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小镇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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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那本书是在1981年，我17岁。

　　那一年，“文革”平反仍在进行，女排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托福考试首次在中国举办。而我在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没有留城指标，只得从县城回到乡下复读、补习。

　　全世界都在剧烈变化，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倒退回了以前。就在那时，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小时候，局势动荡，我家一直在苏北的各个村庄和小镇中搬来搬去。我出生在杨家庄，五岁时去了陆王村，11岁又去了中堡镇，15岁去了兴化县城。我的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一次次杳无踪影。

　　漂。漂啊漂。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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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远方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考大学。

　　我父亲因为家庭成分差，没机会上大学，他便把所有期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初中成绩不错，还考上了中专——要知道，当时上中专是个好出路，我们镇上也只有两个人考上。

　　我母亲特别高兴：中专毕业就可以有铁饭碗了，就有工资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步行了一百多里路，走到城里的招生办公室，请求办事人员把我的档案撤下来。在那时，这是很疯狂的举动。我父亲坚信我一定能“放个卫星”，考上大学。

　　但我不争气，高考数学考得惨不忍睹，落榜。对我父亲来说，这无异于是场灾难。

　　我不得不去的戴窑镇，一个典型的苏北小镇，百废待兴，贫乏无聊。因为贫困，镇上在每晚天黑以后才开始供电。我住在学校附近一个简陋的零件加工厂里，房间外面就是冲床。

　　每晚我放学回来，都遇上工厂通电开工，那声音“哐啷哐啷”，震耳欲聋，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我到现在都纳闷，当年的我是怎么睡着的呢？

　　大概还是因为读了那本书。

　　每次只要能在那小屋里读一会儿，我就觉得浑身是劲，天塌下来我都能把它顶住，这世上什么都阻碍不了我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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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听说时，我觉得这书名真是长得可怕。

　　那年的11月，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我和同学一起，挤在一个棉纺厂的办公室里看比赛。那里有一台小小的电视，是全镇的珍稀资源。前面挤着几十个人，我离电视屏幕至少有30米远，但我还是确信我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刻。

　　那时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穿运动服从不拉拉链，于是一夜之间，我们学校全体男生穿外套都不拉拉链了。

　　而等到拿到《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眼里就再没有其他事了。才读了几页，我就放不下来。为防太快读完，我甚至给自已定了一个规矩：每天只能读半小时。

　　多年后，我收到读者的来信说：“读您写的《玉米》，真不舍得看完，每天只读一点点。”我很高兴，一下就想起我自己当年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情形。

　　回头看，它真不能算多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就是励志，用现在的话叫“打鸡血”。它的前半段是照着贝多芬的人生历程写的。贝多芬就是个倒霉蛋，可是什么厄运都没把他击倒。

　　那时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本法国小说非常风靡，那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那也是一本励志之书，讲出身贫寒的于连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在改革开放初期，励志，渴望成功，渴望成为英雄，是时代的主调。当时与六七十年代已经不同，少年们的偶像从本土的革命英雄变为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对于17岁的、高考落榜的我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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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书中看到克利斯朵夫，简直是英雄相惜了。

　　当看到他众叛亲离却没有倒下，仍昂扬向前的时候，我就心怀激荡、精神抖擞，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于是，每晚十点前后做完功课，我就看一段小说，看到热血沸腾，然后就拿着一副七八公斤重的哑铃做操。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说冬天锻炼后洗冷水澡对身体最好。但我害怕呀，苏北的冬天没有暖气，阴冷蚀骨。但一想到克利斯朵夫在看着我呢！精神顿时像受了感召，毫不犹豫地就走到小屋后的小河边，用还浮着冰碴的河水擦洗身体。

　　除了励志之外，克利斯朵夫的一生还是未婚的一生，也是恋爱的一生。对一个17岁的乡下男孩来说，有关爱情的描述永远是激动人心的。那时我连跟女生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但在小说里，我能跟着克利斯朵夫一次又一次地恋爱，从十二三岁一直爱到晚年。

　　尤其是那个“坏女孩”阿达，她粗野、俗气、充满肉欲、没什么好心，但我真迷上她了。我爱上了一个在当时的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角色，那种爱恋就更加绝望了，几乎是在折磨着我。

　　就这样，渐渐地，《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来说便几乎是具有宗教意义了，简直是触及了灵魂。

　　罗曼·罗兰在书中多次把克利斯朵夫比喻为一头狮子，因为他一头卷发，身体雄壮。我也觉得我心里有一头狮子，它一直活在我的身体里，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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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1981年吧。借来的书，我想总是要还的，就不断做笔记、摘抄。书有四大本，我也摘抄了整整四大本。一边抄还一边琢磨，自己虚构的一些段落也写上，越写越觉得有意思，过瘾。

　　写完了，洗了冷水澡，我就睡下。我常做噩梦，梦到又考数学了，卷子总是不对，要么印刷模糊，要么纸面破了，总之没法答题。我一次又一次惊醒。其实应该是心理上想逃避：考不好那不是我的错，试卷的错嘛。

　　什么北大、南大梦，我从来没做过，想都不会去想。能考上大学就行，是个大学就行。只要能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父亲的使命，只要能让我离开这个小地方，摆脱在各种乡镇搬来搬去的漂流命运。走出去，到哪儿都行，走得越远越好，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走出德国，走到巴黎去。

　　于是，我从那一年的11月，一直读到了次年的5月。读完后，我惆怅不已。

　　20年之后，我快40岁了。我偶尔在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突然想起了我的17岁，我激动人心的乡村岁月。我怀念它，我想回去。

　　但重读之后，我失望，难受。1981年过去了。再好的文学，也不能让我回到我的17岁，回到那些本应安静，却充斥着“哐当哐当”的冲床声的夜晚，再次体会我的精神激荡，我的感动、爱情、欲望和卑怯，我的圣洁的想象。

　　我渐渐明白，我如今已是用智慧、经验、眼睛和大脑读书。但17岁那年，我是在用本能、血液甚至心跳在读书。

　　我已人到中年，那一切已不会再有了。

　　但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我有过17岁。那一年，克利斯朵夫陪伴着我。

　　（黄敏摘自“豆瓣网”）

　　◎毕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