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补”手吴坎坎

　　他到过地震后的汶川，也去过被泥石流袭击的舟曲。发生暴恐事件的昆明，大爆炸过后的天津，这10年来，几乎中国每个重大灾难的现场，都能找到他的身影。他就是吴坎坎，可以算作中国第一批进行灾后心理援助的专家，见证过灾难造成的最隐蔽的伤疤。

　　汶川震后待当地两年

　　85后的吴坎坎，整整10年时间都在出差中度过。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他说自己“头发掉了许多，腰围大了一圈”。

　　当年一起读心理学硕士的40多个同学，只有他坚持做灾后心理援助领域。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他曾经为一个被捅了3刀的女孩做心理援助。后来很长时间，他都对刀感到恐惧，特别是怕自己3岁的女儿被它伤害。

　　和痛苦打了10年交道后，他更愿意谈论，灾后心理援助从不为人知走向家喻户晓。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才开始真正关注心理援助。2015年，“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成立，吴坎坎终于可以说，“我们是心理援助的国家队”。有了这个组织，哪里有突发事件，就能马上将当地和附近心理援助力量动员起来，以最快速度投入灾后危机干预。

　　吴坎坎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的人群，通过及时的心理援助可以慢慢化解痛苦。

　　但心理的重建并不容易。大灾待5年，中灾待3年，小灾至少待一年，是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铁律。汶川地震后，“有些心理咨询师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只是打开了伤口，却没有能力或者时间包扎，就走了。”而吴坎坎在当地一待就是两年。

　　设法获取受灾者信任

　　在位于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厂，吴坎坎去做心理援助时，没有办法走近受灾者。后来他看到一些灾民开始搬家，自己也默默地在旁边搭把手。陪伴带来了心理上的熟悉，他最终说出了自己是心理援助志愿者的身份。

　　那是吴坎坎第一次接触心理援助。刚开始做心理援助时，吴坎坎和他的同事很难得到信任。灾后重建任务繁重，物资往往比心理更得到重视。

　　黄岛爆炸发生之后，吴坎坎曾经为了协调当地政府和专家，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直到一天下午，他感觉自己直冒冷汗，头晕眼花。有时间休息后，他一口气睡了3个小时。

　　和灾民打交道时，吴坎坎小心翼翼。他曾在汶川地震后的绵竹市体育馆安置点看到，许多抱着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志愿者一窝蜂地跑来。他们看到有人在路边哭，就跑过去问“你为什么哭，你们家有几口人”。被问多了，灾民就对心理援助产生了排斥。

　　吴坎坎告诉记者，这是“二次创伤”。“心理咨询尊重的原则是他自己主动打开（伤口），我们会协助他，告知他，你经历这些事情，第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会有焦虑、害怕的反应。”

　　吴坎坎要求志愿者在早期避开明显碰触伤口的行为。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建立工作站，招募专家和专家型志愿者。“我们要稳定下来。别人看见我们稳定了，他才能够感觉稳定了，才会来找我们”，组织起社区活动，然后慢慢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灾后心理援助路漫漫

　　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7年后，《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但吴坎坎担心的是，依然没有一个实际部门对接开展工作。

　　在吴坎坎看来，灾后心理援助还有很多路要走。在2015年天津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吴坎坎发现，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止普通的灾民，医生、护士和消防员成为“隐形的受伤者”，但是这样的心理援助需求很多时候被忽视。吴坎坎能做的，只是建立起更成熟的督导体系。同时，还要防止每天与灾难共处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受到伤害。

　　今年的5月12日，吴坎坎受邀重返当年做志愿者的地方。重返灾区时，他听到了一个故事。一对北川的夫妻，从5月12日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两个人坐在沙发两头沉默，却谁也没有能力去触碰对方的伤疤。他猜测灾区还有很多这样沉默的人，“他们心里的伤其实一直是压下来的，不可能消失掉。”

　　（张秋荣荐自《中国青年报》）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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