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来自于供给侧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中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的改革进程。正因如此，中国避免了像中东欧、前苏联这样一种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于老的大规模的国有产业提供了渐进的支持。以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这是过渡转型的过程中实现的。与此同时，中国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第一，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扭曲的现象，而这个扭曲包括收入差距的增大。当初中国的收入非常低，技术和资本不足，先进技术不够。因此，中国对这些行业进行了补贴支持，保持这些行业的稳定。现在中国的收入水平提高了，过去的很多优势变成了现在的劣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腐败、收入差距加大这样的难题。正因如此，中国决定进一步扩大改革。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希望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中剩余的这些扭曲现象将最终得到结果。

　　中国已经采取了上百个相关举措，以彻底消除这种扭曲。当然，这也需要时间。即使中国执行所有计划，新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结构性问题将仍然存在。正因如此，中国必须有这样一种态度，也就是改革永远在路上。这是第一点。

　　第二，即使连续39年9%以上的增长率之下，中国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因为中国在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还大有可为。发达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即使只有2%-3%的增长，它的增产力也是非常强劲的，而中国恰恰具有后来者的优势。过去39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在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维持这样高速增长呢？答案取决于中国还存在多少后发优势，这取决于中国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研究院的研究，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中国台湾、1977年韩国的水平。这些亚洲经济体恰恰是利用后来者居上的优势，实现了连续20年的8%-9%的年均GDP增长率。因此，中国未来20年应该还具有以8%的速度增长的潜力。

　　在工业革命4.0的新的部门，这些部门的性质是周期性比较短，12个月、13个月有可能研发新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源，而中国恰恰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供给，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非常大。同时，中国在新经济方面表现出非常强劲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有信心的。中国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这样一种增长潜力是来自供给侧的。这种增长潜力到底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这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我刚才所说的国内改革，还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应对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战略恰恰是要帮助中国很好的应对外部性，类似于德国的“工业4.0”计划，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以及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系列的产业政策是类似的，中国可以实现进一步释放潜力的目标，以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不是9%那么高，也可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需要这样的增长，中国的增长对全球也是好事。

　　第三，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是相互互补的。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双赢的。这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中国的人均GDP在2017年达到864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是6万美元。根据可变价格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人均GDP的15%。用PPP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5%。对中国的工业部门来说，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低附加值的部门，而美国是高附加值的部门。贸易意味着中国可以向美国的消费者提供廉价的商品以及较低成本的中间品。中国也可以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尤其是为美国高附加值的服务提供巨大的市场。所以，这是双赢的。

　　即使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日本、韩国、德国的水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仍然是双赢的。事实上，因为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每个国家在做某一个工作的比较优势是否有专业性。只有有比较优势，就会有共赢。正因为中国、美国经济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大家也都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公司、企业也希望有更高的利润，中美之间的自由贸易恰恰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双赢的结果。

　　最后一点，中国需要为全球发展体系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很有可能中国也将在2025年左右成为高收入国家，像其他的高收入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做出贡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实现脱贫。

　　二战以后，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用来发展援助。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种发展援助的努力仍然有待于改进，因为世界上仍然存在普遍的贫困现象。中国需要问自己能不能在这方面做的更好，能不能更好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以减少贫困。根据我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的概念，自从我到世行工作以后，我一直认为经济发展是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成为服务型的经济体。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有个别发展中国家抓住了发展机遇的窗口，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制造业国的转型。比如，二战的日本、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以及1980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会成为高收入的国家，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会失去比较优势，因此可能会向其他国家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规模是很重要的。因为根据我的估计，中国可能在制造业中释放出85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其他国家获得这部分机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他们的制造业发展。

　　同时，这也是非常好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也必须要解决瓶颈问题，最重要的瓶颈是基础设施问题。有这样的理解以后，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它的“五通”当中就有合作联通。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我们再次强调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是一种合作方式，中国这样做必须遵循国际标准。正如佐利克刚刚提到的，要有良政，要有透明度、高标准，还要有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社区的合作。如果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当然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做。新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的复兴，也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共同繁荣。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