面临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今全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以这样的角度看待“德国 8”，更多展现的是过去几十年德国在当代艺术领域进行的深刻思考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讨论。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也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带来了更多创新性的思维碰撞。

社会雕塑

作为 2015 年“中国 8 — 莱茵鲁尔区中国当代艺术展”的成功延续，“德国 8 ：德国艺术在中国”也在中国完成了新的延续，今日美术馆的“凝固的时间 —德国新媒体艺术”让战后德国艺术对材料和媒介的思考成果得以与中国的观众见面。在“德国 8”中，活跃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与现如今的德国青年艺术家在“德国 8”中产生联系，无论是绘画还是新媒介，艺术永远在不断地更新迭代。从各个年龄段的德国艺术家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艺术家们始终用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表达方式完成对历史的记录，朱莉德·福格特的纸上综合材料绘画把空间、时间、速度重构为具有诗意的图像，阿丽佳·柯维德的装置作品具有极简主义的气息。极简主义、新表现主义、莱比锡绘画、观念艺术……在全球化时代的艺术磁场下，德国艺术家正在探索当代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中国与德国此次关于当代艺术的互动，如同博伊斯始终致力于的社会雕塑一样，也在用相似的方式完成对社会图景的勾勒和交流。“德国 8”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并为中德两国构建了一个形而上的当代艺术框架，在不同的艺术方法、视觉语言、流派和风格中，让我们思考艺术的作用以及文化对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