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发展创新导向的教育--专访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

　　中国有能力推动变革，但前提是教育体系必须转向解放创造力、鼓励自由的创新思想

　　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Stephen Toope）是这所世界著名学府建校800多年来的首位非英国籍校长，在此之前他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这一决定曾引发诸多争议，一些英国议员反对由加拿大人来管理英国最高学府。但剑桥大学师生们并不介意，并欢迎在剑桥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杜思齐。2017年10月起，杜思齐开始了他在剑桥大学的任期。上任不久，他就与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进行了会面。杜思齐表示，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是剑桥大学的主要发展战略之一，他愿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剑桥大学与中国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助力英中关系“黄金时代”。

　　日前，杜思齐在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对《中国经济报告》表示，剑桥无围墙，这里先后走出了牛顿、达尔文、霍金，是众多科学创新的诞生之地。中国在下阶段改革开放过程中，应发展创新导向的教育，为推动全球思想和技术的进步作出贡献。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中国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当前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哪些挑战？你的主要担心是什么？

　　杜思齐：关于评价改革是否取得成功，我想，如果政府推动改革的目的是为全社会提供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成功的环境，那就可以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众所周知，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使8亿人口彻底摆脱了贫困，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较差的人均收入基础，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总的来说，中国人更富了，更健康了，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中国这40年来教育体系的变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我所说的这些挑战中国政府都很清楚。

　　第一个挑战是利益分配，如果将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机会还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利益分配并不均衡。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也很严重，非洲、印度也都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中国在下一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中应该考虑到更广泛的利益分配。

　　第二个挑战是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挑战，因为它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都曾出现过大规模污染，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现在中国也面临污染的挑战，需要思考如何追求更加清洁的发展。同样，这不仅仅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很重要，但我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使得环境问题被严重忽略，现在必须有所转变。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如产能过剩和债务积压。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杜思齐：关于过剩产能，每个政府都有强大的动力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获得人们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钦佩中国，要知道在加拿大或英国，即使是一些我们都知道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有时也非常缓慢。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从未来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基础设施的需求会更大，产能过剩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债务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储蓄大国，现在债务在积累。在我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债务的妥善管理，中国在金融监管方面总体是谨慎的，所以虽然债务水平快速上升，但未来几年也会自我修正。

　　中国经济报告：你作为一名法律专家，对中国当前法治建设有何建议？

　　杜思齐：关于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与中国政府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法治意味着每个人都适用相同的法律，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法律。即使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也必须遵守法律，不能绕开法律。

　　从根本上来讲，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开放市场经济中取得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法治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要公平，不能带有国家偏见。如果你想吸引投资者、促进贸易，就必须让国外利益方获得和本国利益方一样大的话语权。

　　中国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实践以及公平解决争端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还需要重申其基本承诺。在我看来，无论是执政党的总书记，还是麦当劳的服务员，所遵守的法律应该是一样的。这是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我的建议就是中国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完善。特别是在一个强势的执政党领导下，完善的法治是避免走向错误方向的有效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十字路口上。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中国过去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增长不可持续等等。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要转变改革开放的模式呢？

　　杜思齐：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从第一代改革开放转向新一代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过程可能会很艰难，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再是制造业，而是研发、创新和教育。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对科研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也需要一个解放创造力的环境。很明显中国有能力推动变革，但前提是教育体系必须转向解放创造力、鼓励自由的创新思想，这样人们才敢于探索、突破现有思考框架的桎梏，创新才有可能发生。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偏重于灌输知识，整个社会就很难转向以创新为导向。我可以举一个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也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几年前我给新加坡政府提建议，当时他们十分担心新加坡的教育方式太过于死记硬背，学生只是记忆知识，然后告诉老师他们认为老师想听到的答案。新加坡政府认为，创造力和开放性在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同样需要重视。

　　教育改革应尊重多样性和开放性

　　中国经济报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曾表示，认为大学教育十分重要的观点应该加以调整。在他看来，学前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收益同样很高。你怎么看待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育？

　　杜思齐：这个问题我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认为教育的各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基础教育薄弱，那么高等教育也不可能达到一流水平，因为缺少那些有能力做出良好表现的高素质学生。但是在知识经济中，只有基础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教育阶段都需要优秀的老师，都需要给学生茁壮成长、充分学习的机会。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创新的核心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教育虽然昂贵，但我仍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领域，而且需要投资于各个教育阶段才能成功。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教育体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还远远不够。中国学生的机会非常有限，很多学生天赋很高，但仅仅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顶尖大学，他们很难获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40年必须持续投资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有全球竞争力，不是每所大学都能成为清华、复旦、北大。我们需要一些能够与哈佛、斯坦福、剑桥、牛津大学比肩的大学，同时也需要一些地方性大学以及非顶尖的全国性大学，这些大学的功能是让更多的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还有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专注于技能培训，这样，没有很强学术兴趣的学生可以学习到专业技能。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过去很多西方国家犯过这种错误，试图让所有的大学追逐相同的目标。我不认为大学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总之，教育有很多阶段和类型，投资应该是全领域的。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都知道，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但是政府似乎更热衷于短期见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对教育进行长期投资吗？

　　杜思齐：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政府更愿意通过建造更好的地铁和道路来获得人们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很重要，而教育投资的确在长期才能显现出效果，这就需要有远见的领导人重视教育投资。经合组织的研究发现，对知识资本相关的持续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且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5年前，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中国教育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平衡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投资。此外，我认为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投资，那就是健康、医疗，这也是一个投资不足的领域。如果政府不进行这些基本的投资，社会就无法繁荣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高校现在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建设智库。有的高校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了十几个智库。但是这些智库基本上是从事政策研究，而非基础性研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思齐：我们的体系有所不同，在剑桥大学的智库，我们主要从事跨学科的基础研究，我们的想法是确保那些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机会与从事政治学或社会学等研究的学者一起工作。现在人们研究的问题很少是可以通过某一个学科来解决的，大家都在寻找各个学科的连接点，所以智库的目标就是让学科之间相互联系起来。

　　在中国，智库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中国如果希望对人类思想或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就不能只关注眼前的短期问题，这些短期问题基本上是能够通过单一学科的研究来解决的，我希望中国能为全球重大问题的研究做出贡献。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当前一些国家存在的逆全球化趋势？

　　杜思齐：理解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运动的根源是非常必要的。我主要讲一下美国和英国。如果你看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北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在过去10年中都保持了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而美国和英国则完全相反，这是一条重要的信息。虽然我们常说，美国是充满机会的乐园，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并没有提供很多机会。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10年没有得到任何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子女将来面临的机会更少。因此，在美国和英国，人们这种认为事情越来越糟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认为他们把问题归咎到了错误的原因上，这是一个内部问题，而非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自由流动、商品的自由流动以及思想的自由流动，并不是导致收入增长停滞的原因。许多工人失去工作更多是因为技术进步。这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工，挑战将越来越大。因此，我认为各国应共同处理好这个基本问题，否则全球化的压力只会更大。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经济，很多人认为中国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失业和收入增长停滞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杜思齐：首先，我认为这种批评很荒谬。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来自全球的跨国企业CEO聚集于此，我所听到的是，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雇佣的大量员工都与中国高速增长密切相关。所以，不应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看作是问题，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为自己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不仅仅是对中国国内的增长，而且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减少其他国家的质疑？

　　杜思齐：当然，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过程中，其他国家总会有一种不确定感。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跟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二战后美国主导了全球经济和社会规则的制定，现在主导力量越来越多元化，中国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必须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国，还有利于其他国家。无论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还是其他领域，如果中国想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必然会带来一些结构性变革。我认为如果中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净贡献者，将减少变革所引发的不确定感。

　　此外，中国不要给邻国造成过度紧张的压力，在南海、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菲关系等问题上，如果中国不再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而是从区域角度加强合作，中国可能更容易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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