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中国--专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政府采购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对补贴、投资对等原则的改革，有利于中国优化贸易格局和完善制度规范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有哪些成功经验？如何转变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增长？下一步如何继续深化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如何全方位扩大开放？《中国经济报告》邀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下阶段改革开放需要平衡、互惠、对称的利益安排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改革开放模式应该跟过去40年有所不同吗？

　　迈克尔·斯宾塞：中国过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动改革开放，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初没有完全的把握，但可以边走边看，根据人们的行为方式灵活调整，这一点应该继续坚持。中国增长模式转型过程当然会很艰难，但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变化和挑战往往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所以我对中国今后的局面还是挺乐观的，转型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人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提高。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2011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主要得出哪些结论？你认为下一阶段中国应如何在过去40年改革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改革？

　　迈克尔·斯宾塞：参与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的设计，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这段经历非常宝贵。改革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很多国家都在推进改革，无论是从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我们都需要在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上做出一些权衡，这就需要政府前瞻性地考虑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追赶型国家了，而是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以市场换技术并不是一个好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方式。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在一个企业里，任何一个部门可能都没有技术部门重要。中国需要设计出更为平衡、互惠、对称的利益安排来推动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你的观察，你认为中国下阶段改革的侧重点应该在哪些领域？

　　迈克尔·斯宾塞：中国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领域把握好：一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不太可能再继续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了。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调整企业的业务模式，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二是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改革。中国政策制定者当然知道改革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但很多人认为进展较慢，比如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信贷发放不公平等问题。我主张的不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我认为至少应该让市场发挥直接的作用。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最终可能会形成大量的资产泡沫，与去产能的意图背道而驰。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应如何减少其他国家的质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迈克尔·斯宾塞：我觉得中国可以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希望成为一个积极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经济参与者，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朝着同样的发展方向迈进。那么，中国能做什么？我觉得中国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做出主要贡献。

　　一是维护多边体系。多边体系是开放的基础，如果大国之间只发展双边关系，那么小国将难以在夹缝中求生存。二是投资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我们看到，中国过去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也非常成功，投资能力是中国的一大财富。三是向发展中国家继续开放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市场的扩大，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四是技术外溢。中国现在也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来源地，比如数字化技术，发展中国家可以从技术外溢中获得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在最近几个月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你怎么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这是否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迈克尔·斯宾塞：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对发展国际贸易十分重要，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加入SDR一篮子货币则是关键一步，因为很多双边贸易使用SDR货币篮子里的货币。

　　我想中国政府（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并不认同市场上关于人民币汇率过高从而需要贬值的观点。而且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性力量，人民币大幅贬值将会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害。因此，中国政府倾向于利用外汇储备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里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市场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但只是相对美元的贬值，由于欧元对美元贬值幅度更大，所以人民币相对于欧元是升值的。二是只关注名义汇率是有误导性的，按照中国工资收入增长的速度，人民币实际汇率实际上是有大幅升值的。纠缠于人民币汇率，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浅显认识。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对全球经济有利，人民币盲目急升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有害。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房价存在泡沫吗？

　　迈克尔·斯宾塞：当然，中国在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可能会存在泡沫，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刺激政策，导致大量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看到北京这类城市房价很高，但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吸引了大量人口。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位置，位置，以及位置。所以我认为，像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还远远没有到要破灭的程度。

　　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两个风险和挑战是空置和债务问题。我在北京周边看到过不少空置房屋，尽管大家都觉得未来人口集聚会让这些房屋不再空置，但如果空置量过大，仍会产生风险。另外，如果出现大量坏账，也会带来金融风险。中国的好消息是家庭杠杆率还不算太高，中国政府也有一定的能力化解不良贷款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开放国内市场，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

　　迈克尔·斯宾塞：对于国内投资者而言，中国的投资环境良好，但政府还需要确保企业能够获得充足的融资。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能够在哪些领域投资以及在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中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不会做出简单的评价。总的来说，中国有非常大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在金融投资方面，随着政策的落地，市场也越来越开放，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保持开放的同时需加强自我规范和监管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当前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格局？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现在看到，二战以来的全球体系似乎正在崩溃。如果从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资本、信息（知识和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来看，这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正受到威胁。我认为当前贸易领域的核心问题涉及数字化、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变革。这些技术变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已经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扩大。

　　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越来越不重要，制造的地点也越来越不重要，制造业要么向市场移动，要么向创新中心移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技术变革，这样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了。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未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需要讨论的。

　　中国经济报告：这是否意味着，一些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时间窗口正在缩小？

　　迈克尔·斯宾塞：虽然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可以流动，所以全球价值链在不断转移。我认为以后的全球贸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和现在的格局较为接近，虽然商品和服务可以远程供应，但劳动力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的某些节点仍然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

　　中国经济报告：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对贸易和投资带来怎样的影响？

　　迈克尔·斯宾塞：我觉得贸易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数字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上。具体怎么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和提供数字技术的企业会受到怎样的监管。现在没有国际协议对相应的活动进行规范，应加强国际对话，就规则和条约的制定进行谈判，以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对国际贸易的支撑作用，避免几大数字平台形成割据局面。

　　投资领域也需要类似的框架。比如中兴和华为被美国政府审查，审查的结论是两家企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清晰，可能会留有一些后门威胁美国安全，因此一些项目和业务被封堵在美国市场之外。我相信这些企业到美国市场是基于商业的理由，它们也有很好的产品。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可以通过制定国际条约和协议来约束和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这个领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先进技术肯定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议程，中国必须保持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同时也要对技术进行更好的自我规范和监管。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特朗普执政下的中美关系？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也不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事情。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特朗普不是一个多边主义者，他并不认可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过去一些传统政策可能会被摒弃。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也许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在很多领域会有不同的立场。但考虑到中美两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都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报告：中美贸易摩擦中，谁会成为损失最大的一方？

　　迈克尔·斯宾塞：我想两个国家都会深受其害，而且遭受的冲击会非常大。但是我们很难去计算损失，因为贸易关系越来越复杂。

　　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考虑到中国经济的体量，中国完全可以利用经济影响力或软实力的提升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而不必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竞争。

　　采访手记

　　与我们采访的其他诺奖得主不同的是，斯宾塞是为数不多可以全程就中国问题接受采访的学者之一。这得益于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

　　在过去几年中，斯宾塞频繁穿梭于两个世界：一个是他生活和熟悉的欧美；此外，他有意识地选择多走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斯宾塞说，经常去这么多国家十分有好处，这有助于他理解每个地方，而不是隔着大西洋远观。“书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毕竟还是相差甚远。”

　　斯宾塞因为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而获得诺奖，但他认为自己后来更多是一名宏观经济学家。获得诺奖后不久，他承担了世界银行发起的关于增长框架的研究项目，研究在25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经济增速达到7%以上的国家。这是斯宾塞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新手”的起步。

　　斯宾塞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中国的创新和变化，并试图理解背后的运行机制。2011年，斯宾塞与世行前首席驻华代表林重庚（Edwin Lim）牵头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十二五”规划评估的课题研究，有20多位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其中。该课题的委托方便是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后来该研究报告集结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一书。

　　在斯宾塞看来，开放的战略、能干的政府以及强大的执行能力，是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原因。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艰巨挑战。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充足的总需求，但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增强国内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

　　□中国经济报告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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