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男栿：不走重路

　　如果在34岁时就死去？王男栿对时间的观念决定了她日后的很多选择

　　王男栿：纪录片导演，奥斯卡纪录片评委

　　王男栿的微信签名写着“If I die young…”

　　她曾经一直觉得自己会在34岁时死去。那是她父亲去世的年纪。那年她12岁，还不太懂死亡的意义，父亲因脑溢血突然离世成为她生命中影响最大的事。

　　“如果到34岁就会死，那我每一天都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都不能浪费。”

　　她33岁，定居美国，和美国丈夫生了可爱的儿子，做着自己喜欢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她的经历曾被简短描述为“出生在农村，没上过高中，也没参加过高考，却拿下了中国和美国的3个硕士学位。第一部作品便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两部作品之后，获邀成为奥斯卡纪录片单元的评委”。

　　从小在农村生活，接触到底层社会，让王男栿在有机会拿起相机时，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在了社会弱势群体身上。她的第一部影片《海南之后》在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首映，并入围2017年奥斯卡的15部最佳纪录片，但因为题材较为敏感，至今未能在国内上映。第二部影片《我是另一个你》有关流浪汉和精神病人，在美国西南偏南SXSW艺术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音乐电影艺术文化节）首映，拿下最佳女性纪录片导演奖和评审团特别奖最佳叙事奖，于2018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映。

　　2011年，王男栿辞掉大学教务处的稳定工作只身前往美国时，从没想过能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没有留学，她觉得自己可能早已在原来朝九晚五的岗位上自杀了。如果没有自考大学，没有考研，那样的人生于她而言可能更加无法想象。

　　她当然知道生命可以远远不止34年，但她对时间的观念没有改变。她希望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有不重复的经历，体验多彩的人生。

　　从奥斯卡入围到评委

　　《中国慈善家》：2017年，《海南之后》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后来你又因此成为奥斯卡评委，能介绍一下过程吗？

　　王男栿：其实不是这样的，入围和做评委这两件事情没有直接关系。在美国，一部片子送审奥斯卡有一定条件，比如要在美国上院线，要在纽约上映一星期，每天4场，在洛杉矶上映一星期，每天4场，而且要在几月份之前播。送审之后，为了保证公正公平，会让业内的很多人来评，可能有几百人，从成千上万部里慢慢选出15部入围，5部提名，最后其中一部获最佳纪录片奖。

　　《海南之后》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2013年发生了海南“校长开房案”，一位校长把学校里的小孩带到宾馆里对她们进行了性侵。我的片子是以这个为起点，讲述案件从有争论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是奥斯卡评委，当时看了《海南之后》就一直鼓励我，说这个片子很有潜力，一定要送审奥斯卡。那是我第一部片子，我并没有很多期待，而且当时我已经开始做第二部片子《我是另一个你》，所以不太想做这些（送审奥斯卡），觉得希望渺茫，耗时、耗钱，包括要做300多个DVD发给评委看。但这个朋友鼓励我一定要做，最后《海南之后》入围201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至于做评委，也是后来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想推荐我做奥斯卡评委，我当时其实还没想过这个事情，她就为我操心，我特别感激。

　　《中国慈善家》：成为奥斯卡评委具体需要哪些特质或条件？

　　王男栿：具体标准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至少要有两部片子上了院线，如果有两名现任奥斯卡评委成员推荐，然后你又符合他们的标准就可以。

　　《中国慈善家》：知道受邀成为奥斯卡评委的时候什么感觉？

　　王男栿：它是一件好事，它的意义在于它是这个行业认可的象征，因为只有自己在这个行业有一定作为、做到一定成绩才会被业界认为合格来做评委，这让我对自己和对以后做片子，都有更多信心。

　　《中国慈善家》：第一部影片就获得很大成就，可能会对你后面的作品从题材、风格上有一些影响？

　　王男栿：《海南之后》在美国上映之后，有人找到我说：“我有个人权的题材，你能不能来做这个片子？”我（会拒绝）说我正在做别的题材，或者说我对那个没兴趣。有一些人专业做揭露人权（问题）的片子，那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有很强的使命感。但对我而言，那不是我的职业或者使命，那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今后我也不知道会继续做什么题材，我对人的情感和思维很感兴趣，对社会问题也很感兴趣，大的方向是定了的。做纪录片能够带我体验不同的人生，看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片子都不一样，关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事件，如果是一样的就没意义了。

　　《中国慈善家》：最开始的两部片子可以说都着眼于边缘群体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选择？

　　王男栿：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接触了很多底层社会的人，自己的童年也比较苦，家里没有钱，我要做一些比如去村子里各个角落捡破铜烂铁卖、在大街小巷卖鸡蛋这种城里孩子从来没经历过的事情。

　　包括我爸爸的去世我觉得跟医疗制度有关，如果看病不贵，让他有条件去看病的话，就不会演变到那么恶劣的程度；我也对教育制度有很多想法，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贵，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钱让我上大学，教育制度如果能有改善的话，那就不至于让穷人上不了大学。这些不满造就了我后面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后来出国选择新闻专业，我也是想将来要做这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报道。

　　我准备考研的时候，因为考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必须学第二外语，我找了一个老师上课，每周去一两晚学日语。我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就学得很好，跟日语老师也成为朋友，他也会带我认识一些日本朋友。当时社会上对日本的仇视还比较严重，觉得日本跟我们有仇恨，日本人都是坏人。有人可能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居然能够如此仇恨，我觉得可能跟受的教育有关系。老师也会跟我讲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他告诉我：“希望你不管是听到新闻，还是看到报纸、电视，你了解到的信息都不要一味地去相信，而是去思考为什么，是不是这样。”这些经历让我后来再看社会时会带有一些批判眼光和独立思考。

　　《中国慈善家》：有人说反映社会现实甚至是黑暗面的片子比较容易获奖，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王男栿：这是很可笑、很愚昧的一个观点，你让说这种话的人去做一个反映黑暗面的片子看能不能获奖？反映黑暗面和获奖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你去看一些获奖的影片，包括文学作品，大多数确实体现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也不叫黑暗，那是因为只有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所以这个逻辑关系错了，你可以说获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很深刻的题材，那这个现实问题不仅包括中国，还有美国、非洲、阿拉伯国家都一样，因为揭露问题是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是影片，也是生活

　　《中国慈善家》：在《我是另一个你》中，你对主人公迪伦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个阶段，能具体说一下这个过程吗？

　　王男栿：我最开始认识迪伦的时候跟他聊天，我以为他跟我一样是在外旅游的年轻人，我以前在路上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旅行者。迪伦谈吐很有哲学性，表达能力很强，聊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他是流浪汉，因为他说他平时住大街，没钱的时候吃路上的死松鼠。我觉得惊讶，因为跟我之前的判断不一样，我就决定拍摄，但当时我没想过要把它变成一个作品，就是带着相机在旅行途中作记录。

　　拍的过程中碰到很多人，有的指责他，有的赞扬他，有的说“你怎么不去找工作？你不能一辈子这样，你这是逃避现实”，有的说“你怎么这么勇敢？你在做我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态度让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每个人对他的评判都是建立在自己的背景之上，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的，我当时就想呈现他的生活状态和别人对他的各种评判。

　　拍了十几天之后，我渐渐发现他不是很感恩，比如他把别人给他的钱随便花掉，别人给他的食物也扔掉，我就不是很喜欢，质问他，指责他。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结束了拍摄。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最开始吸引我，是因为他对自由的那种理解和我对自由的向往，但是随着观察他如何运用这种自由日久，我的感受变了。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到迪伦家乡，通过迪伦联系到他的家人，了解到他家人眼中的他，对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理解他出身的环境是怎么造就他的。再后来了解到他的精神问题（精神分裂症），别人认为是精神疾病，但他自己并不认为，我觉得他所做出的选择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这时候我才觉得，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片子。

　　《中国慈善家》：在你更加了解迪伦之后，总的来说你怎么看待他的选择？

　　王男栿：评判迪伦的行为是勇敢的、鲁莽的，还是不负责任的，这是片子不去做的。我觉得作为纪录片导演可以有判断，没有判断很难做一个片子，因为片子都是有主观态度的，当你选择哪个方向、哪个角度去拍，就已经代入了主观态度。在《我是另一个你》中，我希望观众像我一样，对他的认识也会经历一个心路历程，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在看片子的过程中能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他是一面镜子，把你自己的内心照射出来。我觉得我做这个片子呈现的是我们去问自己，当我们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评判什么。

　　《中国慈善家》：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是一面镜子，能把你自己的内心照射出来？

　　王男栿：那次在大街上我对他批判之后，我们吵了一架，我就在反思，觉得我怎么也陷入其中，变成带着偏见去看他的人了？这让我觉得很有趣。

　　后来去到他家，他父母说出他的精神问题，我很长时间都很不愿意相信。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会做出跟常人，或者跟社会期待不一样的事情，在中国的时候我也觉得社会对特立独行的人不够有容忍度，你做出一些与常人不同的选择或者行为，在极端情况下会被认为有病，所以当时他家人说他精神有问题，我首先觉得肯定是因为他做出的决定和选择让家人不能接受，所以大家觉得他有精神病。这也是因为我的主观偏见。

　　再后来，每当我把这个片子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朋友听，就跟在大街上一样，听到他故事的人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所以这个就强化了我的想法。

　　《中国慈善家》：《我是另一个你》上映之后，观众的评价如何？是你预期的反应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男栿：这个片子在美国放映后，在亚马逊上有DVD发售，收到100多人留言，每个人的留言都非常详细，还有人发邮件到这个片子的网站。很多人写，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我男朋友就是这样子的，我儿子就是这样的，让我看哭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有多不了解他，我以前不理解他，现在终于理解了……

　　确实，像迪伦这样的人在美国社会很普遍，不管是流浪汉也好，还是有精神问题，精神分裂，有双重人格的人也好，这种人特别多。 让我感触最多的是这个片子能够让很多身边有像迪伦这种亲人或朋友的人看到之后，去反省自己对他们的认识。

　　我也把留言全部转给迪伦看了，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观众。他说，看到那些话后，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原来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很高兴能让大家有共鸣。他说他现在挺好的，已经戒酒了，别人给了他一辆商务车，他把它改装成房车，开着它去旅游，他说他想把经历写下来，出一本书。

　　如果34岁时死去

　　《中国慈善家》：如果简单看你的人生轨迹，大概可以描述为：出身农村，高中没有毕业，自考大学，在上海念研究生然后留校，“裸辞”出国念书……你似乎始终有不甘于现实的一股劲儿，这股劲儿来自哪里？

　　王男栿：从小我的世界观就是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不断看更大的世界。

　　我父亲本来考上了大学，但是因为有心脏病，体检不过关，没能录取。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空有许多梦想却不能实现。因为他走不出去，所以非常重视对我的教育，一直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曾经跟我妈说：“哪怕去北京上海讨饭，都比现在好，因为那样可以把孩子带出去，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广，而不是一辈子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他的这种理念对我今后的追求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慈善家》：你的故事听起来就像一个传奇。从你自己的角度，你觉得自己一路走来顺利吗？有过哪些困难的时刻？

　　王男栿：回过头想想很多时候很辛苦，因为没能上大学，我有非常强的求知欲，非常羡慕上大学的同学，一直想上大学。我通过成人高考自考了江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跟普通本科在同一个校园，但课程、老师、教材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对文学很感兴趣，就去找了英美文学课的老师，问她我能不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老师同意了。

　　成人教育的文凭和统考大学的文凭非常不一样，社会上也有很多歧视，唯一能改变的途径就是再考研究生。下了课我追出去找老师，告诉她我想考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不知道怎么准备。她很惊讶，感觉我什么基础都没有就想考研究生，差得太远了。她告诉我，把谁谁谁写的四册书、谁谁谁写的八本书读完，读完你再考虑。

　　我就激动地去书店里买了那些书，后来才知道那些书是很多学校的研究生必考书目。因为没有什么基础，第一遍完全看不懂，又看第二遍、第三遍，可能每本书都看了至少五六遍。我那时候基本每天早上凌晨5点起床学习到夜里12点半，规定自己一个小时要看完20页英文书，每天背300个新单词，吃饭走路都在学习，不学完不许上厕所……就那样考上了上海大学的研究生。

　　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挺苦的，因为我没有任何媒体知识和经验，在俄亥俄大学选课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上很多媒体史、摄影史、剪辑史这样的基础课程，但是我不甘心，我想学更多实践性的东西，所以我又用以前的做法，写信给摄影入门、剪辑入门这些实践课的老师，说我想听这个课，我为什么想听，老师都很欢迎。

　　那一年我上的拿学分的课都跟历史有关，所有实践课基本都是找老师旁听的，后来就一直延续，到纽约大学也是，我上的是新闻专业的课，同时又去找电影学院的课旁听。所以假如说我选修了三门课，另外也会有三门课旁听，比别人多一倍的作业，忙一倍。

　　《中国慈善家》：这些时刻是怎么熬过来的？

　　王男栿：我一直的信念就是吃苦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人生短暂，不同的体验越多越好，如果一生都幸福快乐，会很单调也很无聊，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就好像你把小孩子领到糖果店，里面有成千上万种糖果，你给他100次机会让他选择，一般的人都不会选择拿100个同样的糖果，会挑100种不一样的尝试。这个道理其实放到人生中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人生太长，有时候很多人因为琐事麻木了，忘记了人生其实也是一种选择，世界也提供了成千上万种经历的可能性，如果你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过同一种生活，没有更多的思考和体验，它的意义就不够大，可惜了。考研的时候和刚来美国的时候，虽然很苦，但也很快乐，因为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变化，充满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说父亲去世是对你人生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件事情。能回忆一下父亲和你的关系及对你的影响吗？

　　王男栿：我跟我父亲一直都是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说，就连小学的时候暗恋哪个男孩子我都会告诉他。他很爱写作，也会鼓励我写作，和我一起看书，也是他影响了我喜欢讲故事的性格。

　　父亲去世的时候才34岁，我12岁，弟弟8岁，整个家庭是崩溃状态，还有很多债务没有还，家里觉得高中3年、大学4年遥遥无期，不知道要用多少钱，又觉得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所以决定让我读中专。我记得我当初高出重点高中录取线四五十分，（不能去读高中）对我打击非常大。

　　父亲的去世也让我觉得时间非常重要，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到34岁的时候也会死去。如果到34岁就会死，那我每一天都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而且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是要替两个人活着的，我自己的，还有我父亲的。我的这种观念决定了日后的很多选择，包括不愿意做重复的事情，希望人生有更多的体验，让人生有价值、有意义。

　　撰文/谢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