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库布里克：一生纽约客

　　“人们都觉得他很伟大。”

　　“我这一分钟可能很喜欢他，下一分钟可能想杀死他。”

　　在美国好莱坞，与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合作过的电影人，對他的评价永远是爱恨交织的。如果看一眼这位导演的工作方式，便可以立即心领神会，这位靠着16部电影就被写进世界电影史的导演，为何受到的赞扬几乎和招致的咒骂—样多。

　　那些在公开场合透露过的信息有：“他对摄影、音乐、美术了如指掌，很多工作人员都觉得自己是去执行任务的，而不是去创作。”“他经常在开拍之前，和工作人员下棋。他棋艺甚佳，希望利用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在心理和智商上的优势，在以后的工作中自然形成主宰地位。”“毫无悬念地，库布里克超支了，老板不得不加款。”“他有极为冷酷的标准，细致到不会在设施不达标的影院放映自己的电影。某次运送电影底片的时候，他亲自开车，让剪辑师在前面开一辆车护驾，这样就可以在万一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减少他所受的影响。”

　　没有一个合作者，在回忆库布里克的纪录片、书籍中表示自己曾是他的朋友。距离感、压迫感、威权感、神秘感、不安全感，这些依附在他不可思议的视觉风格之下的气质和他自身高度一致，成为了好莱坞最具争议的导演巨擘。

　　如何成为库布里克

　　1928年7月26号，库布里克在纽约在曼哈顿第二大道307号的产科医院出生。这里也是一所产科教学医院，并是他的父亲雅克·库布里克曾经学习医科的地方。“祖籍”奥地利的库布里克算是美国移民的第三代。1899年12月27日，他的祖父伊利亚斯·库布里克，从奥地利出发，带着19岁的妻子罗莎·施皮格尔布拉特，搭乘一艘名为“斯特丹姆”号的邮轮来到纽约，并在纽约东区的一条小街上以裁缝为生。

　　经过父辈的积累，库布里克已经可以享受相对优渥的童年。13岁时，库布里克从做医生的父亲手里，得到了一台格拉菲相机（Graflex Speed Graph）。这台相机可并非是给小孩子的玩具，而是一台不少美国新闻摄影记者的工作标配用机——1945年二战中著名的照片《国旗插上硫磺岛》便是战地记者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用这个系列相机拍摄的。

　　这种相机配有快镜和焦平面式快门，可捕捉到快速移动的镜头，并且通过镜头聚光，抓拍街头景象。在一部关于库布里克的传记中，这段时光被记录了下来：“得到了相机的库布里克经常穿着一件厚重的长方格羊毛短外衫，和他的小伙伴马文一起，穿梭在纽约布朗克斯街区，去寻找可供拍摄的主题。他们常去那家‘国王桥电影院，也常常光顾杰罗姆大道和国王桥大街的角落的那一家希腊饭馆。那里的特色小店卖熏鲑鱼、糖果、装在木桶里的犹太风格的咸菜，都是只花几分钱就可以买到的。”

　　库布里克自己甚至在家里弄了问暗房。在暗室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了照片冲洗的过程，看到了浮在化学药液中的特殊纸张上怎样幻化出黑白影像。这给库布里克日后的影像工作积累了最初的经验，也让他把摄影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945年4月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去世。这次历史性事件，库布里克凭借一张抓拍照片，真的踏上了职业摄影师之路。当时已是高中生的他并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学业上，更热衷于挂着相机在街头游荡。在总统去世一片错愕悲伤的气氛中，库布里克很敏感地拍下了一位表情忧伤的晨报小贩——他悲伤地坐着，手托着脸，眼睛下垂，表情仿佛在经历世界末日。而这张极易引起共鸣的面孔旁对比着的则是铺天盖地、头条写着去世信息的报纸。当时有两家媒体向他购买这张照片，他选择把这张照片卖给美国当红一时的LOOK杂志——16岁的少年赚到了第一个25美金。

　　父亲并不满意挂着相机、每天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儿子，但依然没有成功阻止库布里克沉迷拍摄。一等高中毕业，库布里克就进入LOOK杂志成为专业摄影师。

　　在之后的17岁到21岁，5年间，他为LOOK杂志共拍摄129组作品，12000多张照片。而他的绝大部分摄影作品也来自这一时期。他立足纽约，将镜头对准各行各业的纽约人：酒吧里的一排乐手；正在路边准备开工的电焊工人；在街头挽着胳膊，快乐大笑的富家太太。还有一些专题系列，比如探究纽约地铁的《纽约地铁里的生活和爱情》，在1947年3月4日被LOOK杂志用6页的篇幅刊登。

　　无论拍摄角度多么困难，库布里克都能灵活处理，拍出构图不同于寻常的照片。而在工作的后期，他受委托去拍摄一组关于“拳击手”的图片故事，拍摄对象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年轻拳手瓦尔特·卡提尔（Walter Cartier）。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库布里克挖掘了自己电影处女作的主题，拍摄了同样以瓦尔特·卡提尔为主角的纪录短片Day of the Fighf（《拳击一日》），在情节上，这部短片以一天为时间线，逐渐推进，以拳赛为高潮和结束，而其中一些拼贴镜头，用恐怖刺耳的音乐推进情节，这些库布里克后期最善用的电影元素已经在此初现雏形。

　　拍摄完这部影片之后，这个聪明而对自己想做什么有非常清晰认识的年轻人，辞去了LOOK杂志的工作，正式跨入了他梦想的电影行业。

　　一生追求“怪誕”与“神秘”

　　库布里克喜欢亚瑟·维吉·菲林格（Arthur Weegee Fellig）。

　　这位同库布里克一样热衷使用格拉菲相机在街头游荡的摄影记者，凭借着对社会题材旁人无法比拟的敏锐嗅觉，活跃于当时的美国摄影界。他本人就像一位穿梭在城市夜晚的硬汉英雄，以拍摄纽约混乱而失序的现状为生。他仿佛一部电影中的主角，活在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城市黑暗面。而日后，他也真的成为了库布里克一些古怪灵感的来源。据说，《奇爱博士》男主角奇怪的口音，正是当时的主演彼特·舍勒斯跟维吉学的，拍摄时，作为库布里克的“偶像”，维吉被允许进入片场拍摄剧照，而舍勒斯听到了他的德国口音，就挪用到了电影中。

　　痴迷维吉所记录下那份城市的复杂、罪恶和怪诞，库布里克将这种气质融入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片《杀手之吻》（Killers Kiss，1955）。这部重口味惊悚片，充满了像塑料模特工厂这样令人不适的场景，而十几年后在这些不适场景得到再次发挥，被运用到库布里克的代表作《发条橙》中。这部题材俗套，后期配音的电影，却凭借一种去好莱坞化的品质，让一些学院影评人格外留心。除了情节之外，库布里克的拍摄和剪辑技巧，令人颤栗的同时又有点黑色幽默的风格，让他名声鹊起。

　　而库布里克的研究者认为《杀手之吻》把纽约拍得很好，这跟库布里克早期在LOOK杂志工作和他被艺术史学者称为“纽约学派”街头摄影师一员有关。

　　虽然喜爱维吉，但与他粗暴而直接的闪光灯拍摄方式不同，库布里克更善于在自然光线下营造一种“偷拍”视角。在关于他的一本回忆录中记载着和库布里克一起工作过的记者小沃伦·史卡特尔的回忆：“斯坦利用一根绳子把相机挂在脖子上，相机开关藏在口袋里，自如地控制着快门。”

　　“他用一根放在袖子旁边的金属丝连接着相机的开关和快门，有了这样的装备，库布里克可以坐在纽约市的地铁里，看着左手边的一个人并和他交谈，同时把相机的镜头对准过道对面的人。他可以拍到一张妈妈正在照顾孩子的照片，而他的眼睛却看着别处。所以，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人在偷拍他们。”据说，他一直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偷拍技术，有时会把金属丝放在一个棕色的纸袋子里，通过底部的一个口拉一下就可以开动相机快门。

　　所以重新看库布里克在1940至1950年代前后拍摄的照片，那些黑暗中看不清表情的人影，被放大的怪异装束，那些异乎寻常的取景视角，可以被视为库布里克的美学“初现”——毕生对“怪诞”与“神秘”这两种特质狂热追求。

　　巨擘、迷思与争议

　　过去50年间，库布里克不可思议的视觉风格为他赢得如潮好评，而非传统的电影立意又常常会引来轻蔑的挑剔。与大多数美国导演相比，库布里克并不算多产，如果将他早期个人制作的实验性影片也算入的话，只有不到20部。

　　从1960年代开始，他成为一位职业电影导演，但在拍过几部商业片之后，便从此对此嗤之以鼻。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库布里克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最重要的4部作品的创作期：有讲述核恐瞑笼罩下战争梦魇的《奇爱博士》；改编自博纳科夫同名小说的《洛丽塔》；带有浓烈战后嬉皮士文化的《发条橙》；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史诗般描述的《2001：太空漫游》。这一系列锤锤落音的名作，让他的名字，进入了电影史。

　　库布里克用一种冷峻、客观的风格和高度的庄严感与使命感探讨了人类社会的一些宏达命题，而他的观点显然也非常悲观：人于进化、发展的历史中，于茫茫的宇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不得，最后终结于漂泊和毁灭。

　　进入1970年代到1980年代，库布里克只拍了三部影片，即《巴里·林登》《闪灵》和《全金属外壳》，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显示出他善于驾驭不同题材，掌握不同风格的能力。

　　美国电影史学家彼得·科维曾这样说：“库布里克敢于蔑视社会常规，拓展题材领域。他的每部作品都不是随时间流逝的平庸之作。而有媒体也把他与意大利的费里尼、瑞典的伯格曼、日本的黑泽明列为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四位电影导演，许多文化学者在研究社会思潮与文化现象时，也常以他的作品为分析对象。

　　1999年3月7日，在他的最后一部影片《大开眼戒》纽约首映后7天——库布里克很高兴电影的反响不错，库布里克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大师陨落，时代更迭，人们只能通过一遍遍反复观看他的电影，以及他留下来的照片，来理解他的智慧了。

　　纳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