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涛承载的故事

　　很多与海洋为邻的文明，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海洋文化。从瑰丽的传说、世代传承的歌谣，到属于科技范畴的船舶设计与导航手段，乃至“借力”季风和洋流开辟的商路……与大海的互动关系，塑造了人类的文明。

　　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完善，人们开始渴望探索远方的海洋，并将海的另一边的景象记录下来，传播给自己的同胞。正是这样的探索，使人类走出了将世界连成一体的最初脚步。

　　技术护驾远航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海洋覆盖了大部分表面的星球上。为了沟通彼此，人们建造了形形色色的船舶，以跨越海水的阻隔。随着航行距离的延长，航海者们为了避免迷航而开发出种种导航手段，用以平衡大海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早期航海时期，人们常用满天繁星作为导航的方向标。特别是在缺乏陆地作为参照的情况下，航海者可以使用正方形的牵星板，将上下两边对准海平线和特定的星座，根据牵星板的尺寸就可以测出星体的高度角，进而判断出船舶在海上的位置。位于上海东郊、坐落于东海边的中国航海博物馆里，就收藏了这样一套牵星板。它与一把欧洲航海者用来测定太阳高度的量天十字尺并排放置，讲述着人类早期航海者运用自然天体进行导航的故事。

　　在完善导航技术的同时，人们也为航行得更远而建造出更大、更能抗风浪的船。中国航海博物馆帆船一样的建筑造型，为容纳一艘巨大的中国明代福船提供了空间。这艘高近27米、长30余米、宽度超过8米的中国式帆船，凝聚着古人与海洋打交道得到的智慧。它的船体适合远洋航行，只要有合适的风就可以达到不错的速度，而且即使遇到大风浪也不会轻易倾覆。即使以现代船舶工程学的角度来看，福船的远洋航行性能也是相当出色的。

　　三只小船改变历史

　　尽管曾经有过辉煌的航海历史，但古代中国仍然更偏爱于经营陆地。当中国人结束大规模的远洋航行、选择忽视海洋的时候，欧洲的航海者却开启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他们的一次次远航冒险，使人类得以清晰地勾勒出世界的样貌，并且最终使全世界连为一体。

　　在航海文化悠久而丰厚的西班牙，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海军博物馆，珍藏了这一切的开端：热那亚布匹商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一次西行探险时，得到了刚刚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王室的支持，率领三只玩具般的小船离开伊比利亚半岛向西航行，试图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线。然而，由于他错误地计算了地球的周长，并没有如愿到达亚洲，而是来到了一片新大陆。

　　回国之后的哥伦布荣誉加身，而王室渴望得到更多来自“亚洲”的信息与财富。待到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时候，他带上了一位名叫胡安·德·拉·科萨的制图师，以描绘所见土地的样貌。这位制图师将新发现的土地记录在一张牛皮上，并且在回到欧洲之后发表，成为第一张绘制有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

　　当哥伦布继续西行并坚持认为自己已到达“印度”的时候，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到达了真正的印度，这对哥伦布无疑是个坏消息。

　　此前，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致力于开辟新航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新发现的土地陷入了敌对。最终，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神权进行仲裁，先后用两道“教皇子午线”（地球经线），划分了这两个海洋大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其中一条“教皇子午线”，设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以西100里格（1里格≈5.556千米）的地方。以今天的地理学术语来描述，这意味着整个美洲和太平洋各岛屿归西班牙，亚洲和非洲则归葡萄牙。

　　但葡萄牙方面对此并不满意，要求将这条线向西推移270里格。而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了《托德西里亚斯条约》，确认了这条新的界限。在西班牙海军博物馆里，就陈列着这份重要的外交文件。事实上，以当时的测量手段，人们并不能精确地测量船舶在海上的位置，也难以得知美洲土地上的经度。因此，签约的两国国王并不非常清楚，自己签下的条约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事后看来，这条新的界限刚好穿过南美洲，使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得到了土地，也形成了今天南美洲大多数国家讲西班牙语，而巴西讲葡萄牙语的格局。

　　船舶，不仅仅是机器

　　在西班牙的另一座大城市—因为地中海贸易而繁荣的巴塞罗那，设在旧港附近的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则以不同的视角展示着西班牙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航海文化。

　　这座博物馆建筑，曾是始建于13世纪的皇家船坞。在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罗马教廷等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土耳其争夺地中海霸权的勒班陀海战中，西欧海上力量联军“神圣同盟”一方的旗舰便在此建造。皇家船坞被改造为博物馆之后，这艘巨大的桨帆战船的同等比例复制品，便成为这里的镇馆之宝。围绕着这艘巨船，博物馆致力于讲述与之相关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故事，从建造战船各个部件，以及将它们组装在一起的工人，到在船上服役的士兵，以及像机器零件一样被固定在船上的划桨手。

　　在布设于战船侧面的小剧院里，精心录制的视频，揭示了一段尘封的轶事：1571年10月6日，在一艘停泊待命的桨帆战船上，年轻的火绳枪手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正发着低烧。这位后来写下巨著《堂吉诃德》的西班牙文学巨匠，此时只是“神圣同盟”联合舰队里的普通一兵。或许是担心第二天卷入肉搏战中失足坠海就此殒命，难以入眠的塞万提斯离开舱房，走上了战船的甲板。低烧让他的意识有一点点模糊，发生在地中海上的一场场厮杀仿佛依次在他眼前重现，让他心中萌发出强烈的使命感，心情也一点点平静下来。战斗打响后，塞万提斯所在的战船伤亡惨重，身中两枚铅弹、左手几乎被砍断的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许多年之后，晚年的他为自己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役”当中失去一只手感到无比荣耀，甚至声称即使能重新回到勒班陀海战那一天，他也绝对不会逃避负伤的命运。可以说，这只严重畸形的手所见证的惊心动魄的瞬间，最终决定了塞万提斯的文学创作风格。

　　不过，在这座博物馆里，更多被展示出来的是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在名为“7艘船，7段口述史”的展区里，7段展示普通人与海洋相关经历的短视频，勾勒出了从大航海时代直到现代社会的航海史卷。从海盗劫掠的受害者，到远洋轮船上的厨师，再到巴塞罗那港操纵龙门吊的女工，无名小人物的经历，却折射出一个个时代的变局。相比于纯粹的航海技术展示，这些与海洋有关的人的命运，或许是博物馆更想传递给观众的信息。这正如展览的介绍文字所写的那样：“船舶是机器，但也有其名号、个性，甚至性格；船舶是交通工具，但也承载着故事、阅历，以及传奇。”

　　撰文·摄影/马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