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仲裁：美国人的噩梦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阿莱克斯·科尔文表示，强制仲裁“介乎电视剧《法律与秩序》和法制真人秀节目《法官朱迪》之间，除了没人穿（法官）长袍”。

　　阿莱克斯·贝格尔曼与瑞银（UBS）的纠纷已经沦为一场闹剧，双方围绕着燕麦能量棒的争论即是明证。那是仲裁听证会的第5天，贝格尔曼的老东家、著名金融集团瑞银的一名律师似乎嗓子出了问题。“我吃肯德能量棒时实在快了些，所有的燕麦脆都卡在喉咙里了。”这位律师说。

　　“真是啰嗦！”贝格尔曼的民权代理律师琳达·弗里德曼回答道。

　　“抱歉，琳达，让你心烦了！”律师回了一句。

　　贝格尔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困惑与愤怒的表情在脸上交织。为了他认为自己应得的100万美元，他与总部位于苏黎世的瑞银集团已经缠斗了3年。2015年，瑞银将贝格尔曼解雇，且不支付拖欠他的奖金，他遂聘请律师为自己讨要公道。但由于当初入职时签的一份仲裁协议，他被带入“公司制度”这一体系中。这里面的水很深，处理事情都是遮遮掩掩的，员工讨回公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贝格尔曼的听证会于2017年10月在下曼哈顿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之后休庭了5个月，到2018年3月，这个案子似乎要有一个像卡夫卡小说那般超现实的尾声了。

　　| 影响广泛的不平等协议 |

　　如果你在美国工作，极有可能要签署一份仲裁协议，这会让你在出现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与老板对簿公堂并获得相应赔偿。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大约有6000万美国人被此类强制仲裁协议捆住了手脚，里面有面包师、银行高级职员、工程师、灭鼠专家、护士、管道工、屋顶修理工、教师和卡车司机等。

　　“#我也是”（#MeToo）运动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强制仲裁曾被用来平息那些控诉性骚扰的声音。此后，谷歌和脸书等少数公司一致同意废除强制仲裁，不再强迫员工通过仲裁来处理性骚扰。但就工人权益来说，这并非看上去那样是一种胜利。如果你因老板克扣薪水或对你有种族歧视行为而打算起诉他，准会被这套法律体系的阴影笼罩。除了那些有过强制仲裁经历的人，没人能说得上来它到底像什么，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是否能伸张正义。

　　贝格尔曼和他的律师决定挑战一下这套体系。此前的经历让他们在义愤填膺之余，向媒体提供了1000多页法律文书副本。粗略浏览这些文件，并不会给人以“正义不彰”之感，顶多就像参加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晚宴，而宴会上的客人谁也瞧不起谁。

　　| 仲裁员睡着了？|

　　仲裁听证会正在进行中。这时，贝格尔曼的一名律师发现，负责提问的仲裁员肯·斯图尔特似乎在打瞌睡。“他就在我身边睡觉！”这位名叫马特·辛格的律师回忆，还说他手提电脑的电源线不知怎么缠住了这位被“周公”召见的仲裁员的脚。

　　对于打瞌睡一事，斯图尔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他说：“如今有些案子，证词老长老长，有时候证人会翻来覆去地说个不停。仲裁员想要一直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难度实在不小。”

　　这场听证会由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这一金融业自律组织举行。各家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向Finra缴纳费用，美国国会则赋予其监管华尔街的权利。每年Finra内部的一个委员会要仲裁数千起案子，该委员会由瑞银和其他公司的律师以及外面的律师组成。

　　Finra也聘请仲裁员，如果你想名列其中，无须学士学位或金融及法律行业的工作经历，只需拥有大学文凭、几年工作经验并通过Finra的审查，就可在线申请。薪酬是每次庭审300美元。

　　贝格尔曼一案的主仲裁员是卡伦·贝德罗希安-理查德森，曾经从事过保险工作。左右两位仲裁员甫一落座，她就问道：“二位可有什么事情想要说明一下的？”

　　“我是个盲人，”被怀疑打盹的仲裁员斯图尔特回应道，“不过这不妨碍我履职尽责。”

　　接着，贝德罗希安-理查德森要求当事双方说话大点儿声，因为84岁的斯图尔特耳朵也不太好。

　　第3位仲裁员马丁·戴勒曾是一名银行经理。

　　从这些仲裁员那里，貝格尔曼了解到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此前，他的律师写了一份报告，作为庭审开篇陈词的一部分，以说明他在瑞银的遭遇，也意味着通过这份文件，仲裁员们可以预先对这个案子有些了解。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收到这份报告，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会收不到。

　　弗里德曼对此并不感到震惊。她的斯托维尔&弗里德曼律师事务所以代理涉及劳动法的案子见长。1996年，她代理了“蓬蓬屋”（Boom-Boom Room）诉讼案，当时美邦银行的一些女职员控诉在办公室内遭受骚扰和歧视，最终让这家银行赔偿了一亿多美元，华尔街也作出反应，要求对强制仲裁作出限制——当然，这个要求没有奏效。

　　在介绍贝格尔曼的案子时，弗里德曼将之描述为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这是很多好剧本里都有的桥段。她说，瑞银对贝格尔曼在信息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持肯定态度，结果却将其辞退，且没有把本属于他的奖金发放给他，甚至还隐瞒了他应该获得的部分延期补偿金——这种工作报酬只能在未来某一时间点或某一事件发生时才会发放。

　　与弗里德曼唱对台戏的罗伊德·钦恩律师，是一家美国主流白人开办的名为“白鞋”的公司，是普士高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以代理金融公司被曝出内幕或被指有性骚扰现象的案子见长。在自己的律师不能解决问题时，各家银行就会请出钦恩这种要价不菲的律师。“这个案子很简单。”他说。如果贝格尔曼在被辞退时刚好签了瑞银要求他签的文件——对该银行免于起诉的任何文件，他应该已经拿到了延期补偿金，但不会有奖金，因为奖金是向现任员工发放的报酬。他还补充说，虽然这话听上去有些刺耳，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 贝格尔曼一案的由来 |

　　51岁的贝格尔曼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一只名为Moo的兔子居住在纽约市郊。贝格尔曼8岁时，他们家由乌克兰移民至纽约皇后区，学习刻苦的他后来就读于史岱文森高中，对于全纽约的学霸来说，该校堪称“至圣之所”。1980年代，还是一名理工大学（这所位于布鲁克林的工程院校后来并入纽约大学）在校生的贝格尔曼，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程序设计工作，这也使他后来得以进入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等大银行工作。2007年，他加入了瑞银。

　　在瑞银，他被任命为财富管理部美国分部的信息安全主管，2014年又被提拔为总经理。这是年轻的银行从业者和证券交易员都垂涎三尺的职位：在华尔街，它意味着你结交的朋友都是上流人士，战胜的对手也极有分量，并且对二者都能施加影响。收入虽不能保证买得起私人飞机，却也相当可观。

　　华尔街的“奖金季”就要到了，贝格尔曼根据上次拿到手的数额推算，自己至少可以拿46.8万美元。但他的盘算落空了。进入2015年刚两周，他收到一条信息，之后在一个星期四与一名主管会面并被告知，他是多余的，将被辞退。

　　接下来贝格尔曼得知，奖金没他的份儿。而如果想要拿到大约53万美元的延期补偿金，他必须得作出全盘接受公司决定的承诺，贝格尔曼没有答应。2007年瑞银给他的聘书中，包括一项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条款，于是在被解雇两个月后，他要求举行仲裁听证会。不过当初签的合同并没有把通过某种诉讼来解决争端的道路完全堵死，这种颇费周折的诉讼名曰“集体诉讼”，是指与他人联手向法庭提起诉讼。2016年圣诞节来临之际，他和一名前同事共同起诉瑞银，称其不向被解雇员工发放奖金的做法是违法的。为瑞银代理此案的是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子尤金·斯卡利亚。

　　去年5月，当联邦最高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作出裁决，允许雇主利用仲裁方式来阻止员工对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时，这种巧合格外引人浮想联翩。在这之前，瑞银已经依靠这个裁决，声称贝格尔曼的诉讼注定要失败。

　　| 别无选择下的选择 |

　　如果当事双方确实都想走仲裁程序，问题解决起来会比较快，花钱少且效果明显。这是瑞银要求走仲裁的理由。“仲裁为法庭所认可，是一种既公平又高效的方式。”瑞银公司发言人彼得·斯塔克说。

　　仲裁的历史悠久，至少可追溯至“所罗门的审判”，《圣经·旧约》里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母亲都说男婴是自己亲生的，可面对所罗门王“把孩子活劈成两半，一人一半”的判决时，两人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而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谁是说谎者。此外，腓尼基商人、雅典的一位暴君和马可·波罗时代的商队都有自己的仲裁系统。

　　在美国，仲裁是一个世纪前被国会赋予法律效力的。但直到最近30年，才有大量美国员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求助于仲裁。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阿莱克斯·科尔文表示，美国时下有数百万劳动者原本可能在法庭上胜诉，却被强行带到一个胜算甚小的场合，即便获胜也获赔不多。他认为强制仲裁“很不公平”且“荒唐可笑”，“它介乎电视剧《法律与秩序》和法制真人秀节目《法官朱迪》之间，除了没人穿（法官）长袍。”科尔文说。

　　有时候，贝格尔曼的诉讼过程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我希望你能好好听着，”瑞银的律师钦恩对他说，“可能你还不明白。”

　　“我明白，你是在向我提问！”贝格尔曼回答。

　　“我想再重复一遍，今天得完成对你的交叉询问。”

　　“我现在正在回答你！”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程序就是这么规定的。你明白吗？”

　　“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仲裁制度与法庭审判的巨大差异正是某些律师推崇仲裁的原因。资深金融律师史蒂文·苏弗拉斯将这种差异看作远离那些决定大案如何判决的普通人的一种方式。“谁会成为陪审团成员，经理还是员工？”他问，“是员工，对吧！开玩笑地说，员工都恨老板，这是人性使然。”在另一方面，仲裁员“通常不会那么情绪化”。

　　在苏弗拉斯看来，仲裁的另一個好处是其保密性。公众不需要知道“办公室假日派对上的幼稚行为”或每一个“表现恶劣的坏孩子”。“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不能！”

　　纽约州对此持不同看法。去年该州通过法案，不允许使用强制仲裁来处理任何性骚扰案件。几天之后，在颇具影响力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一些律师发出内部通知，告诉客户：纽约州的这一法案“牵一发而动全身”。法案通过的消息传出后，还发生了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脸书、谷歌和优步等公司，将不再强迫员工走仲裁程序。

　　“美国时下有数百万劳动者原本可能在法庭上胜诉，却被强行带到一个胜算甚小的场合，即便获胜也获赔不多。”

　　| 莫名的证人 |

　　贝格尔曼的听证会最令人难忘的插曲之一，是钦恩问他有没有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过。

　　“没有。”贝格尔曼回答道。

　　“那么，你确定自己没有在离职这件事上作过决定，对吧？”钦恩问。贝格尔曼似乎意识到了律师话里有话：钦恩是在用一种迂回的方式，问他是否在离职一事上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当然没有！”他回答说。

　　贝格尔曼希望仲裁员能听取瑞银人力资源经理的说法，结果发现那个女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银行一方的证人名单上，而不是自己这一方。现在钦恩声称不会传唤这名经理，面对弗里德曼的抗议，这位瑞银的律师表示，如果她确实很想听一下这名证人的证词，就该事先提出申请。

　　“认同！”主仲裁员贝德罗希安-理查德森说。为了节省成本和时间，仲裁体系会对听证会上的证词陈述作出限制，还会削减当事双方在听证会举行之前提交的文件数量。裁决作出之后，基本上不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

　　“对不起，就让她讲一会儿！”弗里德曼说，“她就在外面的走廊上。”“不！”钦恩斩钉截铁，拒绝传唤瑞银的这名员工。

　　不过钦恩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将证人传唤进来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银行方面的律师团队提议撤销贝格尔曼的案子。“要是奖金发给了你，就必须得雇用你。”钦恩说，“到此为止！我的话完了！”

　　弗里德曼提出的问题是，瑞银前脚解雇贝格尔曼，后脚就对其薪酬政策作出修改，这其实是种强盗行为。现在还强迫冗余人员签署不予追责的协议，否则就不发放延期补偿金，并把一些新条款埋藏在“一个又一个附录里”。

　　钦恩反驳之后，弗里德曼试图继续陈述其观点，不料遭到打断。“行了，”仲裁员戴勒说，“我们对案子已经足够了解了。”

　　稍后，钦恩代表瑞银作了最后陈词，但戴勒却不见了踪影。

　　“我对有仲裁员去洗手间时对方律师作这番陈词表示反对。”弗里德曼说。

　　翻看贝格尔曼向媒体提供的法律文书副本第1382页，你差不多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一扇门轻轻转动，戏剧性地开了，仲裁员戴勒回来了，嘴里说着“你们肯定有最新消息要跟我说”。

　　2018年5月，距贝格尔曼在会议室里最后一次与瑞银交锋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仲裁员们正式宣布了裁决结果。他们判给贝格尔曼40多万美元赔偿金，把延期补偿金也判还给他，却准许瑞银不向贝格尔曼支付分毫奖金。如今已是一家风险咨询公司老板的贝格尔曼，对于仲裁过程的不满要甚于对仲裁结果的。他说，让他感到烦恼的是这么长时间身陷一个陌生的领域，以及不知还有多少人将重蹈他的覆辙。

　　作为一名闯荡华尔街的“老司機”，贝格尔曼一年赚的钱比很多普通人一辈子赚的都多。对于很多打工者来说，“这个体系没有发挥作用。”弗里德曼说。发现仲裁过程如此“毫无意义”，让她决定不向贝格尔曼收取任何代理费。

　　在与贝格尔曼仲裁案作出判决的那个星期，优步公司迫于压力，宣布将允许包括乘客、司机和雇员在内的性骚扰或性侵受害者选择公开起诉讨回公道。

　　几天之后，一个名为“美国仲裁协会”的行业组织沾沾自喜地发布消息称：办理仲裁案件的从业者数量已经增加了10%。该报道表示：“我们期待具有积极意义的挑战，以及更大的成就。”

　　[译自美国《彭博商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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