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文化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干支顺序、八卦等等。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孟子》全文。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40年以后在一本书中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中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有永存的价值。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

　　1960年夏及1962年，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他当然十分激动。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77岁。

　　六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时却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李志刚荐）

　　◎杨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