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五个“一号文件”

　　“把政策搞对头，农民才有积极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8亿农民的温饱，关系到全国10亿人口吃饭的大事，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受到“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和影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公社化”，强迫“扩社并队”，大搞“穷过渡”；而“堵资本主义路”的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时起时伏，没收自留地，乱砍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席卷家家户户的猪圈、鸡笼；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林、牧、副、渔各业，经济作物都受到排挤。农民缺吃少穿，相当多的地方基本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状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他特别关注的问题。早在1977年11月，他在广州视察时，听说有的地方规定不允许农民多养鸭子，严肃地指出：“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1978年2月，他在听取四川汇报工作时又提出要从政策上解决问题，指出：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这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又强调：“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他还指出：“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在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熟悉农村情况和农业问题的胡耀邦，对农村问题也深为忧虑。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两个文件的草稿，感到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条条框框，严重脱离我国农村实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人包括一些负责干部不敢正视农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在发言中强调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视我国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来。他认为，如今发展农业，主要还是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此后不久，胡耀邦在一个会议上讲到发展农业生产时说：在我看来，这十几年之所以没有搞好，去年也进步不大，我觉得主要是政策不对头。最大的问题就是“大批资本主义”批坏了，把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破坏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分不清……在我看来，今年真正把政策扭转，生产队有了自主权，集体的和个人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没有积极性搞什么生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把这两个文件修改好，尤其是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重新改写，于1979年1月11日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全国各地农村社队讨论试行，并要求各地提出修改意见。这两个文件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开始总结多年来农业发展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要认真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纠正生产管理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文件规定了25条发展农村生产的政策措施，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因地制宜搞好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差价等等，受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说这是强国富民的好文件。文件规定了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正面触及了包干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个敏感问题。但当时毕竟尚处在拨乱反正初期，对于农村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在探索之中，以致文件中还是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后来在这年9月四中全会通过这一文件前，当时在安徽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向胡耀邦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胡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结果把“两个不许”改成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

　　促进农业结构改革，把农村经济搞活

　　1984年，是中国农业高速发展的一年。亿万农民和广大基层干部，在第三个“一号文件”的鼓舞和指引下，革新创业精神大为高涨，广开生产门路，热心发展商品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许多地方的劳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合理结合，使各种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和成长，商品生产大为发展；城乡之间互相结合、协调发展的局面也开始呈现。这一年，农村经济全面增长，令人惊喜不已的是粮食产量达到8142亿斤，人均790斤，第一次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棉花1.2142亿担，人均11.8斤，超过世界人均水平；林、牧、渔各业的增长速度更高，各种农产品的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农产品的商品率达到53%，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正在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包括乡镇企业经营的工、商、副业在内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5%，超过了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14%），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加快了。

　　不断完善和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连年丰收。胡耀邦对于发展多种经营一直是特别关注并大力倡导的。就在讨论通过第三个“一号文件”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要让农民尽快富起来，我们的政策就要积极扶持和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生产。他的意见，获得万里等许多人的赞同，在文件中多处得到了体现。会后，他去四川调查，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1983年12月26日，他在听取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政策是无止境的，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农业责任制向前发展，必然要有新的政策，用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止境的。当前，发展专业户，发展小城镇，就是个大政策。公安、粮食部门不要把户口卡得那么紧，现在时代变了，有一部分农民逐步转到集镇去，这不亚于农业责任制。这个前途是无量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促进农民富裕的一大政策。如果说农业责任制5年见了效，还要坚持下去的话，发展专业户、发展小城镇是继农业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大政策，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大政策，是生产力的又一个大解放。

　　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一般号召、发个文件就可奏效的，必须深入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84年4月上旬，胡耀邦到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访问时，注意到疏通流通渠道对于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让山区农民富裕起来至关重要。他对当地干部说，马克思讲的商品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流通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疏通流通渠道，在农村就是要加速供销社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集市贸易，发展运销、经营专业户。集市贸易是农民自己的商业，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商业网点，它不仅可以促进商品交流，活跃市场，还可以和农民的文化娱乐、推广普及科学知识、传播信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设精神文明等结合起来，因此一定要放手搞。政府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人民政府为人民，只有帮农民找生产门路的义务，没有限制人民搞生产的权力。他还援引唐朝陆贽在《陆宣公奏议》中说的“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的话启发大家，要大家看得远些，着眼于整个农村、整个国家都富起来。

　　然而，胡耀邦等领导人在考察和各地汇报中注意到，在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例如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农产品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如粮食生产区都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粮食收购部门“收不起、存不下、调不足、销不掉”；而有些紧缺的物资，作为商品的流通渠道，并不通畅，“好的变烂、鲜的变臭、活的变死”；许多地方的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还有相当大的盲目性，不能发挥地区优势，不能做到货畅其流，许多贫困地区难以改变落后面貌。

　　在丰收的好形势下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胡耀邦和万里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国家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统购统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对保障供给和稳定政局曾起过重大作用；但它也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制度，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它阻碍农村商品生产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成为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的巨大障碍。

　　胡耀邦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讨论农村工作时，几次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人们把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农民手里有点粮食，不贩卖粮食还有什么好卖！应当允许长途贩运，应当帮助农民出卖余粮。还有一次他说：我们的国营商业粮食部门包不下来，这些农民长途贩运，为疏通流通渠道作出了贡献，他们不是二道贩子，是二郎神！

　　1984年12月，一年一度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照例举行。两个月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主持会议的万里在题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长期物资匮乏，不得不沿用战争年代供给制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人们脑子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似乎搞经济工作就是“统”，结果越统东西越少。如果我们能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发挥社会需要对社会生产的重大推动作用，市场就会搞活，东西不是越卖越少，而是越卖越多。他进一步指出，过去我们粮食是统得最死的，“一号文件”开了口子，在完成统派购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多渠道经营，结果国家收购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他说，应当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万里的讲话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有些地方的干部说，中央想到农民心坎里去了。但是许多地方的负责干部担心这样是不是会乱了套？有的担心如果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农民就会弃农经商，无人安心务农，导致天下大乱。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与此相适应，就要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总之，要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

　　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经过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批准，于1985年1月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中发［1985］1号”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深化农业经济改革

　　198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在连续6年大幅度增产之后，骤然下降了500多亿斤。其原因是复杂的。但那些原本不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人，这时纷纷指责农村的改革，他们还担心闹粮荒、“粮价要飞涨”。

　　这个减产的苗头，胡耀邦是先已觉察到了的。他在各地调查考察中注意到，粮食的连年增产，农业产值的大幅度上升，使得不少人盲目乐观起来，以为我国农业基本上过关了，有些地方出现了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于合同定购的粮价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感到种粮吃亏，埋怨定购合同是“不平等条约”；现在不愁粮了，缺的是活钱，于是热衷于搞工副业，而嫌种粮、种棉费力大、成本高、收益小，结果马虎糊弄，大田甚至撂荒了。因此在1984年冬，他和有关同志商讨农村工作时提出，在制定第四个“一号文件”时要重申“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要求各地继续全面贯彻。1985年年初，他在中南海对来自河北保定的地县委书记们的讲话中说：我国农业的发展，应当向着种植、养殖、加工一条龙的方向发展。开头的是种植业，首先是粮食种植，无论是主粮、杂粮，都不可忽视，都要增产；另外就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样不可忽视。中间是养殖业，把种出来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转化为饲料，转化成为猪、牛、羊、禽的饲料。尾巴是加工业，把种植和养殖的产品拿来进行不同深度的加工。他指出，如果我们忽视种植、养殖、加工一条龙，而是一股劲地都去搞工副业，那么不要多少年，我们的农业可能要萎缩下去，这在某些经济发达国家已有教训。他们到一定时候就没有多少人搞种植、养殖。所以要把这个问题预先提出来，以免贻误。但是他的讲话一时难以扭转忽视种粮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粮食减产了，应当怎么办？胡耀邦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什么毛病，也不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乡镇企业的方向错了，而恰恰是改革的不够深入和不够彻底所造成的，是在改革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决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事实上，尽管粮食减产这么多，仍能满足城乡供应的需要，根本没有什么闹粮荒或者粮价飞涨的现象出现。尽管合同收购使农民吃了亏，大多数农民也还是如数完成了。农民在连续增产的几年中，几乎家家户户都储备有相当充足的余粮；而其他作物普遍增产，多种经营得到发展，乡镇企业越办越好，使得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仍有较大提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些年农村的改革，使得我国农业经济正在沿着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方向发展，已经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综合以上基本情况，胡耀邦和有关同志研究后认为，应当让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看到：近几年农业增长的罕见速度，主要是经过改革使原有的增产潜力集中迸发的结果。但是现在我国农村的物质技术基础还相当薄弱，禁不起自然灾害；农村经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尚有不协调现象；城乡改革汇合之后，各方面利益关系有待调节。这些复杂状况汇合在一起，出现了粮食减产等问题。然而，只要把改革坚持下去，把党的各项政策不断完善和认真落实，就能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为了尽快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及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中央决定提早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1985年10月初，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万里出席会议并讲话说：有些地方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降低，但即使是这样的地方，农民总的生产积极性并不低，要求致富的积极性并不低。这是整个农村经济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农村中出现的问题，大量的和主要的是由于对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缺乏经验，从封闭的旧体制过渡到开放型的新体制，新旧体制并行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矛盾，以及人们的思想、习惯和工作方法不能在短时间内相适应这些情况造成的。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到老路上去。万里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农产品的派购制度，积极合理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他说，由于多年来上上下下已经习惯了统购的一套做法，乍一改成合同定购，不少地方把协商变成了摊派，合同书变成了任务通知单。我们不能退回到统购的老路上去，而要坚持改革，改进和完善合同定购，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出席农村工作会议的人员敞开思想，摆出农村中的各种问题，深入进行分析讨论。与会者特别对当前农村改革的基本形势如何估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认为：我国农村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今年又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成效十分显著。最主要的标志是农村经济搞活了。广大农民为适应市场需求而生产的积极性日益提高，商品经济的横向联系有所发展，一向比较薄弱的林、牧、副、渔业和加工服务业得到加强，农村正沿着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道路前进。农村经济的持续上升，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实践证明，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在对农村改革形势的认识统一的基础上，与会者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许多主张，共同的认识是：只要继续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好产前产后服务，就能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当前要特别提出“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问题，引起各级干部的高度重视，千万不能由于农业情况有了好转而放松农业，也不能因为农业基础建设期长、见效慢而忽视对农业的投资，更不能因为农业占国民经济产值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否定农业的基础地位。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力求避免出现农业停滞的现象。

　　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加以审议，认为这个文件正确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势，明确了明年深化改革的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稍加修改后，作为草稿先发下去，以利于统一各级干部的认识，及早落实增加投入、加强服务、改善生产条件等各项政策和措施。这个文件也得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后来，这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于1986年1月1日以“中发［1986］1号”正式发出，是为第五个“一号文件”。

　　连续5年发了5个“一号文件”，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但总结了亿万农民的伟大实践和创造，而且引导亿万农民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步迈进。实践已经证明，农村改革激起了亿万农民空前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使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也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方针首先在广大农村开始突破，有力地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乃至全国全面改革的进行。

　　放开眼界搞农业

　　我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让全国人民吃饱肚子，一直是千百年来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粮食足，天下安。”“有粮则稳，无粮则乱。”“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这些民谚俗语，是多少代平民百姓传诵的治家格言，也是历朝帝王将相的安邦之策。但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困囿于小农经济的农民终年劳顿，也常常食不果腹；连年频仍的水旱灾害和战争祸乱，更使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努力的目标是让全国人民吃饱穿暖，于是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基本方针。这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对于动员广大干部和人民把粮食生产放到第一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贯彻实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流于简单化、片面性，实际上形成了“以粮为纲，其余扫光”的局面。在长达20多年的时光里，一个地区粮食产量的多寡，成了检验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好坏的唯一标志，也成了衡量干部工作业绩的主要标尺。尤其是在“合作化”“公社化”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浪中，搞林、牧、副、渔成了“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种植业的棉、油、茶、麻、烟、糖、菜、瓜，则被视为“脱离计划”“挤占粮田”而遭冷遇甚至废弃；至于不顾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而开山垦荒，围湖造田，弃牧务农，毁林种粮，更是作为先进经验、成功业绩加以表彰和推广。国家和集体的农业投资，也大多用于为粮食增产的各项设施上。结果，粮食的产量虽然有微弱的增长，但林、牧、副、渔和经济作物均未有发展，油料至1976年还比1965年减少20%，棉花减少25%，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长期处于简单再生产的境地，绝大多数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辛劳度日，入不敷出。据统计，1972年全国超支农户占31.5%。

　　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增产粮食，如何使亿万农民吃饱穿暖富裕起来？这是胡耀邦一生都为之系念不已的大事情。胡耀邦从小就跟随父兄劳作在阡陌之中，父老乡亲为温饱而辛勤劳动的情景，深深铭刻在心头。然而在人多田少的我国，光靠耕耘几亩地，只能果腹不能企求其他。当年在贫苦的胡耀邦家，他的父亲为了供他上学要交学费，不得不从30里外的文家市去一担一担地挑煤到东乡的永和、古港，来挣得一点脚钱。乡亲邻里种麻、种瓜、编篾等等家庭副业，也使胡耀邦从小看到以多种经营换取活钱维持生计的门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川北，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湘潭、在陕西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时，都十分强调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但是在“左”倾思潮的统治下，“以粮为纲”冲决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多种经营同资本主义画上了等号，处处受到阻挡和压制，农村经济的路子越走越窄，百业萧条，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受到极大压抑。胡耀邦虽然竭力想要改变“以粮为纲，其余扫光”的局面，鼓励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多种经营，不要只想着人均只有几分、一亩的耕地。但是无论是在湖南，还是在陕西，尽管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由衷喜欢他的主张，却都受到一些干部的批评和抵制。

　　早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在农业生产问题的讨论和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中，胡耀邦也极力主张要放开眼界搞农业，要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在一次讨论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稿的小会上，他动情地说：我恳求你们在决议上写上两句话：“祖国大地处处是生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阳光、气候、土壤都不差，有平地，有山地，有草原，有水面，处处都是生机啊，可以搞粮食，可以搞经济作物，可以搞油料。听说青海省种油料，一亩地可以产三四百斤。许多地方可以种糖料。还有多少水面啊！我们国家的草原有43亿亩。我们的国家多么可爱，处处有生机。

　　胡耀邦说，过去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头，应当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有些问题要国家来抓，比如中央、省市直接掌握各种生产基地，粮食基地、渔业基地、油料基地、棉花基地、花生基地。比如搞粮食基地，搞友谊农场的办法，只需20万农业劳动力，一人种1000亩地，一亩地收400斤，这2亿亩地一年就可以搞800亿斤粮食。我们有了800亿斤粮食，为什么还要每年每家每户去征购，张三家20斤，李四家50斤。每年呀，12个月有8个月在忙着搞粮食，我们二十几年来就干的这个事情。说什么领导农业生产，主要的经验是向农民抓粮食，布置搞粮食。国家不搞那个基地，不搞渔业，不搞畜产品，不养牛、羊、鸡，结果只好向农民派购，你这一家搞10个鸡蛋，他那一家搞10个鸡蛋，拿了个筐筐去，搞得农民怨声载道。假使我们国家掌握了800亿斤粮食，那些个都不要，或者大部分不要，留给农民自己，留给他们养鸡去、养鸭去、喂猪去，熬糖去，行不行？公社、大队、生产队办养猪场、养鸡场，社员房前屋后种树，种苹果、养毛驴、养羊，行不行？我看行。让农民集体和个人搞多种经营，东方不亮西方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